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之前拜登政府上臺后，推出了一系列產業政策調整措施。
《通脹削減法案》《芯片與科學法案》相繼出臺，看起來聲勢浩大。
但實際推進過程中，這些政策遭遇了重重阻力。
投資規模大幅縮水，實施進度一拖再拖，效果也遠不如預期。
這背后的原因挺復雜。
政策調整不是拜登一個人說了算，得在既有的制度框架里運行。
黨派分歧、利益集團博弈、立法程序障礙，這三重阻力像三座大山，壓得改革喘不過氣來。
能源政策在美國兩黨之間，向來是個敏感話題。
保守派議員信奉自由市場原則，反對政府過多干預經濟。
他們覺得，市場自己會調節，政府插手只會添亂。
《通脹削減法案》在國會辯論時，共和黨議員幾乎一致反對。
原本拜登政府計劃投入2.1萬億美元，最后被砍到3690億美元。
這個縮水幅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更何況，那些來自化石燃料州的議員，地區利益擺在那兒。
他們的選民很多靠石油、煤炭產業吃飯，你讓他們支持清潔能源政策，這不是砸自己的飯碗嗎？共和黨抵制清潔能源政策，逼得拜登政府不得不在氣候立法中加入化石燃料條款。
這種妥協，讓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黨派極化這些年越來越嚴重。
以前兩黨還能坐下來談談，找找共同點。
后來選區重劃、媒體生態變化，各種因素加劇了對立。
中間派議員的生存空間被壓縮，想搞妥協都難。
“重建更好法案”的遭遇就是個典型案例。
2022年中期選舉前，民主黨掌控參眾兩院和白宮，按理說是推進政策的好時機。
但喬·曼欽和克里斯滕·西內瑪這兩位溫和派民主黨參議員，偏偏投了反對票。
曼欽來自西弗吉尼亞州，那里煤炭產業是支柱。
西內瑪代表亞利桑那州，州內對大規模政府支出有顧慮。
他們的反對，讓近2萬億美元的氣候和經濟支出計劃在參議院卡住了。
無奈之下，拜登政府只能妥協。
從“重建更好法案”到《通脹削減法案》，投資規模大幅縮減，政策力度也弱了不少。
這種妥協雖然讓法案通過了，但離最初的目標已經相去甚遠。
傳統能源行業可不會坐以待斃。
他們有錢、有組織、有手段，抵制起來那是相當專業。
美國石油協會、西部能源聯盟、國家海洋工業協會，這些游說團體分工明確。
拜登宣布暫停煤炭租賃，西部能源聯盟當天就提起訴訟。
緊接著，13個州跟進訴訟，形成連鎖反應。
這種法律戰術，目的就是拖延政策實施。
游說資金的威力更不容小覷。
2021年初，油氣行業游說支出就達到5560萬美元。
2020年超過1.12億美元，2023年總支出更是達到1.2869億美元。
這些錢花在哪兒？影響決策者唄。
《重建更好法案》里，石油和天然氣補貼被保留下來。
這不是巧合，而是資金影響力的體現。
說白了，誰給錢多，誰的聲音就大。
這些利益集團的操作手法相當隱蔽。
他們散布煤炭租賃暫停會影響生產和就業的信息，搞得公眾人心惶惶。
但實際上呢？石油公司手里握著大量未開發土地和鉆井許可證，暫停租賃根本不影響他們的利潤。
行業高管私下承認暫停租賃不影響利潤，但游說團體還是持續施壓。
這種表里不一的做法，目的就是維護既得利益。
更狡猾的是，石油公司表面上塑造環保形象，說自己支持綠色轉型。
實際上呢？繼續阻礙氣候行動。
碳捕獲和氫開發被納入《通脹削減法案》，背后就有他們的推動。
這些技術能延長化石燃料的使用壽命，對石油公司來說是好事。
傳統能源行業的經濟實力，遠超清潔能源行業。
他們和立法者、州政府的關系網絡盤根錯節。
弗吉尼亞州山谷管道項目就是個例子。
這個項目曾因破壞水道和土地被罰款數百萬美元，但在《通脹削減法案》中還是獲得了批準。
化石燃料和采掘業的優惠擴大，對清潔能源轉型形成了制約。
資金、人脈、影響力，傳統能源行業樣樣占優。
清潔能源行業想和他們抗衡，難度不是一般的大。
美國的立法制度，從設計之初就不是為了提高效率。
開國元勛們為了調和利益沖突，構建了一套復雜的制衡機制。
這套機制在維護民主方面有作用，但也讓立法變得異常困難。
參議院的阻撓議事規則，是最大的障礙之一。
要通過一項法案，需要60票的絕對多數。
在黨派極化的今天，這個門檻高得嚇人。
缺乏兩黨廣泛支持的法案，基本上很難通過。
國會委員會的權力也不容小覷。
委員會可以延遲或阻止政策提案，特別是當委員會主席的優先事項和整體意愿不一致時。
這種情況下，法案在委員會階段就可能被卡住。
財政約束是另一個現實壓力。
反對赤字支出的議員，對產業政策的財政影響非常擔憂。
產業政策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但醫療保健、國防等領域也需要錢。
資源有限，怎么分配就成了難題。
《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案》在委員會審查期間，就因為資金問題頻繁修改和拖延。
最后通過的版本，投資規模和覆蓋范圍都打了折扣。
資金投入受限，產業政策想推動產業變革、實現創新突破，難度可想而知。
聯邦與州的權力博弈，也增加了政策實施的復雜性。
2023年2月，全美州長在白宮開會，商討如何最優化使用聯邦資金。
聽起來是好事，但實際操作中，各州的優先事項和聯邦目標不一定一致。
美國是聯邦制國家，各州高度自治。
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優先級，在州與聯邦層面經常有分歧。
共和黨領導的州，對《通脹削減法案》中的電動汽車和可再生能源激勵措施就很有意見。
他們擔心聯邦權力擴張，干涉州內事務。
這種分歧導致政策實施效果參差不齊。
寬帶擴張、綠色能源發展，在不同地區的進展差異很大。
有的州積極配合，有的州消極應對，甚至抵制。
國家層面的政策，落到地方就變了樣。
很顯然，立法程序的障礙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
這是制度設計的結果，也是歷史積累的產物。
想要改變，談何容易。
拜登政府的產業政策調整，面臨的是一個復雜的阻力結構。
黨派分歧讓政策共識難以形成，利益集團博弈讓改革步履維艱，立法程序障礙讓政策推進緩慢。
這三重阻力相互交織，形成了一個難以突破的囚籠。
路徑依賴的正反饋機制，讓制度慣性不斷累積。
既有的制度框架和傳統模式，形成了強大的阻礙力量。
新政策想要迅速、徹底推行，幾乎不可能。
《通脹削減法案》和《芯片與科學法案》雖然已經頒布，但實施進程一再延緩。
政策效果難以按預期速度和效果推進，這是妥協的代價。
如此看來，未來的政策調整需要在制度約束與改革需求之間尋找平衡點。
逐步化解阻力結構，而不是指望一蹴而就。
這需要時間，需要耐心，更需要智慧。
美國產業政策調整的經驗教訓，對其他國家也有啟示意義。
政策制定不能只看理想目標，還要考慮現實約束。
制度慣性、利益格局、政治生態，這些因素都會影響政策的實施效果。
搞不清這些復雜因素，政策再好也難以落地。
拜登政府的遭遇，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改革不易，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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