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隨口說出幾個名字，竟然被兒子上報，中央部委立刻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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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懼怕衰老，衰老意味著死亡。通常比死亡更早一步到達的是遺忘。

忘記這一生經歷過的瑣碎事，也會一次又一次記起那些對個人來講至關重要的事。

大家有沒有注意過自家老人經常念叨什么？還是認為這不過是老人的糊涂話，不用放在心上。

不過，姚一群比大部分人細心，暗中記住了父親常說的數字和名字。

在一個偶然機會下，他從別人嘴里聽到這些數字和名字，立即上報給中央。

他沒想到，由此揭開了父親的真實身份。

　為我黨傳遞情報

自1934年下半年開始，在國民黨中央陸測量總局制圖科第五股工作的姚子健，每周六都要打扮一番，乘坐從南京到上海的火車，到上海玩一趟。

他總是提著一個皮箱子，里面裝著衣服和書籍，身穿國軍的服裝，在周六晚上出發。

雖說那時候國民黨在火車站等地方派軍警盤查來來往往的行人，防止我黨的地下成員想辦法傳遞情報，趁此機會抓捕共產黨員。

但他們一看姚子健的穿著打扮，知道他是“自己人”，便不會對他進行盤查。

通常，周末早上他就抵達上海，然后在上海“晃一圈”后又乘坐火車回南京，周一到單位工作。

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

表面上看，姚子健似乎只是利用周末時間，到上海這座繁華的大都市玩樂。畢竟他每個月的工資可有28塊大洋，生活條件很不錯。

3年時間里，國民黨從未懷疑過他到上海究竟是在干什么。

其實，姚子健不是到上海花天酒地，而是向我黨傳遞情報，他是我黨潛伏在國民黨內部的一名紅色特工。

他提的箱子最里層，藏著國民黨的軍事地圖。

他知道國民黨軍警不會懷疑自己的身份，對其會放松警惕，便借此機會傳遞重要情報。

這些地圖，跟國民黨的軍事地圖密切相關。

為了獲取情報，能接收、保管絕密級地圖，姚子健特意從負責印刷的部門調到了第五股，理由是自己眼睛不好。

一旦有人來取地圖，同時會告知他們是哪支部隊的，他在一旁暗暗記下，尋找機會拿走相同的地圖。

國民黨內部腐敗，根本不會發現地圖“丟失了”。再加上他行事謹慎，一直沒有被發現。

而他之所以會加入我黨，跟一個人有關。

1933年8月，姚子健剛到國民黨中央陸地測量總局印刷地圖部門工作不久，便知道了一個重要消息——同鄉兼好友舒日信在上海，而且加入了我黨，負責情報工作。

姚子健立即找到舒日信，表示想要加入我黨，這也是他一直以來的夢想。

“九一八事變”時，他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非常不滿，想著加入我黨。

1933年初，報紙上說國民黨一測量學校在免費招學生，他看了后決定報考該學校，為加入我黨打基礎。

選班時，他清楚的認識到宣傳工作在革命中占有重要位置，而它離不開印刷，所以選擇了制圖班的印刷專業。

現在有機會實現夢想，他當然不會錯過。

當時，國民黨大力打擊我黨，姚子健不顧危險愿意追隨我黨，舒日信非常感動，將他介紹給了相關負責人。

1934年春天，他成功入黨，根據組織的指示潛伏在敵人內部。

多年來不知身份

姚子健為我黨傳遞情報多年，可一直不知道曾為中央特科工作。年紀大了，他記憶不好，嘴里時常說一些家人聽不懂的數字、名字，沒想到因此解開了身份謎團。

中央特科是我黨成立的第一個情報機構，由周總理親自領導，負責搜集情報、打擊敵人等工作。

誰知1931年中央特科負責人之一的顧順章叛變，供出了很多地下黨員的身份。

若不是我黨潛伏在國民黨的錢壯飛等同志冒險傳出情報，同志們及時撤離，我黨的損失難以估量，革命也會遭受巨大打擊。

鑒于此，中央特科的各級同志相互聯系時，都不知道對方的真實姓名，只知道他們的代號。

傳遞情報時，他們也不會有過多交流。從而避免有人不幸被捕，經不住敵人的威逼利誘叛變，供出其他同志。

像姚子健這種打入敵人內部的紅色特工，都是單線聯系，知道的對方信息就更少了。

從1934年到1937年，同他在上海接頭的是舒日信及其妻子沈伊娜。

他知道自己是在為我黨工作，不知道具體歸屬于哪個結構，也從不多問。

“七七事變”后，舒日信夫婦撤離，他想脫離國民黨，回到抗日前線，便向上級遞交了相關申請。

1938年4月，姚子健根據組織的安排，到香港情報站工作。

4個月后，他又拿著上級“小開”寫的介紹信，前往延安，進入抗大等地方學習。

之后，組織需要姚子健去哪里，他就去哪里。

他始終不知道自己曾是中央特科的一員，更不知道“小開”是潘漢年。

建國后，姚子健曾擔任電子工業部雷達局十院紀委書記等職務，堅持投身祖國建設。

年輕時，他從不對家人提起自己的過去，向他們講述曾在隱蔽戰線奮戰過。

隨著年紀不斷增長，他的記憶力越來越差，腦子也不再那么清醒。

兒子姚一群時不時能從他口中聽到一些奇怪的數字、名字，包括“舒日信、沈伊娜”等等。

他念叨得多了，姚一群記下了這些信息。

父子倆不會想到，這成了解開他身份謎題的關鍵。

因一場演講確認身份

由于隱蔽戰線工作的保密性，姚子健多年來不知自己是中央特科成員。

直到2001年因一場演講，他才被確認身份。

2001年的一天，姚一群參加單位組織的座談會。

演講人是我國著名的紅色特工沈安娜，曾以速記員的身份先后在國民黨浙江省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任職。

從1935年到1949年建國，她在潛伏了十四年。期間，她數次參與到蔣介石、白崇禧召開的重要會議中。

她和丈夫冒著極大的危險，將搜集的情報通過各種渠道傳回我黨。

革命勝利多年，沈安娜終于有機會將紅色特工的傳奇經歷講給年輕一代聽，讓他們知道革命的不容易。

這樣一位在隱蔽戰線作戰多年的特工的演講，姚一群聽得十分認真。

當沈安娜給大家講述多年前如何工作，上下級同志間如何溝通傳遞情報時，姚一群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

因為他聽到了熟悉的數字以及“沈伊娜”等人的名字，頓時覺得父親過去的經歷不簡單。

原本他以為父親在雷達部門工作，這些數字是科學方面的重要數據，人名或許是父親單位的同事，沒想到這竟然是紅色特工們傳遞情報的重要代號。

姚一群非常激動，在座談會結束后，特意找到沈安娜革命老前輩，同她說起父親常說的那些數字，也說起了沈伊娜等人。

沈安娜表示沈伊娜是自己的姐姐，舒日信是姐夫。

兩人都非常重視此事，決定要弄清楚姚子健的具體身份。

姚一群向單位匯報了父親常常念叨的數字、人名跟隱蔽戰線工作有關，引起了中央部委的注意，當即對姚子健的身份、經歷展開調查。

最終，有關部門確定姚子健是中央特科的一名特工。

當沈安娜滿懷著激動找到姚子健，他終于知曉了真相——自己是中央特科的一員。

兩人都在最美好的青春年華，抱著為國家、為黨隨時犧牲的信念而戰斗。

在那個艱難的歲月，他們想方設法通過各種方式將情報傳送出來。

年輕時他們從未謀面，不料暮年有緣相見，不勝感慨唏噓。

雖說姚子健當年不知道在什么部門工作，可他又最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他是為了黨，為了人民，為了國家和平，為了戰爭的勝利獨自在黑暗中戰斗。

姚子健與沈安娜沒見面前，找不到人訴說過去的一切，也沒人能解決他的一些疑問。

他并不是孤獨的，知道有許多緣慳一面的戰友。

盡管他們不知道彼此的姓名、甚至長相，可能只知道一個簡單的代號，可都有同樣高尚的心靈。

他們有共同的身份——地下工作者，以及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目標。

這一點，就是到了垂垂老矣昏昏沉沉之際，姚子健也沒忘卻。他始終惦記著那些情報的送達，惦記著戰友。

沈安娜亦如是。

2010年，這位我黨最杰出的秘密情報員之一的同志已經九十五歲高齡。

她幾乎忘卻了身邊的人和事，在彌留之際說的話依然和當年的潛伏工作有關。

她從沒忘記自己的職責，十四年的危險潛伏在其生命里烙印下重重的痕跡。

2018年1月12日，姚子健這位“最后的紅色特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歲。

他代替戰友們看到了如今的中國如何強大、不受壓迫與欺負，群眾生活如何幸福、安定，想必老人離開時是欣慰的。

而中國之所以能夠在群狼環伺的世界挺直腰板，靠的就是這些革命先輩們默默的付出。

我們要銘記、感謝他們，先輩們的英勇事跡將永遠流傳！

參考文獻：
103歲原中央特科戰士姚子健逝世，由潘漢年介紹前往延安 澎湃新聞 2018-01-13
無聲的功勛丨熾熱 荔枝新聞 2021-07-05
《風箏》片尾沒寫上的第12人，走了 北青政知新媒體2018-01-14
中央特科百歲功臣去世 故事不遜于《風箏》的熱血 環球人物雜志2018-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