江蘇一百歲老人，時隔60多年才突然發現：自己是中央特科重要人員

2001年11月的一個陰雨午后，上海市檔案館報告廳里燈光昏黃，近九旬的沈安娜推著一疊發黃的文件走上講臺。臺下，一個中年男子不時在本子上畫圈，他叫姚一群。誰也沒料到，一場普通的回憶講座，會把一段塵封六十多年的秘密悄悄撬開。

沈安娜講到“聯絡員ZJ”時，略微停頓，“他擅長地圖復制，行動極其穩妥”。姚一群心里一跳，父親姚子健恰好學測繪、印刷，代號兩字母也對得上。短短幾分鐘，他的思緒已飄回父親少年求學的年代。

1915年2月的宜興，小鎮街口泥濘不堪，姚家屋檐下卻常透出燭光——父母陪著十歲的姚子健識字練筆。那個年代，兵匪橫行，可老兩口認準了一個理：讀書是孩子唯一的退路。三年后，瘦高的姚子健獨自背著草紙卷去了鎮上高小，學費靠賣茶葉攢出。

1929年秋，他考入上海勞動大學中學部。滬上碼頭汽笛整夜轟鳴，校園卻熱鬧非凡，同學們常圍在報欄前議論國際風云，姚子健第一次聽到“無產階級”四個字。那一年，十四歲的他寫下日記：“世道不公，須自圖強”。誰也沒料到，這句稚嫩誓言將指向另一條暗道。

1931年“一·二八”硝煙壓到校門，課程被迫停辦，他轉學無錫私立錫鐘中學。課堂之外，姚子健最愛埋頭繪圖，他說“尺規是最聽話的伙伴”。兩年后，南京中央陸軍測量學校登載招生簡章，他毫不猶豫報考，并于1933年春成為新生里的“江蘇第一名”。

畢業證書剛拿到手，國民黨陸地測量總局就發來調令。檔案記載，他被編入印制處第三科，專門負責前線作戰圖樣。地圖在當時等同軍隊的第二只眼睛，誰掌握標注，誰就搶占先機。姚子健看似衣著光鮮，心里卻隱隱焦躁，冗繁的文牘、上司的請客條一張接一張，專業熱情被日漸消磨。

1934年冬，老同學魯自誠約他在南京夫子廟茶樓見面。“想真干點事嗎？”魯壓低聲音遞過一張車票。姚子健沒有追問。當晚列車駛向上海，他的身份自此一分為二——白日里是測量總局技士，周末則搖身成了中央特科的秘密供圖員。

最初的任務并不復雜：在原圖紙暗角留下一枚細如發絲的穿孔，作為“已復制”標記；隨后在印刷機啟動前，悄悄換上微縮膠片母版。如此一來，國民黨拿到的是正常地圖，我黨獲得的則是完整信息。姚子健常自嘲：“印錯一行字會挨罵，印對一整張敵軍陣地卻無名”。這份幽默掩蓋不了危險——一次露餡，便是牢籠或槍口。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時局驟緊。印制處大半資料轉移到武漢，姚子健也隨行。車站月臺上，他偷偷把手里的坐標草圖塞進夾克內襯，夜色里汗水直流。到漢口后，日軍轟炸逼得制圖所遷移三次，他卻利用混亂空當截獲更多機密圖冊，還把“黃河以北道路分幅圖”完整送出。組織點頭稱贊，電文只有一句：“綢繆得力”。

1938年5月，他奉調香港八路軍辦事處，從幕后走向情報歸整前線。每天面對成摞情報，他把零散數字、軌跡、橋梁長度一項項排比，終于編成《敵我兵力對比圖冊》。辦事處舊同事回憶：“他連夜核算坐標，第二天仍能面不改色地泡紅茶。”

1941年12月，香港危急。日本憲兵在皇后大道設卡盤查，一步差錯就萬劫不復。組織決定先撤離。離港前，他把全部底片封進金屬罐埋在銅鑼灣一棵老榕樹下，小聲叮囑同伴：“樹要是倒了，人也就不在了。”簡短一句，透著豁出去的味道。

抗戰勝利后，形勢急轉。國民黨內部互相猜忌，姚子健被調回南京，職位看似提升，實則置于高層視線。他依舊穩扎穩打，把地圖與情報分開遞送，直到1949年春天解放軍兵臨江寧，他所在處室自行解散，檔案就此散落。

新中國成立后，他主動申請轉業地方，被分配到江蘇省測繪局。此后四十余年，他按部就班，參加長江水位測繪、山區道路勘定，從不談舊事。熟人提及過去，他只擺手：“忙過糊涂賬，沒啥。”

保密紀律生效太久，連他本人都模糊了當年聯絡鏈條。沈安娜的講座猶如鑰匙，讓家人找到了洞開的縫隙。姚一群輾轉多地，核對密碼本、微縮底片編號，終于聯系上沈安娜的愛人——當年特科直屬領導張菊泉。兩位老戰友見面時都已白發蒼蒼，姚子健自嘲一句：“原來我給自己打了一輩子‘盲工’。”

確鑿資料上報后，國家情報部門認定：姚子健，自1934年12月至1949年4月，為中央特科情報供圖骨干，安全交付戰略地圖百余件，未出現一次泄露。那一年，他已滿百歲。消息確認的當晚，老人端起茶杯，輕輕說：“好在圖沒畫錯。”一句平淡，卻勝過萬語千言。

2018年7月12日，103歲的姚子健在家中安然離世。遺像旁擺著那本磨破的測繪手冊，封面仍能辨認“1933”三個數字。室內無人多言，只有老式繪圖儀器的金屬光芒，默默映照著那個極少為人知的隱秘戰線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