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月來了，裁縫也來了 | 吳玫

時光倒流四十年，那時，我媽四十多歲。進入臘月，她就開始煩躁起來。

她的煩躁，從翻箱倒柜開始。

我媽是紡織廠的擋車工，三班倒。六天早班、六天中班、七天夜班一個輪轉，早中夜班輪換之間休息一天。休息的那一天，她得做些工作日完成不了的家務，比如換洗床單、被里。衣柜里的那些布料，都是她下班或上班途中路過布店時淘來的便宜貨。

大多數便宜貨，是布店將一匹布賣到最后剩下的那一截，叫零頭布。零頭布嘛，依照碰巧遇上的人的需求來說，不是太長就是短了些。出手大方一點的，喜歡買長一點的零頭布，她們說，那多出來的一點，正好做棉鞋或松緊鞋的鞋面。我媽不舍得。我家鞋子的鞋面，都是麻煩裁縫在套裁兩條褲子時精打細算摳出來的。我有過一雙燈芯絨棉鞋，兩只鞋鞋面上的布紋走向一橫一豎。若我媽買到的零頭布長了一點，她會攢著，等到我們個子躥高了過年時的新褲子短到了腳踝上面，她就從縫紉機機箱里翻出機頭，裝好皮帶穿好線，用那藏在抽屜里的零頭布，給我們的褲子接上一截。那一截，即便是那條褲子的“原配”，也與穿舊了的褲子有色差。

我最怕穿著這種褲子去學校。其實，我同學穿的褲子多半也是這種“款式”的，誰會嘲笑誰？那時一個小女孩愛美的天性，已悄然萌動。所以，那件果綠色的、的卡銅盆領外套，讓我在很長時間里對我媽有一絲恨意。

我媽買的這塊的確良格子布，不好看。裁縫將其做成鑲拼白色的連衣裙，小領帶設計。穿上身后，人看起來活潑多了。

我媽淘來的便宜貨中，還有一類是處理品，那塊果綠色的卡布料，就是處理品。工廠在染色時出了差錯，布料的一側布邊貫通著一條灰白的色帶，很扎眼。后來，裁縫跟我媽商量，是不是就給小姑娘做一件緊身一點的兩用衫？那條色帶就可以裁掉。那時，大人給我們做的過年新衣，都照著棉襖罩衫的尺寸。我們長高了長壯了，它先是變成了能罩得住毛衣的兩用衫、后來只能勉強裹住襯衫了。我媽不吭聲地想了想裁縫的建議，搖了搖頭。那件后身左側有一條灰白色帶的果綠色上衣，就成了我的懼怕，每每穿上，都會被與我互相看不上的同學指指點點。那年，我已上高一。

時過境遷后，來猜猜我媽在那一分鐘里都想了些什么。她應該在想，我盼這件過年新衣已經一年，總不見得讓我的盼頭落了空。如果采納了裁縫的建議，她就得再去替我買一塊布料做棉襖罩衫。而我媽之所以從翻檢布料那一刻起開始煩躁不安，是因為，每年這個時候都會發現缺一兩塊布料，那就得臨時去布店補買。布店里當然不可能一直有零頭布或處理品供應，那就得買正品，這是她極不愿意的。

有一年臘月頭里，她把零零落落買來的布料堆放在床上后發現，缺了她自己和我爸的褲料。第二天她上中班，午飯后沒有去睡那例行的一小覺，而是拉著我去長陽路大連路口的布店。

布店里人頭攢動，每個柜臺前都排著隊。輪到我媽時，她還沒有定下來買哪塊布料。營業員一眼就看出我媽為難什么，就從鋪排在柜臺上的幾卷料子中選出相對便宜的滌綸褲料“快巴”推給了她。我媽不太信任“快巴”，揪起一撮料子揉搓了幾下再放手看了看，眉頭皺了起來，但還是請營業員幫忙算出了套裁兩條褲子需要的尺寸。付了錢出了布店，她把扎著印有店名的牛皮色薄紙的布料遞給我，我回家，她去上班。她猶豫得對，用“快巴”做的褲子，一穿膝蓋那里就鼓出大包，還收縮不回去。那條褲子，我爸穿一次就抱怨一次。

找齊布料后，在裁縫上門前三四天，我媽再度焦躁起來。

四十多年前，上海的市井人家多半有一個相熟的上門做衣服的裁縫，往往是當年臘月的縫紉活兒收工之際，主婦們就會跟他約定明年上門的時間。他從不記下日期，等到了約定的時間，就會帶著打下手的徒弟在那天早飯前準時敲響那戶人家的門。

裁縫來了，客堂間變成了裁縫鋪：縫紉機擺出了隨時可供人使用的樣子，邊上或者對面，用鋪板搭就的裁剪臺上鋪好了棉毯，就等縫紉機的噠噠聲和使用熨斗騰起的蒸汽彌漫在客堂間里。

我喜歡裁縫來我家客堂間做衣服。我家的客堂間，像那時大多數人家的客堂間一樣，用劣質水泥鋪地坪，用石灰刷墻，木頭門窗總有縫隙，所以，臘月里的客堂間，很冷。裁縫沒來時，夜晚我一個人坐在八仙桌前復習功課，到十二點去睡覺時，兩條腿能從腳一直冷到腰。裁縫來了，會在客堂間中央放個煤球爐方便他隨時使用熨斗，客堂間里變得暖和起來，我就在堆著針頭線腦的八仙桌上推出一個小角落，做作業。只是，那臺平時我能決定聽什么的紅燈牌收音機，必須得讓給裁縫做主了。

裁縫沒來的時候，我喜歡聽廣播劇。聽的時候不知道那時的廣播劇為什么那么引人入勝，讀了大學中文系后知道，《看不見的收藏》《敦厚的詐騙犯》《法尼娜·法尼尼》等，都是根據重量級作家的作品改編的。聽著由著名配音演員或電影演員用他們辨識度很高的音色來演繹茨威格、西村京太郎、司湯達筆下的人物，我做起作業來就不覺得是在“苦作舟”了。裁縫來了，我只能跟著他收聽戲曲節目。他從蘇北來，但在上海做裁縫已有時日，所以也聽越劇、滬劇和評彈，可最合他意的，是淮劇。碰巧那天電臺播放筱文艷吟唱《牙痕記》中的“十年不見親娘面”，他會開心得等爐子上的熨斗熱起來的那幾分鐘里，也會念念有詞地琢磨怎么裁剪手里的這塊布料好幫我媽省出尺寸更大的邊邊角角。有一次電臺播放《牙痕記》時，正巧我媽也在家，就跟著裁縫一起聽。聽著聽著，我媽突然說：“《探寒窯》更好聽。”我從作業堆里抬頭盯著我媽看了好一會兒。我完全沒料到我媽也有自己喜歡的東西。

除了工資以外，裁縫一般會在我家里吃三頓飯一頓點心。裁縫不像泥瓦匠，吃得多吃得粗，他們要吃好一點，這好一點，無非是早飯里除了粥或者泡飯以外得有個大餅或者一根油條；午飯和晚飯呢，得有個葷菜，肉或者魚；下午三點左右要有一頓點心，通常是水潽蛋加個桃酥或菊花酥等小點心。我媽在家，裁縫的正餐和點心都由她負責。若遇上我爸休息，我媽就會讓我爸接手。每到這時，我爸就會口氣生硬地拒絕我媽。每年這一次預料之中的吵架，讓我媽很生氣，覺得我爸是在沒事找事，但我大概在讀初中時就知道，我爸不是沒事找事。我爸是個極度節儉者，堅決不花可以節省的每一分錢。一個裁縫來家里做衣服要付工錢，這是必須的；至于還要好菜好飯伺候著，他就覺得過分了。所以，老屋拆遷時從客堂間八仙桌的抽屜里翻出一本繁體字豎排版的《紅與黑》、扉頁上有我爸的名字和“購于1957年4月曹家渡”的字樣，我大吃一驚。

我爸會沒事找事，但不敢耽誤事。輪到他管裁縫一天伙食時，會早早起床去菜場買菜，且多半會騎上他的蘭苓牌二手自行車，去三角地菜場。回家后又不厭其煩地“粗糧細作”。裁縫吃開心了，就特別愿意接受我爸的建議。那段法蘭絨的褲料，米白的底色上印著深淺不一、粗細不勻的咖啡色線條。我爸說：“給我女兒做一條直筒褲吧。”裁縫把布料嘩啦啦地抖開，舉到窗口對著太陽看了又看，說：“做成直筒褲，好看。”我拒絕了我爸的建議。等我穿上按照老式小腳褲樣式縫制的褲子去逛馬路時，發現街上已在流行直筒褲，再低頭打量自己的新褲子，唉唉。隔年，裁縫又來時，怎么裁剪阿姨送我的那塊藍色女衣呢料子，我沒有按照我媽的意思做一件棉襖罩衫，而是聽從我爸的建議，把它變成了一件馬甲裙。這條裙子，我一直穿到了結婚生子。

1984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我們同一宿舍的八個女生躲在寢室里嗑著傻子瓜子暢聊未來。這些讀過茨威格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和司湯達的《紅與黑》的女大學生們，一個個發誓，畢業以后哪怕有了自己的小家也絕不學煮飯燒菜織絨線衫。當時只道是在驕傲地離經叛道，如今細細思量，打從記事起就看著媽媽被繁重的家務纏繞得精疲力盡，我們看怕了。

順手就把書桌上的相架反轉過去——相架里的照片上，我穿著白色西服、紅黑格粗花呢裙子站在水邊，開心地笑著（上圖）。想要一條黑紅格子的粗花呢裙子已經有些時日了，裁縫來一次我就跟我媽要一次。我媽的回答卻是多年不變：“為了涼快才穿裙子，怎么能用粗花呢這種料子做裙子？”直到快要結婚了，我媽才讓裁縫做了一條。沒想到，這竟是裁縫最后一次來家里做新衣。那以后，穿衣戴帽這件事被慢慢地交給了流水線，而我媽，也在歲月的流水線上慢慢老去，老到連我爸都不認識了，老到離開了我們。

媽媽走的那一年，又到臘月，我去看老爸。進門，放下東西便上樓去翻箱倒柜。老爸笑罵：“你怎么跟你媽一樣了？”我掏出一張照片舉到我爸眼前：“我想找找看，我穿的這件絨線衫還在不在。”那是我跟老弟的合影（上圖），照片上我穿著一件鏤空的花色繁復的絨線衫。老爸一看，“哦”了一聲：“這件絨線衫我記得，是大紅色的。你媽下了大夜班只睡兩三個鐘頭就起來織這件衣服。本來是要織一件長袖的，絨線不夠。”說著，他長嘆一聲：“你媽當年可真不容易。”想對我媽說的那聲對不起，變成了淚水盈滿了眼眶。我背對著我爸：“那你還跟我媽吵個沒完。我記得每年裁縫來家里，你都要跟我媽吵一架。”老爸嘿嘿一笑：“這就是過日子嘛。”又說：“你現在不也天天忙著在廚房里煮飯燒菜？還開心得很。”可不是嘛。離開前我到媽媽的遺像前上一炷香。見我目光落在了遺像旁的幾盤錄音帶上，老爸說：“你媽也沒別的愛好，就喜歡聽淮劇。”我抽出那盤錄有筱文艷主演《探寒窯》的磁帶，取出印有唱詞的磁帶封套：

“為什么自討苦吃到寒窯？兒呀兒，你開門來，為娘我特地前來探望兒啊……”

舊物太多，沒有找到那件絨線衫。回家路上我暗忖，下次要空出一整天來老爸家找紀念，順便把那本《紅與黑》也找出來。雖然至今我都不知道，那時不到二十歲的我爸，怎么會把好不容易省出來的錢買了一本司湯達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