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58歲老人來到原二十四軍軍長墓前：爸爸，這是我第一次叫你

“爸，我來接您回家。”1983年4月5日凌晨，河北阜平的山風裹著寒意，58歲的萬延禎在烈士陵園低聲開口，聲音發顫卻異常堅定。守墓老人在一旁默默垂首，他知道，這句遲到半個多世紀的呼喚，是兒子對父親的第一次也是最艱難的一次稱呼。

很多人不明白，為什么一個年過半百的男人，直到今天才敢喊出這兩個字。答案要從1902年說起——那一年，寧夏固原萬家堡子迎來一個男嬰，取名萬錫紱，字季璽。后來，他叫赫光。名字一換，命運也跟著改寫。

年少時的赫光讀書、習武、行俠仗義，留給鄉親的印象是“有主意的娃”。1924年，他以優異成績從洛陽講武堂畢業，被吳佩孚任命為迫擊炮營營長。軍中浮華并沒有讓他迷失，反倒讓他看清軍閥混戰的荒誕。他暗暗給自己立下一條規矩：這輩子要干一件真正頂天立地的事。

1925年五月初七，他悄悄背起行囊，和懷孕的妻子、白發父母道別，一頭扎進北伐洪流。很多年后，萬家堡子老人回憶那天的場景，還會嘆一句：年輕人走得快，連塵土都沒落下。誰也想不到，這一走，就是永訣。

高桂滋部改編動蕩，蔣介石清黨屠殺，赫光選擇在暗夜中點燈——搞兵運、發展地下黨員。他知道，真正的勝算不在于暫時的官階，而在于同袍心里那一點火星。1931年夏，機會來了。經過周密策劃，平定兵變打響。那一晚的槍聲劈開悶熱的山城，也炸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四軍”的紅旗。赫光被推舉為軍長，面向千余名戰士，他只說了兩句：“紅旗舉起來，就不能倒；倒了，我賠命。”

命，果然賠上了。僅僅一個月后，他在法華村遭“投誠”假象誘殺。臨危時，他拔槍還擊、越墻突圍，腿上中彈仍不言棄。最后倒在碾盤旁，血跡染紅石縫。村民悄悄把他和犧牲戰友合葬，連夜填平土坡，連墓碑都不敢立。那一年，赫光二十九歲；他未曾見過剛出生五個月的兒子。

痛苦最深的人，是妻子李季芬。她把真相埋在心底十三年，直到1938年才首次告訴萬延禎：“你父親是紅軍軍長，為國捐軀。記住他的名字，別急著流淚，先把書念好。”一句話，像釘子一樣釘進少年心里。

新中國成立后，萬延禎當過老師，也下過放映隊。身份是“萬家堡子地主后代”，日子并不輕松。他理解組織的疑慮：父親改名犧牲，檔案缺失，口口相傳的故事不足以證明血緣。他能做的，只是一封信接著一封信。西安《群眾日報》、西北局秘書處、固原縣民政科、河北阜平民政科，《人民日報》……能想到的門，他全部叩過。回信不算少，卻始終停在“年代久遠，證據不足”這行字上。

有意思的是，越是碰壁，他越覺得這事非做不可。1979年，他托人從阜平帶回一份《革命烈士英名錄》，上面寫著：赫光，1931年8月11日犧牲，籍貫——空白。就差這半行字，像釘子又一次卡住他。

轉機出現在1983年。固原縣民政科兩名干部愿意陪他去河北驗親。萬延禎帶著父親唯一的黑白照片，踏上似乎沒有終點的火車。剛到阜平，他就問：“顧昌華還健在嗎？”這名字只在母親口中聽過，當年是父親的警衛員。如果此人存在，真偽立見。

令人振奮的是，顧昌華真的在。老人接過那張發黃的照片，手抖得按不住，眼淚啪嗒落到相紙上：“這是赫軍長！錯不了！”他一句“軍長”，就像鐵證。隨后，法華村當年抬尸的張承先老人也認出了照片，“你父親倒在碾子邊，我親手幫他合眼。”

兩位老人聯名作證，河北、寧夏兩地民政部門同步補檔，一張烈士證明書終于蓋章：赫光，原名萬錫紱，寧夏固原人。半個世紀的拼圖，總算補上最后一角。也正是在這天，萬延禎站在陵園，第一次喊出“爸爸”。

從此以后，清明時節，陵園總能看到萬家后輩的身影。有人問他圖什么，萬延禎笑得像孩子：“母親走前只求一件事——讓父親回家。我先替她來看看路。”話不多，卻擲地有聲。

值得一提的是，固原楊郎村因為這段紅色記憶，與山西盂縣路家村鎮締結友好，兩地干部隔年互訪。當地中學把“赫光事跡”寫進校本課程，每到周五放學，操場上總能聽到學生激情朗誦：“紅旗舉起來，就不能倒！”

如今，赫光的八位重孫中，七人完成大學學業，有醫生，有教師，也有通信工程師。萬家堡子舊墻上的彈痕仍在，卻被粉刷得干干凈凈。夜里亮著路燈，孩子們在巷子追逐。走進院落，能看到一塊石碑，上面刻著一句話：不求聞達，但愿無愧。

歲月翻篇，故事沒完。陵園松柏依舊，山風還是那個味道。只是，再沒有人需要等五十二年，才敢開口叫一聲“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