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衢江沿線棚戶區搬遷：居住權與濱水生計如何獲得延續性保障？

導讀：衢江的晨霧中，連綿的棚戶區在駁船的汽笛聲中醒來。老船工趙大伯推開吱呀作響的木門，門前的石階直通江面，這里是他祖孫三代居住、也是他擺渡生涯的起點。不遠處，王嬸在臨水的吊腳樓里生起爐火，開始準備一天的小吃生意，主顧多是碼頭的工人和船民。對他們而言，“家”與“生計”是渾然一體、依河而生的存在。如今，“航運整治與濱水更新”的規劃圖覆蓋了這片區域，整體搬遷勢在必行。

補償方案可以計算他們房屋的面積，但趙大伯和王嬸們最深切的憂慮是：搬進整齊劃一的安置樓房后，我們與江河的臍帶被剪斷，賴以生存的船工手藝、臨水小生意該如何延續？法律和政策，能否在保障他們“住有所居”的同時，也為他們“業有所依”的濱水生計，鋪設一條延續的通道？

1、棚戶區居民權益的雙重維度：居住權與生計權

棚戶區征收補償，傳統上聚焦于居住權保障，核心是“住房條件不降低”。然而，對于衢江沿線這類特定群體，他們的權益具有鮮明的復合性：

居住權：對現有簡陋但具有區位便利（臨水、近工作地）住房的依賴。

生計權（濱水生計依賴）：其職業（船工、搬運工、漁業）或小生意（臨水餐飲、船舶維修、小賣部）高度依賴于濱水的地理位置、特定的社區網絡和客戶群體。搬遷可能導致其技能、經驗和客戶資源的失效，生計模式面臨崩潰。

現行《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主要針對居住權和一般經營性損失補償，對于這種“生計方式”或“職業生態系統”的延續性保障，缺乏明確的規定和工具。

2、單純住房安置的局限與生計斷裂風險

若采取“純貨幣補償+異地商品房安置”或“統一建設安置小區”的常規模式，對棚戶區居民可能造成：

生計成本劇增：遠離江河，可能導致通勤成本大增，或使基于家庭（前店后家）的小生意無法維持。

技能與資源貶值：船工、碼頭工人的專業技能在新社區無用武之地；臨水餐飲的老顧客群流失。

社會網絡解體：基于地緣、業緣形成的互助網絡被打破，增加其在新環境中的脆弱性。

因此，補償安置若只解決“住”的問題，而忽視“業”的延續，可能導致部分居民“住進樓房，生計無著”，陷入“有房住卻沒錢生活”的新貧困，違背了征收應保障長遠生計的原則。

3、構建“居住-生計”一體化保障機制的法律與政策創新

實現居住權與生計權的雙重保障，需要在補償安置方案中融入社會發展視角，進行系統性設計：

安置模式創新：從“異地安置”到“就近或功能替代安置”：

規劃“濱水生活延續區”：在新規劃的濱水空間中（如綠帶、休閑步道旁），專門規劃一片 低成本、小尺度的經營安置區，以優惠租金或產權置換方式，優先安置原棚戶區中符合條件的船民、臨水商戶，使其能繼續從事與水上文化、旅游服務相關的經營活動。

提供“生計嵌入型”安置房：在安置房設計中，考慮部分家庭的需求，預留可兼作小型作坊、家庭民宿或便民店的底層空間或特殊戶型。

補償內容拓展：設立“生計轉型與發展專項基金”：

在房屋價值補償、搬遷補助之外，從項目資金或土地出讓收益中提取一部分，設立專項基金。該基金用于：

技能培訓與認證：資助船工等參加內河船員、水上導游、安全員等轉型技能培訓，獲取新的從業資格。

創業啟動支持：對有創業意愿的居民，提供小額擔保貸款、創業指導，支持其在新環境中開設與濱水文化、旅游相關的微小型企業。

過渡性生活補助：對在轉型期間收入顯著下降的家庭，給予一定期限的生活補貼。

程序參與深化：將“生計影響評估”與“生計方案協商”納入法定程序：

在項目前期，必須進行《征收對居民生計影響專項評估》，識別不同群體的生計脆弱性和轉型需求。

在制定補償安置方案時，必須組織居民（特別是生計依賴強的群體）及其代表進行專題協商，將他們的生計訴求和設想，轉化為具體的安置選項和扶持措施，寫入方案。

文化傳承與社區重建：將部分棚戶區的物質元素（如老碼頭構件、有特色的建筑部件）和精神記憶（口述史、老照片）融入新的濱水公共空間，讓搬遷居民在物理空間上“離場”的同時，在文化認同和社會記憶上得以“在場”，增強歸屬感。

結語：衢江的整治與更新，是為了讓母親河重現生機，惠及更多市民。但這場煥新，不應以切斷另一群人與母親河世代相依的生活方式為代價。真正的以人為本，是看見并尊重每一種與土地、河流緊密相連的生存智慧。保障棚戶區居民的權益，意味著法律和政策需要長出更敏銳的觸角，去感知“居住”之外的“生計”，去度量“房屋”之外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