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人大代表、民建溫江區總支副主委祝鳴川：把履職寫在大地上

本文轉自：人民網-四川頻道

清晨的薄霧還未散盡，成都溫江區一處苗圃里，祝鳴川蹲下身，手指輕輕拂過一片油亮的葉片。泥土沾上了他的褲腳，他卻渾然不覺。作為成都市人大代表、民建會員，同時也是園林企業的經營者，他的履職故事，就從這腳下的土地開始。

土地證上的“雙地圖”之困

去年春天，祝鳴川接到一個緊急電話。合作多年的苗木企業主老陳，在電話那頭聲音沙啞：“祝代表，我的生產許可證續不上了！”

趕到現場，祝鳴川弄清了原委。老陳的企業用地，在最新的國土“三調”數據里顯示為林地，但執法部門現場勘查時，部分參照了舊的“二調”數據，認定是耕地。一塊地，兩套數據，證就卡在了中間。

“地里投了三百多萬的苗子，今年幾個投標項目全泡湯了。”老陳蹲在地頭，手里的煙燃了大半截。

這件事成了祝鳴川心頭的一根刺。接下來的三個月，他開著車跑遍了成都周邊十多個區縣，走訪了二十多家農業企業。每到一處，他先不看辦公室的文件，而是直接走到田間地頭，聽企業主、農戶講最實在的困難。

“我們不是不想合規，是不知道該按哪個‘規矩’來。”在崇州，一位種植大戶指著新建的育苗大棚說，“想擴大生產，但搞不清附屬設施能建多大、建在哪。”

土地數據的“雙地圖”問題，像一道無形的墻，擋在了許多農業企業面前。更令人擔憂的是，隨著2027年農村土地承包到期臨近，政策尚未明確，不少企業主坦言：“看不清前路，不敢追加投資。”

祝鳴川調研農業種植園地。受訪者供圖

用腳步丈量出的“問題地圖”

為了摸清問題的全貌，祝鳴川開始了一場特殊的“田野調查”。

在蒲江縣，他跟果農一起修剪枝條，聽他們講土地流轉中的困惑；在都江堰，他走進獼猴桃種植園，了解設施農業用地的實際需求；在新津，他與家庭農場主圍坐一堂，記錄下他們對用地政策的期盼。

筆記本很快寫滿了大半本。祝鳴川發現，問題遠比“辦證難”更復雜——許多企業想嘗試“農業+旅游”“園林+康養”等新業態，卻不知道在園地、林地上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就像在沒有路標的山里開車，只能摸著石頭過河。”郫都區一位農家樂經營者這樣形容。

調研越深入，祝鳴川的思路越清晰：企業需要的不是簡單的“開綠燈”，而是一張清晰的“導航圖”。這張圖要能告訴他們，哪里可以走、哪里不能闖，讓企業在發展的路上走得更穩、更安心。

把田間聲音“翻譯”成政策語言

帶著厚厚的調研筆記，祝鳴川開始了建議的起草。這個過程，被他稱為“翻譯”——把田間的困惑，轉化成政策部門能聽懂的語言。

“我們的角色就像橋梁。”他說，“一頭連著土地上的耕耘者，一頭連著政策的制定者。”

在《關于科學應用“三調”數據促進農業項目合規建設的建議》中，他提出了幾條具體的路徑：

他建議編制一份成都農業的“用地指南”，把各類規劃、用地標準集成在一張圖上，并向社會公開。“讓企業主在租地之前，就能像查地圖一樣，清楚知道這塊地能干什么。”

他還提議設立“農業用地咨詢臺”，讓企業在項目啟動前，就能獲得多部門的聯合指導。“變事后處罰為事前服務，減少企業的試錯成本。”

最核心的建議是讓數據“活”起來——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建立用地的“數字檔案”，企業可以查詢精準的地塊信息。“這樣既方便管理，也便于企業規劃。”

在大地上書寫履職答卷

建議提交后，祝鳴川并沒有停下腳步。他繼續走訪企業，跟蹤建議的辦理進展，同時思考著更多實際問題。

作為民建溫江區總支副主委，他充分利用黨派聯系經濟界的優勢，組織座談、收集意見，把更多行業的聲音匯聚起來。

祝鳴川說：“履職不是寫寫建議就完了，更重要的是推動問題真正解決。”

如今，走在溫江的花木基地里，祝鳴川常會停下腳步，跟種植戶聊上幾句。他關心土地政策的落地情況，也關注著行業的最新動向。在他手機里，存著幾十個農業經營者的電話，他們成了他了解基層的“傳感器”。

對于未來，祝鳴川的期待很實在：他希望土地政策能更清晰，讓企業敢于投資；希望政務服務能更靠前，讓發展少走彎路；更希望成都的鄉村能成為投資的熱土、創業的沃土。

夕陽西下，祝鳴川站在田埂上，遠處是連片的苗圃。他知道，履職的路就像這腳下的土地，需要一步步踏實走下去。而他的履職答卷，正寫在這片生機勃勃的大地上，寫在每一株茁壯成長的苗木中，寫在農業經營者們漸漸舒展的眉宇間。

這份答卷沒有終點——因為土地上的故事每天都在更新，而他的聆聽與奔走，也將一直持續。（陳德軍 曾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