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死后蜀國上下哭聲一片，卻有一人狂笑不止，這人究竟是誰？

公元234年，蜀漢丞相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噩耗傳回成都，上到朝堂百官，下到街頭百姓，無不痛哭流涕，人人都在感念這位“鞠躬盡瘁”的賢相。

可就在滿城縞素的悲痛時刻，有個官員卻當眾拍手大笑，扯著嗓子喊：“蒼天有眼！諸葛亮死了，咱們蜀國總算有救了！”

周圍的百姓對他怒目而視，有人罵“忘恩負義”，有人罵他“大逆不道”，甚至有激動的百姓拿起路邊的石塊要砸他。

可這個人卻毫無懼色，依舊我行我素，仿佛自己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好事。

這個人究竟是誰？為何他敢在諸葛亮靈前如此放肆？他與諸葛亮之間，到底有著怎樣的深仇大恨，以至于在對方死后還要落井下石？

說起這個當眾狂笑的官員，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

他名叫李邈，字漢南，是益州廣漢郡郪縣（今四川三臺縣）人。

在三國亂世里，李邈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他的家族在益州卻是響當當的——

他有三個兄弟，李朝、李邵，加上一位早逝的弟弟，個個才華出眾，被當地人稱作“李氏三龍”，是益州士人的頭面人物。

可同為李家子弟，李邈卻偏偏沒能擠進“三龍”的行列。

史書記載得很直白：“唯邈狂直，不為所齒”（《華陽國志》）。

意思是說，李邈這個人性格狂妄，說話直來直去，不懂變通，因此不被世人看重，就是這種性格，也為他后來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李邈的仕途起步于益州牧劉璋時期，當時他擔任牛鞞縣長（今四川簡陽市簡城鎮），雖然官職不高，但也算兢兢業業。

公元214年，劉備率領大軍入蜀，打敗劉璋，奪取了益州。

很多劉璋的舊部要么辭官歸隱，要么轉而投靠劉備，李邈選擇了后者，被劉備任命為益州從事。

可誰也沒想到，剛投靠劉備不久，李邈就做出了一件驚世駭俗的事。

宴席上，劉備正志得意滿，和大臣們推杯換盞，氣氛熱熱鬧鬧的。

可就在這時候，李邈突然騰地站起來，當著滿殿人的面，指著劉備的鼻子就懟：

“明公和劉璋都是漢室宗親，人家把你當親兄弟，請你來幫忙打張魯，你倒好，反手就搶了人家的地盤，這事辦得太不地道了！”

這句話如同晴天霹靂，瞬間讓宴席上的氣氛降到了冰點。

劉備臉上的笑容僵住了，臉色變得十分難看。

他強壓怒火，反問李邈：“既然你覺得我做得不對，那你當初為什么不幫助劉璋抵抗我？”

面對劉備的質問，李邈毫不畏懼，直言道：“我不是不敢幫，而是實力不夠，幫不上忙罷了！”

這番對話，徹底激怒了劉備。

在劉備看來，自己奪取益州是“順天應人”，而且已經善待了劉璋舊部，李邈此舉無疑是忘恩負義。

盛怒之下，劉備下令將李邈拖出去斬首。

就在這生死關頭，剛被劉備任命為軍師將軍的諸葛亮站了出來，為李邈求情。

諸葛亮覺得李邈說話雖然沖，但也算耿直，何況益州剛平定，正是籠絡人心的時候，殺了李邈，恐怕會讓本地的士族寒了心。

正是在諸葛亮的勸說下，劉備才勉強饒了李邈一命。

按理說，諸葛亮對李邈有救命之恩，李邈應該對諸葛亮感恩戴德才對。

可事實恰恰相反，這份“恩情”不僅沒有讓李邈收斂鋒芒，反而讓他覺得自己“有理走遍天下”，日后更是變本加厲地直言進諫，最終與諸葛亮走向了對立面。

李邈與諸葛亮的矛盾，并非是一朝一夕形成，而是經過了三次關鍵的沖突，最終從“恩人”與“受恩者”變成了政治上的對立面——

?第一次沖突，便是劉備宴席上的“死里逃生”；

雖然諸葛亮救了李邈一命，可在李邈看來，自己不過是說了句實話，壓根沒做錯。

他不僅不領情，反倒覺得諸葛亮是多管閑事。

而在諸葛亮眼中，李邈雖然“狂直”，但也算是個有膽量的人，因此后來還提拔他擔任犍為太守、丞相參軍，甚至加號安漢將軍。

諸葛亮希望用官職來約束李邈的性格，讓他為蜀漢效力，可是他沒有想到，李邈的“狂直”最終竟會指向自己。

?第二次沖突發生在蜀漢建興六年（公元228年），也就是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期間。

當時，諸葛亮力排眾議，任命自己十分賞識的馬謖為先鋒，鎮守戰略要地街亭。

可馬謖卻違背了諸葛亮的作戰部署，擅自將軍隊駐扎在山上，結果被曹魏將領張郃切斷水源，打得大敗，痛失街亭。

街亭的丟失，導致諸葛亮的北伐大計徹底破產，不得不率軍撤回漢中。

回到漢中后，諸葛亮為了嚴肅軍紀，決定按照軍法處死馬謖。

就在這時，李邈卻站了出來，再次直言進諫。

他引用歷史典故，對諸葛亮說：

“當年秦穆公赦免了戰敗的孟明視，最終稱霸西戎；楚成王殺死了戰敗的子玉，結果楚國兩代都沒能興盛起來。現在天下未定，正是用人之際，殺了馬謖恐怕會讓將士們心寒啊！”

李邈的這番話，聽著好像有道理，實則正好戳中了諸葛亮的痛處。

諸葛亮心里清楚，馬謖丟了街亭可不是小事——不光折損了兵馬，更錯過了北伐最好的機會。

而且，馬謖違背軍令，不殺不足以服眾。

李邈的勸諫，在諸葛亮看來，不僅是對軍法的漠視，更是對自己決策的質疑。

因此，諸葛亮沒有聽從李邈的建議，堅持處死了馬謖。

同時，諸葛亮也對李邈的“狂直”感到厭煩，下令將他遣返回成都，不再讓他跟隨自己北伐。

也正是這次事件，讓李邈對諸葛亮心生怨恨。

他覺得諸葛亮是“剛愎自用”，不聽勸諫，而且公報私仇，因為自己反對他就把自己趕出北伐軍。

而在諸葛亮眼中，李邈是“不識大體”，分不清輕重緩急，只知道逞口舌之快。

隨后，兩人之間的裂痕，從此也越來越深。

?第三次沖突，也是最根本的沖突，在于政治理念的分歧。

李邈是土生土長的益州人，他的想法和諸葛亮代表的“荊州集團”，壓根不是一路。

在他眼里，蜀漢就該守著益州這塊地盤，讓百姓好好過日子，休養生息，別年年打仗——

北伐一次就耗一次的錢糧兵馬，益州的家底快被掏空了。

當時的益州，雖然是“天府之國”，但經過連年戰亂，人口銳減，經濟衰敗。

諸葛亮為了實現“興復漢室，還于舊都”的理想，先后發動了六次北伐，而且每次北伐都需要征調大量的兵力和糧草，這讓益州百姓不堪重負。

李邈作為益州本土人士，親眼看到家鄉的青壯年接連被征召入伍，田地荒蕪，無人耕種，百姓生活困苦，心中十分不滿。

他認為，諸葛亮的北伐是“窮兵黷武”，是在把蜀漢推向滅亡的邊緣。

可諸葛亮不這么想，他覺得北伐是蜀漢的“立國之本”。

咱們既然是漢室正統，就必須打回中原去，收復失地，否則就會失去人心，最終被曹魏所滅。

而且，諸葛亮深知蜀漢的國力遠不如曹魏，如果不主動出擊，等到曹魏發展壯大，只能坐以待斃。

因此，即便多次北伐失利，諸葛亮也沒有放棄，而是堅持“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這種政治理念的分歧，讓李邈對諸葛亮越來越不滿。

他覺得諸葛亮是在“獨斷專行”，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不惜犧牲益州百姓的利益。

而諸葛亮則認為，李邈是“鼠目寸光”，只看到眼前的利益，看不到長遠的危機。

兩人之間的矛盾，已經從個人恩怨上升到了政治路線的對立。

蜀漢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這個消息讓李邈壓抑多年的不滿徹底爆發了。

他認為，諸葛亮的死是“蒼天有眼”，蜀漢終于可以擺脫諸葛亮的“暴政”，停止北伐，休養生息了。

于是，他不顧舉國哀悼的氛圍，當眾狂笑，高呼“蒼天有眼，蜀國有救了！”

在奏疏中，李邈用極其尖銳的語言詆毀諸葛亮，他寫道：

“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

亮身杖犟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

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當年漢朝的呂祿、霍禹（都是權傾朝野的外戚，后來被漢宣帝誅殺）未必真的想反叛。

漢宣帝也不是喜歡殺大臣的君主，只是因為臣子權勢太大，讓君主感到威脅，才引發了禍亂。

諸葛亮手握重兵，對朝廷虎視眈眈，自古以來，五種有權勢的人不能讓他們駐守邊疆，我一直為國家感到擔憂。

現在諸葛亮死了，國家宗室得以保全，西方的戰事也可以平息，實在是值得全國上下慶祝的好事！

大家說說看，李邈的這道奏疏，是不是可以稱為膽大包天——

他不僅把諸葛亮比作呂祿、霍禹那樣的亂臣賊子，還明目張膽慶祝諸葛亮的死，這在當時，妥妥的是大逆不道。

更要命的是，他完全忘了劉禪有多敬重諸葛亮——

劉禪一直把諸葛亮當做親爹一樣，相父去世，他正哭得撕心裂肺，李邈這道奏疏，簡直是往他的心口上捅刀子。

果然，劉禪看完奏疏當場就炸了——

他怎么也沒想到，自己正悲痛欲絕的時候，居然有人敢這么詆毀相父！

劉禪二話不說，直接下令把李邈扔進大牢，沒多久就判了死刑，就這樣，李邈因為自己的“狂言”，斷送了自己的性命。

很多人覺得，李邈的死完全是咎由自取，他不該在舉國哀悼的時候公然詆毀諸葛亮。

他在書中評價李邈“漢南哽哽，逃巹其守”，言語中充滿了同情。

歷史學家任乃強也認為：

常璩在《華陽國志》中，對犯罪被殺的人一般都不予評贊，目錄中也不會收錄，唯獨評贊彭羕和李邈二人，這說明常璩認為二人死的冤屈。

那么，李邈的死真“冤屈”嗎？

在我看來，一點也不冤，李邈的死，既有性格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更有時代的原因——

?從性格上來說，李邈的“狂直”是他致死的直接原因。

他說話不分場合，不計后果，總是想什么說什么，根本不考慮別人的感受。

在劉備的宴席上，他直言不諱地譴責劉備，差點被殺；

在諸葛亮要殺馬謖的時候，他又貿然進諫，被遣返回成都；

諸葛亮死后，他更是公開慶祝，上疏詆毀，最終激怒了劉禪。

這種“狂直”，在太平盛世或許還能被當作“忠臣直言”，但若是處在亂世之中，尤其是在蜀漢這樣的小政權里，無疑是致命的。

?從政治上來說，李邈的死是蜀漢派系斗爭的犧牲品。

蜀漢政權內部，一直存在著“荊州集團”和“益州集團”的矛盾。

諸葛亮作為“荊州集團”的核心人物，雖然一直致力于調和兩大集團的矛盾，但在政治路線和利益分配上，還是偏向于“荊州集團”。

李邈作為“益州集團”的代表人物，他的上疏不僅是對諸葛亮個人的詆毀，更是對“荊州集團”政治路線的否定。

劉禪雖然性格溫和，但他也深知“荊州集團”是蜀漢政權的根基，殺了李邈，既是為了維護諸葛亮的聲譽，也是為了安撫“荊州集團”的情緒，穩定政權。

?從時代上來說，李邈的死是歷史的必然。

在那個“君為臣綱”的時代，臣子必須絕對服從君主和上級。

諸葛亮作為蜀漢的丞相，權傾朝野，深受劉禪和百姓的敬重，李邈如此公開詆毀他，無疑是挑戰當時的政治倫理和社會共識。

即便李邈的某些觀點有一定的道理，比如反對北伐、主張休養生息，但他表達觀點的方式太過于極端，必然會遭到當時社會的唾棄。

千百年以來，關于李邈的評價一直存在著巨大的爭議。

有人認為他是“忠臣”，敢于直言進諫，為了益州百姓的利益，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

也有人認為他是“奸佞”，忘恩負義，公報私仇，詆毀忠臣諸葛亮，死有余辜。

那么，我們又該如何客觀地評價李邈呢？

?首先，李邈并不是一個“奸佞”之人。

看李邈這輩子的所作所為，他雖然性格狂妄，但真沒做過什么禍害國家的事。

他反對劉備奪益州，是覺得劉備做事不地道，對不起同宗的劉璋；

他反對諸葛亮殺馬謖，是擔心殺了馬謖，會讓前線的將士們寒心。

他反對諸葛亮北伐，是因為他覺得北伐消耗了益州的國力，讓百姓生活困苦。

這些觀點，雖然有些偏激，但都源于他對蜀漢政權的關心，只是他表達觀點的方式不對而已。

?李邈也算不上一個“忠臣”。

真正的忠臣，應該是“先國家之急而后私仇”，為了國家的利益，不惜犧牲自己的個人恩怨。

而李邈卻因為與諸葛亮的個人恩怨，在諸葛亮死后公開詆毀他，這種做法不僅不利于蜀漢政權的穩定，反而會引發內部的混亂。

而且，他把諸葛亮比作呂祿、霍禹這樣的亂臣賊子，也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諸葛亮一生“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從未有過謀反之心，這是歷史公認的事實。

李邈的這種說法，無疑是對諸葛亮的詆毀和污蔑。

在我看來，李邈倒更像是個“悲劇的理想主義者”。

他有自己的政治想法，盼著蜀漢能守好家園，讓百姓過上安穩日子；

他也有自己的做人準則，覺得做人就得光明磊落，有啥說啥。

但他卻生錯了時代，也選錯了表達方式。

在那個亂世之中，需要的不是“狂直”的忠臣，而是懂得變通、顧全大局的能臣。

李邈的“狂直”，不僅沒有實現自己的理想，反而讓自己成為了歷史的笑柄。

而且，李邈的觀點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

他只看到了北伐對益州的消耗，卻沒有看到北伐的戰略意義。

當時的蜀漢，國力遠不如曹魏，如果不主動出擊，等到曹魏統一北方，積蓄足夠的力量，蜀漢只能坐以待斃。

諸葛亮的北伐，雖然消耗了益州的國力，但也牽制了曹魏的兵力，為蜀漢爭取了生存的時間。

從長遠來看，諸葛亮的北伐是必要的，只是李邈沒有看到這一點而已。

另外，李邈忘記了諸葛亮對他的救命之恩，如果不是諸葛亮在劉備面前為他求情，他早在公元214年就已經死了。

可他不僅不感恩，反而在諸葛亮死后詆毀他，這種做法無疑是“忘恩負義”。

即便他與諸葛亮有政治分歧，也不應該用這種極端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李邈的故事，雖然只是三國歷史中的一個小插曲，但卻給我們帶來了很多深刻的啟示。

?首先，性格決定命運。

說到底，就是李邈這“又狂又直”的性子，讓他在官場上栽了一次又一次跟頭，最后把小命都搭進去了。

放到咱們現在的生活里，這事兒也給我們提了個醒：

說話做事得看場合、掂輕重，不能由著性子來，圖一時嘴快，傷了別人也害了自己。

有時候，適當的變通和妥協，并不是懦弱，而是一種智慧。

?看待問題要全面。

李邈之所以反對諸葛亮北伐，是因為他只看到了北伐的負面影響，而沒有看到北伐的戰略意義。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看待問題也應該全面、客觀，不能只看到事情的一面，而忽略了事情的另一面。

只有這樣，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決策。

?再次，要懂得感恩。

諸葛亮對李邈有救命之恩，可李邈卻忘恩負義，最終遭到世人唾棄。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應該學會感恩，感恩父母的養育之恩，感恩老師的教誨之恩，感恩朋友的幫助之恩。

只有懂得感恩的人，才能贏得別人的尊重和信任。

?最后，時代造就英雄。

諸葛亮之所以能夠成為千古傳頌的忠臣，是因為他順應了時代的潮流，為了“興復漢室，還于舊都”的理想，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

而李邈之所以成為歷史的悲劇，是因為他的理想與時代的潮流相悖，他的表達方式也不符合當時的社會共識。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應該順應時代的潮流，根據時代的變化調整自己的理想和目標，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李邈的故事已經過去了近兩千年，但他的悲劇，到現在還值得我們深思。

在那個戰火紛飛的三國亂世，李邈用自己的命，活生生演了一出“性格決定命運”的戲碼。

而諸葛亮則用自己的一生，為我們詮釋了什么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忠臣。

這兩個人物，就像硬幣的兩面，一面是悲劇，一面是傳奇，共同構成了三國歷史的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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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史料：

1. 陳壽《三國志·楊戲傳》注引《華陽國志》

2. 常璩《華陽國志·卷十》

4. 裴松之《三國志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