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談妥了，斯塔默告別人民大會堂，臨走前就港臺問題表了態

2026年1月28日，8年沒來過的英國首相，這一次走進了北京。

鏡頭前，中方會見斯塔莫；鏡頭外，外界卻在盯著一個問題，中英到底談成了沒有？

就在會見結束、行程接近尾聲之際，斯塔默對于港臺問題向北京給出了一份承諾。

人民大會堂的一幕

2026年1月29日，北京人民大會堂，中方會見斯塔默。

這一場會見，被多家外媒稱為“歷史性會談”，但真正的看點，并不在于場面本身，而在于雙方如何重新定義中英關系的運行邏輯。

會見中，雙方明確提出要發展長期穩定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

這一表述并不新，卻在當前背景下具有現實含義。

過去數年，中英關系的問題不在于是否存在分歧，而在于分歧被不斷放大，甚至主導了雙邊關系的全部議程。

此次會見釋放出的信號，是雙方都希望把關系拉回到“可管理、可預期”的軌道上。

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在會見中反復強調“互信”“相互尊重”和“大歷史觀”。

這并非抽象表述，而是對過去一段時間中英關系波動的直接回應。

中方明確指出，只有在尊重彼此核心關切的前提下，合作潛力才能真正轉化為現實成果。

斯塔默方面同樣釋放了務實信號。

來之前的飛機上他明確表示，希望采取“全面且連貫”的對華政策，避免中英關系在“黃金時代”與“冰河時代”之間反復搖擺。

這一說法，實質上承認了英國過去對華政策缺乏穩定性的問題。

不過，會晤期間，最驚人的看點是，斯塔默對于港臺問題的表述。

在臺灣問題上，斯塔默明確表示，英方長期奉行的政策“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

這句話看似克制，卻具有明確指向。

首先，這是對中方“一中原則”關切的直接回應。

過去幾年，英國在涉臺問題上的一些表態和動作，曾引發中方不滿，也成為雙邊關系的摩擦點之一。

此次在北京作出明確說明，有助于為中英關系設定清晰邊界。

其次，這也是斯塔默政府對國內政治現實的選擇。

英國政壇內部對涉臺問題存在不同聲音。

“不會改變”這四個字，釋放出一個信號，英國希望將涉臺問題“去工具化”，不再作為對華施壓的主要抓手，而是回歸到長期、低調、可控的處理方式。

這種轉變，未必會立刻帶來關系升溫，但至少降低了沖突升級的風險。

從對抗到穩定

2026年1月29日，相較于臺灣問題，斯塔默在香港議題上的表態更具現實意味。

他強調，香港的繁榮穩定符合中英雙方的共同利益，并表示英方樂見香港繼續發揮中英之間“重要橋梁”的作用。

這一說法，與過去幾年英國在香港問題上的高調立場形成對比。

此前，香港議題在中英關系中往往被置于對抗性語境中，成為政治摩擦的重要來源。

而此次表態，則明顯降低了對抗色彩，轉而強調穩定和功能性角色。

這種轉變并不意味著英國放棄關注香港問題，而是意味著處理方式的調整。

這種“降級處理”，正是斯塔默政府務實路線的體現。

此外，從成果清單來看，此次訪華的經貿內容十分密集。

雙方同意恢復多項機制性對話，包括戰略對話、經濟財金對話、經貿聯委會會議，并舉辦中英企業家委員會會議，推動雙向貿易和投資合作。

此外，中方積極考慮對英國公民實施單方面免簽政策，將英國威士忌進口關稅從10%降至5%，并在金融、保險、農業、文化等多個領域簽署合作文件。

這些成果，對英國政府而言具有直接的現實價值。

但從更深層看，真正決定這些經貿成果能否持續落地的，并不是文件數量，而是政治互信的恢復程度。

過去8年，中英經貿合作并非沒有需求，而是屢屢受到政治因素干擾。

企業界對市場前景有期待，卻對政策環境缺乏確定性。

斯塔默此次率領60余位工商、金融和文化界代表隨訪，本身就是在向國內傳遞一個信號：政府正在為企業“掃清政治障礙”。

但要做到這一點，僅靠經貿表態并不夠，必須同步處理敏感政治議題。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斯塔默在北京的政治表態，顯得尤為關鍵。

8年空窗，這次訪華為何發生在2026年初

回頭看，時隔八年后，英國首相斯塔默選擇在2026年初訪華，并非偶然，而是多重現實因素在同一時間點集中疊加的結果。

從表面看，這是一次“恢復高層交往”的外交訪問；從深層看，則是英國對自身處境與國際環境重新評估后的必然選擇。

首先，從時間維度看，8年的空窗本身已經構成壓力。

自2018年特雷莎·梅訪華以來，英國歷經多屆政府，卻始終未能完成首相級別的正式訪問。

這在英國外交傳統中并不常見，也使中英關系長期處于“低運轉狀態”。

斯塔默上臺后，如果繼續延續這一空窗，等同于默認中英關系長期凍結，這與其“務實修復對外關系”的執政路線明顯不符。

2026年初，正好成為“不能再拖”的節點。

其次，從英國國內政治周期看，這是一個相對安全的窗口期。

斯塔默領導的工黨政府仍處于執政初期，尚未進入大選前的高度內耗階段。

此時推動對華關系調整，既有足夠政治空間，也更容易統一政府內部立場。

若拖至執政后半段，涉華議題很可能被進一步工具化，訪華難度反而上升。

此外，經濟現實是最直接的推動力。

脫歐后的英國經濟恢復乏力，高通脹、投資不足、產業轉型壓力并存。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重要貿易伙伴，已經無法被長期“政治性回避”。

2026年初，英國商界對穩定對華關系的呼聲明顯增強，斯塔默率領大規模企業代表團訪華，正是對這一現實訴求的直接回應。

最后，國際環境的變化也在倒逼英國作出選擇。美國政策不確定性上升，使“英美特殊關系”的可預期性下降。

與此同時，歐洲多國領導人密集訪華，紛紛調整對華接觸方式。

如果英國繼續缺席，不僅在經濟上被邊緣化，在外交上也會被視為判斷失誤。

2026年初訪華，實質上是一次“追趕式校準”。

綜合來看，2026年初這次訪華，并不是“突然轉向”，而是8年積壓問題在特定時間點集中釋放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