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密爾頓到拜登！美國產業政策200年，政府從沒真正放開過手

21世紀的美國，日子過得并不太平。

2008年金融危機把經濟打了個趔趄，制造業大量外流讓不少工人丟了飯碗。

更何況，氣候變化和新冠疫情接連暴露出一個尷尬的事實，美國的產業結構出了問題，供應鏈脆得像張紙。

工廠搬到海外，留下的是銹帶上的空廠房。

產業越來越依賴金融，科技創新反而沒了后勁。

貧富差距越拉越大，中產階級眼看著要撐不住了。

這些問題擺在那兒，誰都看得見。

拜登政府上臺后，推出了“現代美國產業戰略”。

說白了，就是要把國內產業重新搞起來，讓中產階級有活路，在國際競爭中不能輸。

這套打法聽起來新鮮，其實翻翻歷史就會發現，美國政府干預產業這事兒，從建國開始就沒停過。

1791年，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寫了份《關于制造業的報告》。

他在報告里說得很明白，美國要搞工業，政府得出錢補貼，還得設關稅保護本國企業。

這份報告成了美國產業政策的起點。

19世紀的美國學派接過了漢密爾頓的思路，繼續推動政府支持工業發展。

1861年林肯當總統后，關稅保護政策更是用得順手。

到了19世紀70年代末，美國完成了產業革命，從種地的農業國變成了開工廠的工業國。

這個過程中，政府投資基礎設施起了大作用。

先是修驛道，坎伯蘭國道連通了東西部。

接著挖運河，伊利運河讓貨物運輸成本大降。

最后是鐵路時代，鋼鐵產業跟著火了起來。

每一步都離不開政府的錢和政策。

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公司壟斷成了新問題。

政府這時候又出手了，搞反壟斷立法，成立州際商務委員會和聯邦貿易委員會。

表面上是限制壟斷，實際上也是在調節產業格局。

1929年經濟大蕭條來了，市場徹底失靈。

羅斯福推出新政，采納凱恩斯主義，聯邦政府開始大規模干預經濟。

政府花錢刺激需求，投資修路建橋，直接創造就業機會。

二戰期間，政府干預達到了頂峰。

緊急管理局、生產管理局、戰時動員局，一個接一個的機構成立起來。

戰略物資管制，軍工生產擴張，政府把經濟調度得明明白白。

這段時期的經驗，讓美國嘗到了政府強力干預的甜頭。

戰后美國放棄了保護主義，轉而推動國際自由貿易。

但在國內，產業政策并沒有停。

冷戰開始后，安全成了頭等大事。

1958年NASA成立，1958年DARPA也建起來了。

“阿波羅登月計劃”這些大項目，表面上是科研，實際上帶動了航空航天、電子、計算機等一大批產業。

之后美國搞出了一套軍民融合的產業政策。

軍事科技研發出來，轉手就能民用。

互聯網最早就是軍方項目，后來變成了改變世界的技術。

這種模式效果好，政府也樂意投錢。

軍工復合體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對美國政治經濟影響深遠。

20世紀70年代滯脹危機后，保守主義抬頭。

里根上臺推行“里根經濟學”，嘴上說要減少政府干預，實際上換了個說法繼續干預。

“產業政策”這個詞不提了，改叫各種“計劃”或“戰略”。

1982年，小企業創新研究計劃啟動。

1992年，小型企業技術轉移計劃也來了。

這些計劃名義上是支持小企業，本質上還是政府在引導產業方向。

日本半導體產業崛起后，美國坐不住了。

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直接介入，支持半導體制造技術戰略聯盟。

國家制造科學中心成立，聯邦資金投進去支持新技術開發。

說是市場主導，政府的手其實一直在。

20世紀40年代起，美國推動貿易自由化，平均關稅大幅降低。

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出來后，關稅保護更不好使了。

政府換了工具，改用政府采購、出口支持、貿易協定這些手段。

70年代后貿易逆差越來越大，美國的策略是提升出口商競爭力，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高科技產業一直是重點，星球大戰計劃、大學和大公司聯合研發、軍事科技民用化，政府支持從沒斷過。

公共風險資本計劃也搞起來了，英凱特基金就是個例子。

政府出錢投資早期技術項目，成功了企業賺錢，失敗了政府擔風險。

這種模式對產業技術創新促進很大。

石油危機后，能源政策成了重點。

政府支持頁巖氣開采技術研發，最終讓美國變成了石油生產大國。

傳統能源利益集團在這個過程中形成，能源規范也確立下來。

這些都是政府主導的結果。

翻看歷史會發現兩個有意思的現象。

一是政策制定者和主流經濟學家想的不一樣。

馬修·凱里、希西家·奈爾斯這些人，在實際政策制定中影響力很大，但他們的主張跟當時主流經濟學理論常常對著干。

二是聯邦和州在產業政策上的權力分配很微妙。

聯邦政府想集中管，各州又要保持自主性。

這種平衡一直在調整，從來沒有固定模式。

回頭看這些歷史，能得出幾個結論。

關鍵時期政府干預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

產業政策和國家安全戰略綁得很深，這是美國的傳統。

基礎設施投資對產業發展有長期帶動作用，這點從19世紀到現在都沒變。

軍民融合模式在技術創新中有獨特優勢，美國一直在用。

國際競爭壓力大的時候，產業政策就會調整，這也是規律。

拜登政府推出的三項關鍵法案，其實是在延續歷史傳統。

重視產業發展和科技創新對國家安全的意義，這是一貫的。

加強盟友合作，構建新國際經濟伙伴關系，策略上也是延續的。

復興國內產業生態和科技創新，這種使命感從漢密爾頓時代就有。

重建中產階級的目標，跟羅斯福新政精神一脈相承。

說白了，拜登政府做的事情，美國歷史上都做過，只是現在又拿出來用了。

從漢密爾頓到拜登，美國產業政策走過了兩百多年。

政府在產業發展中的角色一直在變，從顯性干預到隱性支持，現在又重新強化。

但有一點沒變，產業政策始終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

當代面臨的挑戰確實不一樣了。

供應鏈脆弱性、技術競爭、氣候變化，這些問題對產業政策提出了新要求。

拜登政府的應對方式，既是歷史傳統的延續，也是時代挑戰的回應。

美國產業政策從來不是按經濟學教科書來的。

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從建國開始就沒真正放開過。

新自由主義那幾十年，表面上說市場萬能，實際上政府該干預還是干預，只是換了個說法而已。

如此看來，拜登政府的“現代美國產業戰略”并不新鮮。

它是美國兩百年產業政策傳統的一次集中爆發，是在新挑戰面前對老工具箱的重新翻檢。

政府干預產業這事兒，在美國從來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怎么干、干多少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