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開春,仗打到這個份上,整個中原野戰軍(很快就要叫第二野戰軍了)上下都憋著一股勁。
淮海那一仗打完,隊伍從大別山出來時的那股子疲敝勁兒一掃而光,兵強馬壯,槍炮锃亮,幾十萬大軍就等著一聲令下,沖過長江去,把老蔣最后的家底給掀了。
大軍要渡江,就得重新整編。
原來的“縱隊”番號太亂,得改成正規的“兵團”。
這兵團司令的位置,可不是鬧著玩的,那是統領十幾萬人的帥印。
消息一傳出來,底下的人都在悄悄議論,看這幾頂萬眾矚目的帥盔,最后會落到誰的頭上。
沒過多久,野戰軍司令部(簡稱“野司”)的任命下來了:第四兵團司令陳賡,第三兵團司令陳錫聯,第五兵團司令楊勇。
這名單一公布,大部分人都覺得理所應當。
陳賡老爺子,黃埔一期,資歷擺在那兒,誰都得叫聲老大哥;陳錫聯是劉鄧的心腹愛將,年輕能打,腦子活;楊勇穩重,指揮一縱也是戰功累累。
可偏偏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有人不服氣。
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猛將,直愣愣地就沖進了野司,點名要找劉伯承司令和鄧小平政委,他要當面問個明白。
這個人,就是六縱司令員,人送外號“王瘋子”的王近山。
要說王近山這人,那是渾身長滿了膽。
敢這么干,不是愣,是他覺著自己腰桿子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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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在哪兒?
戰功。
解放戰爭這幾年,他手底下那支中野六縱,是公認的野戰軍頭號主力,一把最鋒利的尖刀。
從定陶戰役硬頂著壓力吃掉國民黨整三師,到后來千里躍進大別山,再到襄樊戰役掏了康澤的老窩,哪一場硬仗、險仗,少得了他王近山的身影?
他打仗那股子瘋勁,一旦上來,九頭牛都拉不回來,但也正是這股瘋勁,讓敵人聽到“六縱”兩個字就腿肚子發軟。
在王近山自個兒看來,論戰場上見真章的本事,他對著楊勇,心里是一百個不怵。
他覺得自己的六縱和楊勇的一縱都是王牌,打的仗不相上下,甚至自己的部隊在攻堅拔寨上更有特點。
既然打仗的能耐差不多,憑啥楊勇能當兵團正職司令,自己就只能當個兵團副司令?
這口氣,他咽不下去。
他風風火火地闖進劉鄧首長的辦公室,把心里的想法竹筒倒豆子一樣全說了出來。
劉伯承和鄧小平聽完,沒發火,也沒批評他。
兩位首長反倒是和風細雨地給他做工作,說兵團副司令的崗位也很重要,你的勇猛是全軍的財富,要繼續發揚。
王近山雖然一肚子話,但在兩位老首長面前,也發作不出來。
談話結束,他準備走的時候,鄧小平政委叫住了他,不輕不重地說了一句:“近山同志,以后在團結同志方面,要多向楊勇同志學習。”
就這么一句話,像冷水澆頭,讓王近山心里咯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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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才品出點味兒來:原來問題不出在打仗上。
劉鄧首長考慮的,早就不是一場戰斗的輸贏了。
1949年,戰爭的性質變了。
以前是生存之戰,是怎么在敵人的圍剿中活下來,打贏一場仗就能喘口氣。
現在是決勝之戰,是摧枯拉朽,是接收和管理一個國家。
兵團司令,不光是要會打仗的“將才”,更得是能統籌全局、團結各方、處理復雜問題的“帥才”。
我們把這三個新任命的兵團司令掰開來看看:
陳賡,第四兵團司令。
他的位置幾乎是鐵定的。
黃埔軍校出來的,根正苗紅;紅軍時期就是高級干部;解放戰爭里,他帶著陳謝兵團是長期獨立作戰的,兵團架子本來就完整,戰斗力強悍得沒話說。
論資歷、論戰功、論手下部隊的實力,這個兵團司令,他不當誰當?
陳錫聯,第三兵團司令。
他是劉鄧大軍一手栽培起來的嫡系,從紅四方面軍時期就跟著部隊。
他不僅敢打敢沖,而且對上級的戰略意圖領會得特別快,執行得特別堅決。
讓他當司令,能確保整個兵團像一根手指一樣,指向哪兒打到哪兒,絕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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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還有個熱門人選是陳再道,但最后還是選了更年輕、大局觀更好的陳錫聯。
楊勇,第五兵團司令。
這就是解開王近山心結的關鍵了。
楊勇這個人,最大的特點就是“穩”。
他指揮的一縱,作風頑強,紀律性極強,打仗從不冒進,但一旦咬住敵人,就絕對不松口。
更關鍵的是,楊勇的性格。
他為人謙和,不張揚,顧全大局,跟誰都能合作得來。
一個兵團下面好幾個軍,軍長們個個都是身經百戰、脾氣不小的戰將,要讓這幫人服你,光靠打仗厲害是不夠的。
你得讓他們從心里敬你,愿意聽你的。
這種捏合隊伍的本事,就是鄧小平說的“團結同志”,是一種看不見的戰斗力。
王近山是矛,鋒利無比,銳不可當。
而楊勇呢,既是能攻堅的矛,也是能穩住陣腳的盾。
接下來要渡江,要進軍大西南,面對的是全新的地理環境和復雜的社會情況,一個穩健、團結的領導班子,比一個充滿個人英雄主義的猛將要重要得多。
劉鄧的意思很明白:近山啊,你的勇猛是寶,但要當一個統帥十幾萬人的“大家長”,你身上那些個人英雄主義的棱角,還得再磨磨。
其實,王近山這趟“請纓”,從一開始就沒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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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就在二野的將領序列里,有兩個人的沉默,已經替劉鄧首長回答了他的問題。
這兩個人,論資歷、論戰功,都排在王近山前面,這次同樣沒當上兵團司令,可人家一句話都沒說。
第一個,是王宏坤將軍。
這可是王近山的老領導、老上級。
王近山打出赫赫威名的六縱,其前身部隊的首任司令就是王宏坤。
時間倒回1946年,中原部隊剛組建,正是王宏坤主動向劉鄧建議,說王近山年輕,打仗有股沖勁,比自己更適合指揮這支主力部隊。
他自己呢,甘愿退下來,負責后方根據地和部隊整訓的工作。
論資歷,1933年王宏坤在紅四方面軍當軍長的時候,王近山還只是個師級干部。
無論是革命履歷,還是對王近山個人的提攜之恩,王宏坤的分量都遠不是王近山能比的。
這次整編,這位老將軍被任命為湖北軍區第一副司令員,他二話不說,欣然領命。
老領導都沒說話,你王近山還有什么可不平的?
第二個,是陳再道將軍。
陳再道也是紅四方面軍殺出來的名將。
1935年,他接替許世友當紅四軍軍長,那可是紅軍的主力軍。
整個解放戰爭,陳再道幾乎打滿全場,從中原突圍到挺進大別山,功勞簿上寫得滿滿當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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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兵團司令的人選上,陳再道本來呼聲很高。
可最后,上級選了他的老部下陳錫聯,理由是陳錫聯更全面,更有發展潛力。
面對這個決定,陳再道心里就算有想法,也完全服從了組織安排,高高興興地去當了河南軍區司令員,負責鞏固新解放區的后方。
王宏坤和陳再道,這兩位紅軍時期的老軍長,用自己的行動給全二野的將領上了一課,也等于間接告訴了王近山:什么是大局,什么是紀律。
跟他們比,王近山的資歷確實還差著一截。
這場“請纓”風波,對王近山來說,不是一次丟人的事,反倒是一次重要的成長。
他是個純粹的軍人,心里想的就是打仗、立功。
而劉鄧首長和那些老將軍們,想的已經是戰爭勝利之后的事情了。
一個人的勇猛能打贏一場仗,但一個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集體,才能贏得整個天下。
1955年全軍大授銜,陳賡被授予大將軍銜,楊勇、陳錫聯、王宏坤、陳再道皆是上將。
王近山,被授予中將軍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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