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四入長江抗清，十九年不見家人，孤軍奮戰到死都不肯屈服！

明末的東海之濱，一位書生褪去青衫換上甲胄，二十五歲的張煌言在寧波城隍廟前投筆從戎。

那是1645年的血色黃昏，清軍鐵蹄已踏碎揚州、南京。南明刑部員外郎錢肅樂在寧波城隍廟集結義士抵抗清兵。張煌言參加了義軍，前往天臺縣請魯王擔任監國，主持抗清大局。義軍勢單力薄，無法對抗清軍，最終丟失杭州。1646年，張煌言告別家人，隨魯王退守舟山群島。這個本可以安享舉人功名的青年，終將在史冊上刻下了十九載蕩氣回腸的抗清史詩！

崇禎十五年（1642年）的鄉試考場，二十二歲的張煌言曾在騎射科目中三發連中，文武雙全的鋒芒已初現端倪。他出生于寧波的官宦家庭，父親張圭章1624年中舉，官至刑部員外郎。所以張煌言一直按照父親的道路前進，于1642年中舉。

彼時大明王朝內憂外患，朝廷特設武備科目選拔人才，張煌言不僅以《春秋》經義折桂，更在演武場上挽弓如月，箭簇破空之聲仿佛穿透了王朝末年的陰霾。當1644年北京城破的消息傳來，正在研讀《武經七書》的他將書卷重重合上，從此把書房里懸著的"致君堯舜"匾額，換成了親手刻下的"還我河山"木牌。

那一刻起，青年書生張煌言變成“抗清義士”張煌言。張煌言是除李定國外唯一一位做對了事也沒有做錯事的抗清義士。他沒能成功是因為起點太低了。三百年悠悠英雄淚，唯恨不能為公前驅，以救中國耳！

當煤山上一條素白長綾結束了明帝國的北京政權，神州大地隨即陷入混戰，京城內一年之中換了三個皇帝。在南京匆忙建立的弘光小朝廷幾乎繼承了崇禎朝的所有弊端，黨爭腐敗無一不有，割據內斗愈演愈烈，結果就是半壁江山盡數落入敵手。

1645年，多爾袞命令多鐸僅率一萬八旗兵丁，就直下江南。一路受降明朝兵丁三十八萬。馬隊還沒開到南京城外，已經擁有了四十萬大軍。

五月十五，八旗馬隊叩開南京城門，明朝養士三百年，但降清文人卻如同過江之鯽。錢謙益的一篇《降清文》“誰非忠臣，誰非孝子，識天命之有歸，知大事之已去，投誠歸命，保全億萬生靈，此仁人志士之所為，為大丈夫可以自決矣！”道盡了江南文人將佐的一身軟骨，嘎嘣脆，沒硬度。

這種情況下，逃離南京的魯王朱以海成為張名振、錢肅樂、張煌言等人供奉的對象，成立了魯王監國的“紹興政權”。“紹興政權”一度與幾乎同時在福建成立的唐王朱聿鍵政權相傾軋。而唐王朱聿鍵很快就在福州稱帝，年號隆武，這就是“隆武帝政權”。他的支持者主要是鄭芝龍兄弟。兩個政權間為了爭奪正統，甚至互相殺害對方的使者。因為朱以海始終不愿意放棄監國的稱號，導致鄭芝龍部并不愿意參與北伐，反而坐看清軍渡過錢塘江，輕而易舉地消滅了“紹興政權”。

魯王朱以海只能一路逃竄，張煌言跟隨張名振簇擁著他，躲在浙東和舟山一隅，開始了他們的游擊生涯。張煌言一直在南明小朝廷之間輾轉做官。但這官除了顛沛流離的逃命，和舍生忘死的拼殺，實在沒有一點光宗耀祖的榮耀。1647年，降武皇帝殉國，永歷皇帝即位，成為南明正朔。同年，張煌言首次率軍討伐，開始了四入長江、以弱敵強的壯舉。

第一次進入長江。順治十年（1653年）三月，張煌言率五百艘戰船突破清軍吳淞口水師防線，首次突入長江口。他采用"月夜火攻"戰術，在崇明島北港布下鐵索陣，將清軍水師主力困于江心沙洲。四月十六日深夜，借助大潮與東南風，張煌言令三十艘火船順流而下，點燃了清軍七十余艘主力戰船，火光映紅江面三十余里。此役持續八個月，迫使清軍放棄崇明島，張煌言首次在長江口建立臨時根據地。他在給魯王的奏報中寫道："江海咽喉，已扼清虜半壁糧道。"

第二次進入長江。1654年四月，張煌言聯合張名振艦隊，率八百艘戰船再入長江。他精準計算潮汐時間，于四月十五日子夜突襲瓜洲炮臺。清軍鑲紅旗參將朱衣助倉促應戰，張煌言親率三百死士攀爬峭壁，用火藥炸毀西津渡炮臺。此役繳獲紅衣大炮十二門，生擒清軍水師副將周世臣。更令人震撼的是，張煌言在占領金山寺后，身著大明官服舉行祭天儀式，將繳獲的清軍令箭投入江中，高呼："太祖神靈在上，不肖子孫今復漢家衣冠！"此舉極大鼓舞了江南士民，鎮江民眾連夜縫制"日月旗"三千面相迎。

第三次進入長江。順治十五年（1658年）五月，張煌言第三次突入長江，此次戰略目標直指南京。他采取"虛實相間"戰術，先派偏師佯攻揚州，主力艦隊則趁夜暗渡龍潭驛。在棲霞山江面遭遇清軍江寧水師時，張煌言以改良的"連環船"戰術破敵——將二十艘戰船用鐵鏈相連，船上架設佛郎機炮形成移動堡壘，擊沉清軍戰船四十余艘。但因鄭成功主力未至，加之颶風毀船百余艘，最終被迫撤退。此役雖未克城，但張煌言在燕子磯立碑題詩"鐘山風雨起蒼黃"，清廷震動之下將兩江總督馬鳴佩革職問罪。

在張煌言計劃中，義軍應該先取得浙東和舟山，以此為基地，聯合鄭成功搶奪崇明，之后逆江而上奪取金陵，進而占據江南半壁。千里之外的李定國也認識到南京的重要性，他在湖南衡陽擊斃尼堪之后，曾計劃順江東下，在金陵城外與浙東義軍會合，兩人未曾見過面，但在戰略規劃上卻不謀而合。千里之外，英雄惺惺相惜。但是，頭三次入江作戰，張煌言統統失敗，回天乏術。不得已，只能保護魯王撤往福建，依附鄭成功。

1655年，定西侯張名振猝死，張煌言成為魯王集團的主要領袖，但抗清形勢愈發艱難，僅僅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本無法驅逐滿清。張煌言審時度勢，加強了與鄭成功的合作。張煌言與鄭成功，李自成余部“十三家”，西南地區的李定國共同守護著南明。

1658年，永歷帝派使臣抵達福建，封鄭成功為延平郡王，張煌言為兵部尚書，兩人開始聯合作戰。張煌言兵不過萬，船不滿百，但卻縱橫海上十多年，以弱敵強不落下風，在整個南明也是獨樹一幟。鄭成功一直想吞并他，強令部下陳六御接收這支軍隊。張煌言深知鄭成功實力強大，北伐大業若想成功，二人必須捐棄前嫌，建立統一戰線，一致竭力戮賊。因此，雖然鄭成功一生孤傲，很多抗清派別都不入他法眼，但是唯李定國、張煌言深為他所敬重。

第四次進入長江。順治十六年（1659年）五月的第四次長江之役，堪稱抗清戰爭最后的輝煌。張煌言與鄭成功合兵十七萬，戰船三千余艘。他提出"分兵合擊"戰略：鄭成功攻南京，自率偏師溯江而上收復皖南。張煌言的艦隊以火船突襲焚毀清軍戰船三百余艘，火光映紅江天三日不散。南京城外的燕子磯上，他扶劍遠眺孝陵方向，二十年來首次在軍帳中擺出全套明朝官服，等待那個永遠遲到的黎明。

六月十五日，張煌言率輕舟百艘突破采石磯防線，七日內連克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四府。在蕪湖城下，他令士卒高唱《滿江紅》，城中明遺老開城相迎者達數萬人。最遠兵鋒直達江西彭澤，收復三州二十四縣，長江兩岸"蓄發易服者百萬計"。江南地區出現了“父老爭出持牛酒犒師，扶杖炷香，望見衣冠，涕淚交下，以為十五年來所未見”的空前盛況。湘、魯、豫等省的義軍紛紛前來投效，江淮半壁河山為之震動。百姓簞食壺漿的歡呼聲中，這位儒將幾乎觸摸到了復國的曙光。

但鄭成功驕傲自滿，出兵前即拒絕張煌言“崇明，江，海門戶，宜先將大軍定營于此，務使大軍進退有所據。”的正確建議，繞開崇明島，直撲南京。鄭成功奪取鎮江后，中了敵人的緩兵之計，放棄了急行軍，而是坐船前往南京。當鄭成功的大軍來到南京城下時，清軍早已做好了準備。鄭成功又想保存實力，拒絕直接攻城，妄圖依靠圍困制勝，誤判了形勢，結果遭清軍梁化鳳部突襲慘敗。

鄭成功遭遇重創之后，于七月二十八日倉促撤軍，未通知張煌言，致使突前深入內地的張煌言陷入重圍。之前占領的瓜洲，鎮江等地也盡數落入敵手。張煌言孤軍深入，腹背受敵，清朝兩江總督郎廷佐讓他投降，但張煌言“拒不應”，率軍進入鄱陽湖。清軍大隊人馬尾追而至將義軍包圍，張煌言殺掉數十名清兵，突出重圍。1659年八月，清軍明安達禮部追擊至繁昌，張煌言焚毀戰船，率殘部千余人登陸無為州。途中遭霍山寨主褚良甫拒納，部隊潰散，僅余二十余騎 。清軍援兵如潮水般涌來，張煌言帶著這二十余人翻越皖南群山，草根樹皮果腹，足履浸血仍高唱《采薇吟》。在休寧山區的七天七夜血戰中，箭矢耗盡后的將士們拆下馬鞍鐵片作為武器，張煌言身中三箭仍持劍斷后，鮮血浸透的戰袍在皖南秋風中凝成鐵甲。

他剃發易服，僅攜親兵二人匿于祁門山區。途中患瘧疾"頭岑岑，汗下如雨"，得鄉民胡三兄弟相助，藏身米船渡江至建德。清軍懸賞三千金緝拿，其行蹤多次險遭告發，皆以銀錢疏通脫險 。逃亡路上，張煌言甚至藏身破廟糞池七日，與腐尸蠅蛆為伴的經歷，化作《避地》詩中"草木猶腥戰血斑"的泣血之句。當他蓬頭垢面出現在浙東海濱時，沿海漁民竟憑那雙布滿老繭卻依然執筆的手，認出了這位"海上文丞相"。經休寧、嚴州、天臺，歷時近半年徒步兩千余里，張煌言于1660年初抵達寧海海濱。此時"足履盡裂，形容枯槁"，最終在義民接應下乘漁舟返回象山懸岙島 。鄭成功雖撥部分兵力相助，但大勢已去。

鄭成功屬隆武帝舊部，張煌言效忠魯王監國政權，雙方本就存在派系隔閡。南京之敗后，鄭成功為保存實力拒絕再援浙東，甚至將張煌言視作"魯王余部"加以防備 。這種不信任直接導致張煌言在皖南陷入絕境時孤立無援。最終，鄭成功撤至廈門后轉向經營臺灣，張煌言則認為應堅守長江防線，二人戰略目標徹底分化 。

此役失敗標志南明最后一次戰略反攻終結。張煌言在《北征錄》中痛陳："延平（鄭成功）頓兵堅城，坐失機宜，致使中興大業毀于一旦" 。其逃亡路線之艱險，距離長達兩千余里，被顧誠稱為"南明史上最悲壯的千里流亡" 。

南京之戰失敗之后，東南地區的抗清大業已經走入絕境。為了徹底消滅反對勢力，清廷頒布“遷海令”，強令沿海百姓遷往內陸，目的在于斷絕百姓對明軍的供給支援。福建地區的房屋全部被燒，良田樹木被毀，百姓苦不堪言，史載:“自有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于此”“死亡載道者以數十萬計。

野蠻的政策摧毀了中國數百年以來的航海成就，直接導致了閉關鎖國。面對前所未有的困局，鄭成功于1661年進軍臺灣，這使得張煌言的處境更加艱難。他多次致信鄭成功，希望鄭成功能夠返回福建，繼續抗衡清廷，但鄭成功拒絕，理由是“臺灣未定、不宜出兵”。

張煌言為了把鄭成功的反清注意力拉回大陸，寫了一封《上延平王》書。信中稱呼國姓爺為“千古第一流人物”，贊揚國姓爺才是復興大明的“倚重者”，但多少是有點恨鐵不成鋼的意思。說現在南北人心思亂，只要你回師接著北伐，就能夠“百什名城可下矣，又何必與紅夷較雌雄于海外哉？”認為國姓爺收復臺灣是做無用功，“區區臺灣，何預于神州赤縣？而暴師半載，使壯士肝腦于火輪，宿將碎肢體于沙磧，生既非智，死亦非忠，亦大可惜矣！”收到信時，應該是國姓爺在臺最難熬的時間，沒吃沒喝還要圍攻熱蘭遮城。

而張煌言此書又有抱怨之氣，覺得鄭成功是吃飽了撐的沒事干，多少是有點打擊士氣的。張煌言甚至還覺得收復臺灣也沒有鑾用，“夫思明者，根底也；臺灣者，枝葉也；無思明是無根底矣，安能有枝葉乎？······使殿下奄有臺灣，亦不免為退步。”最后還認為國姓復臺有偷安之嫌，“倘尋徐福之行蹤，思盧敖之故跡，縱偷安一時，必貽譏千古。”這話說的挺不客氣的，就差指著國姓罵是慫貨了。

但歷史證明，二人都是中華民族頂天立地的英雄人物，不世出的豪杰義士。雖然戰略目標不同，但并不妨礙二人在歷史的青簡上封神。

1661手，順治死，年幼的康熙繼位。清廷再次啟動了攻勢，命以吳三桂為首的清兵分三路大舉進攻西南，永歷皇帝逃入緬甸，李定國率軍拼死抵抗，血戰盤山但遭遇叛徒出賣，最終功敗垂成。形勢危急，張煌言心急如焚地聯絡李自成余部的“夔東十三家”，希望他們能夠牽制湖廣清軍，但義軍受到包圍，只能自保。1662年成為命運轉折點，永歷帝在昆明遇難，鄭成功病逝臺灣，魯王薨于金門，李定國病逝于勐臘，南明最后的四柱烽煙終于相繼熄滅。

張煌言慨然長嘆，終于認為反清無望，解散了軍隊，在浙東的一個名為懸岙的小島上隱居。每日“寒蘆瑟瑟秋張樂，宿火熒熒夜讀書”。直到康熙三年，張煌言還扼守孤島，用舊朝正朔，存故國衣冠，進行精神上的堅守。潮聲里他寫下"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的絕句，將棺木置于茅屋，長劍懸于帳前，準備以文天祥的姿態迎接終局。島上最后的日子，他白天耕作芋田時總在腰間系著玉帶，夜里對著從寧波老家帶來的《文山先生全集》校注批閱，在《北征錄》手稿的頁緣寫下"此身已許滄海，再顧何惜頭顱"的注腳。當清廷的遷界令讓孤島糧絕，這個堅持給陣亡將士遺孤授課的統帥，最終不得不遣散最后二十名親兵，只留下侍童楊冠玉和參軍羅子木相伴。

1664年七月十七日夜，叛徒徐元帶著清軍攀上峭壁，燭光里奮筆疾書的將軍擲筆長嘆，從容就縛。被押解回寧波途中拒絕剃發的張煌言特意換上珍藏的明朝官服，囚車經過鄞縣蒼水街時，圍觀百姓拋擲的鮮花竟在石板路上鋪就十里素縞。在杭州監獄的四十天里，他面對浙江總督趙廷臣的勸降，用獄卒送來的紙筆寫下《答趙廷臣書》，墨跡淋漓處"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余辜"的絕筆，讓勸降的滿族官員也不禁掩面而泣。《海東逸史》稱:“北帥懼終為患，募得其故校，以夜半從山背緣籮逾嶺而入，暗中執之。”

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九月初七，公歷10月25日，杭州城弼教坊的刑場， 清軍戒備森嚴，百姓縞素嗚咽。天降大雨，杭州百姓在雨中為張煌言送行，他頭戴儒生方巾，身穿葛布長衫，這一身故國衣冠讓早已薙發的杭州百姓潸然淚下。

五人身著大明服飾，下轎緩緩走過人群，來到弼教坊，一人在另外四人的簇擁下，凜然站立于刑場中間，只見他放眼望去，西湖吳山，風景如畫卻變了顏色。

張煌言坐在地上嘆息道:“好河山，竟落得如此腥膻!”高聲誦出：“我今適五九（45歲），復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隨后引頸就戮，跟隨他的四人也一同遇難。苦心戰斗19年，他不知道南明不可救嗎？其實早在起義之初，他就知道南明王朝腐朽至極，自己不過是承“精衛之志”，效“魯陽揮戈”，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杭州弼教坊的秋風卷起落葉，四十五歲的囚徒拒絕清廷尚書之位的誘惑。屠刀落下之時，西湖畔的第三座忠魂豐碑悄然立起。鮮血浸透的青石板上，撒滿了浸透英雄鮮血的泥土。

寧波鄞縣蒼水街的舊宅仍在訴說，南屏山荔枝峰下的青松猶自常綠。三百年后人們依然傳頌著：當大明最后的孤臣坐而受刃，一個民族的氣節永遠站成了脊梁。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廷在編纂《貳臣傳》的同時，不得不為這位"前明忠烈"修建祠墓。

從此，他成為著名的“西湖三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