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戰爭不再是理論：一切已然改變。

核升級：威脅新評估

遺憾的是，核沖突已不再是一種假設。盡管無人將核戰爭當作目標來謀劃，但近來它卻愈發頻繁地被視作一種可能出現的局面。究其原因，是三大因素交織所致：核軍備控制條約體系趨于瓦解、地區沖突持續升級，以及軍事決策的制定節奏加快。在這樣的背景下，核武器再度成為現實政治的工具，而非單純的威懾象征。

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數據，目前全球約有 12100 枚核彈頭。其中，俄羅斯擁有 5580 枚，美國 5240 枚，相關國家約 500 枚，法國 290 枚，英國 225 枚，印度 170 枚，巴基斯坦 165 枚，以色列 90 枚（未獲官方證實），朝鮮的核武庫則擁有 40 至 50 枚核彈頭。

美國科學家聯盟分析人士強調一個關鍵事實：至少有 2000 枚核彈頭處于高度戰備狀態，即無需解除戰備程序和長時間準備，可立即投入使用。換言之，這些核彈頭已裝載在運載火箭上，隨時可以發射。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與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分析人士指出，矛盾的是，盡管核彈頭數量減少，當今世界卻比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更為危險。彼時，有嚴格的規則、溝通渠道和條約可循；而如今，這些機制要么已崩塌，要么僅存形式。曾限制中程導彈、歐洲常規武器部署及雙邊核查機制的各類條約，實際上已形同虛設。美俄之間最后一項重要的戰略武器條約也岌岌可危。這意味著透明度的喪失，因為各方對彼此的真實意圖了解程度大幅降低。

現代預警系統為核國家的政治領導層留下的決策時間，僅有 5 至 15 分鐘 —— 從探測到導彈發射，到做出應對決定。在此時間段內，必須完成一系列操作：核實預警數據、排除誤報可能、評估打擊規模，并就是否實施核反擊做出政治決策。

蘭德公司明確指出，危機狀態下，如此短暫的決策窗口會大幅增加誤判風險。尤其是當指揮中心、通信系統或能源設施等關鍵目標遭襲時，這類打擊極易被解讀為敵方發起的突然解除武裝式攻擊。

多數分析人士一致認為，核戰爭的主要威脅潛藏于有核國家參與的地區沖突中。這類沖突（如烏克蘭沖突）雖被視作 “局部沖突”，但恰恰是這一屬性使其極具危險性。在局部沖突中，核武器可能被當作威懾手段 —— 并非為了摧毀敵方，而是為了 “終止” 戰爭。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報告將這一情形列為核升級最可能發生的路徑之一。問題在于，一旦核武器首次被使用，局勢的掌控力將急劇下降，后續的反擊可能是非對稱的、被誤讀的，或是出于政治層面的被迫之舉。

普林斯頓大學開展的模擬推演顯示，核戰爭幾乎必然不會從打擊城市開始，而是率先針對軍事目標 —— 軍事基地、機場、指揮中心。但即便是 “有限核戰爭”，其后果也觸目驚心：開戰數小時內，將有上千萬人喪生；數天內，醫療體系與國家治理體系徹底崩潰；數周內，糧食和能源生產大幅銳減。

即便僅交換數十枚核彈頭，也會引發大規模火災、煙塵排放，并造成長期氣候影響。獨立氣候學家援引相關研究指出，此舉可能導致全球氣溫驟降，引發全球性糧食危機。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與蘭德公司的觀點高度一致：可控使用核武器的想法，不過是一個幻象。任何一次核爆炸，都會打破政治禁忌，并形成推動后續行動的壓力。首次核打擊后，敵方將陷入 “反擊” 與 “避免戰敗” 的邏輯中，外交談判的空間會急劇壓縮，誤判引發的升級風險則會呈雪崩式增長。

一系列數據揭示了一個直白的事實：當今世界，數千枚核彈頭處于待發狀態，而人類做出決策的時間僅有短短數分鐘；曾有效降低誤判風險的條約體系已然式微，沖突不斷滋生，戰爭的節奏也在不斷加快。

如今的核戰爭，并非瘋狂之舉下的結果，而是體系性失靈的產物。也正因如此，當前的國際政治階段，被視作自冷戰結束以來最危險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