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看懂水丘昭券胡進思的博弈，才知胡進思為啥要廢了錢弘倧

要弄清楚胡進思為何會卷入程昭悅的謀反，又為何后來要廢掉錢弘倧，咱們得先把這位三朝元老的心路歷程捋明白。

先說程昭悅謀反這事，胡進思幫著程昭悅，乍一看挺糊涂，這不是跟外人勾結禍害自家吳越嗎？但細品他這個人，就發現沒那么簡單，胡進思可不是什么熱血上頭的愣頭青，他從錢镠時代過來，歷經錢元瓘、錢弘佐，什么風浪沒見過？他的資歷和功勞，那都是實打實用時間和命拼出來的，尤其是當年許再思之亂，他跟著還是質子的錢元瓘赴湯蹈火，那是一次關鍵的“投資”，他賭的可不是單純的忠心，更是錢元瓘未來的前程，以及自己作為從龍之臣的回報，果然，錢元瓘上位后，他位極人臣，手握重兵，這讓他嘗到了權力的滋味，也讓他深信，自己的地位和家族的榮耀，必須緊緊攥在手里，和主君的信任綁在一起。

可到了錢弘佐這一朝，味道就變了，錢弘佐年輕，對胡進思這樣的老臣，尤其是手握兵權的托孤重臣，天生就帶著疑慮和忌憚，加上程昭悅這種靠舉報起家的小人在旁邊煽風點火，錢弘佐對胡進思是幾番敲打，冷落疏遠，胡進思是什么感覺？心寒吶！自己一家子老小跟著錢家打天下，到了第三代，功勞好像被遺忘了，情分也淡了，剩下的全是提防，他覺得自己就像中原那個石敬瑭，不被君主信任，整天活在猜忌里，憋屈又危險，這時候，程昭悅找上門來，拉他一起干。

對胡進思來說，這未必是真想幫南唐換掉吳越的姓，他沒那么大的“國際主義精神”，他看到的，是一個重新證明自己“不可或缺”的機會，他想通過這場危機，讓錢弘佐明白：你看，出了大事，離了我這老骨頭不行吧？你猜忌來猜忌去，最后能靠的還不是我？他想借力打力，利用程昭悅的叛亂作為籌碼，重新回到權力的核心，拿回自己應有的“尊重”和權柄，所以，他的動機很復雜，是私心（保全和提升家族權勢）與一種扭曲的“自證”心態混合的產物，核心是要改變自己被邊緣化的處境。

這就引出了水丘昭券和他那場精彩的博弈，水丘昭券是個明白人，他看透了胡進思的底牌，他知道胡進思反心不堅，其訴求在于“爭權”和“求安”，而非顛覆社稷，所以他的策略不是硬碰硬，而是懷柔，是談判，他去找胡進思，不是去問罪的，是去解決問題的，這場對話，句句都是機鋒。

胡進思先發制人，借石敬瑭的故事訴苦，意思很明白：不是我要反，是君王的猜忌逼得老臣沒法活，想要我調頭，得拿出誠意，接著，他問出最關鍵的一句：“蕭山大營，是七郎去的還是九郎去的？”這話太厲害了，一來，這是在評估叛亂的成功率，錢弘倧去，他可能繼續觀望甚至偏向程昭悅；錢弘俶去，他知道這年輕人有能耐，叛亂很可能被平定，他得早點選邊站，二來，更深層的是在試探錢弘佐的態度，錢弘倧多疑，像他哥哥，用錢弘倧意味著繼續猜忌的老路；錢弘俶更豁達磊落，用錢弘俶意味著一種轉變的可能，胡進思想要知道，自己還有沒有未來。

水丘昭券心領神會，開始談條件，他先拋出胡進思兒子胡璟的官職，試探胡進思到底是為子孫謀，還是為自己謀，胡進思一句“這分明是不信”，直接挑明：我要的不是給兒孫的恩蔭，是我自己的權位和保障，水丘昭券這下徹底清楚了，胡進思要的是當下，是重新掌握實權，于是，交易達成：錢弘佐那邊封胡進思為大司馬，賦予他平叛的統帥之權，胡進思則順勢而下，調轉槍頭對付程昭悅，這場博弈，水丘昭券贏了眼前之危，胡進思也暫時拿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但隱患的種子已經埋下：一個用兵權做交易才肯為國效力的權臣，他的忠誠還剩多少？而一個需要靠妥協來換取臣子支持的君王，他的權威又還剩幾分？

這也就順理成章地解釋了，為什么后來胡進思要廢掉錢弘倧，福州之戰后，錢弘佐英年早逝，傳位給弟弟錢弘倧，可以想象，錢弘佐臨終前，必定像他父親當年叮囑他警惕假子兵權一樣，叮囑錢弘倧要小心權臣胡進思，錢弘倧上臺，本身就帶著對胡進思的防范之心，而從胡進思的角度看，錢弘倧簡直就是錢弘佐的翻版，甚至可能因為年輕而更加急切、手段更生硬。

錢弘佐好歹還用過他，而錢弘倧呢？恐怕只會繼續甚至加強那種冷遇和壓制，更讓胡進思心驚的是，錢弘倧似乎沒從哥哥的教訓里學到什么，錢弘佐重用程昭悅釀成大禍，錢弘倧上臺后，卻留下了同樣靠舉報上位的何承訓，這路子走得太像了，胡進思會想，下一個被算計、被清洗的，會不會就是我？

此時的胡進思，年紀已經非常大了，人老了，有時會更執著，也更焦慮，他賭過錢元瓘，贏了；他賭過程昭悅的叛亂，通過和水丘昭券的博弈，也算部分達到了目的，但現在，面對一個似乎注定不會信任自己的新君，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機，他奮斗一生得來的權勢和家族富貴，可能在錢弘倧手里付諸東流，他等不起，也賭不起了，他可能覺得，與其坐以待斃，等著被慢慢剝奪一切，不如再搏一把，徹底換個對自己更有利、也許也更聽勸的君主。

錢弘俶在之前的諸多事件中，展現出了與錢弘佐、錢弘倧不同的特質——更沉穩、更務實，用人方面似乎也更少些猜疑，于是，廢黜錢弘倧，改立錢弘俶，就成了胡進思眼中一勞永逸解決自身危機、為家族鋪平后路的選擇，這行動看似大逆不道，但結合他一生對權力的理解和追求，以及在兩代君王猜忌下的壓抑心態來看，又是一種符合他個人邏輯的極端自保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