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騎縱橫未逢敵手，解放初的飛車大盜，最后卻栽在了羊城（十）

大結局。

而警察之所以下車步行，是因為通往鳴鼓巷有一座木橋，只有三尺寬，吉普車是過不去的。事后想來，也幸虧這座木橋，才使刑警撞上了好運。

三刑警過了木橋，進了鳴鼓巷，這是一條狹窄幽深的小巷，兩側住家那斑駁的磚墻上長滿了青苔。三人在巷口一打聽，得知“老高粱”在巷尾倒數第三家。三人相視而笑，說這真映了那句話：“好酒不怕巷子深”。

“老高粱”是一家前店鋪后作坊格局的自產自銷的鋪子，除了出售七八種自釀的各類酒，也賣油鹽醬醋，以及醬菜。進門是一個不大的院子，穿過院子便是店堂了。店堂里，坐著兩個男子，正喝茶聊天。見便衣刑警出現，其中一個顯然是老板身份的老者以為是顧客臨門，站起來迎到柜臺前：“三位同志，想買什么？”

走在頭里的老王忽然指著另一個男子喝問：“你是什么人？”

不能不佩服老王那雙眼睛，這個男子竟然就是劫匪，喝問之下，那人一躍而起，拔腿就往后面逃。三刑警二話不說，拔槍在手，跳過柜臺，跟著追了進去。“老高粱”后面有一大塊空地，那是生產作坊，再往后就是一條十幾米寬的小河。劫匪逃到河邊，正要往水里跳的時候，警察當即開槍擊傷了他的左腿，立時倒地就擒。

刑警立刻給他包扎止血，三人抬著他往外走過木橋時，不禁暗道“僥幸”：如果小吉普能夠開進巷子的話，這家伙早就聞聲而遁了。專案組先把劫匪送進醫院檢查治療，然后才押回駐地分局訊問。

訊問進行得很順利：劫匪名叫鈕裕釗，果然是蒙古族人，原名叫格力樂。一問其職業，在場的最早參加專案偵查的三刑警之一金永豐盯著劫匪的臉仔細一看，不禁失聲道：“原來是你!”

原來大約一個月之前，金永豐那碼頭工人出身的老爸老風濕發作，疼痛難忍。有位老伙伴來看他時對金永豐說：逢源區有一位專治風濕病的“蒙醫”，據說效果不錯的，你可以帶你爸去請他看看。金永豐于是就借了輛載貨的三輪車，放了張竹椅把老爸載上，和弟弟兩個蹬車前往逢源區。一路打聽，最后終于在一條名叫“恩源坊”的小巷子里找到了這位“蒙醫”。

小診所門口墻上還寫著“蒙醫格力樂，專治風濕”的字樣。進門后，接待他們的正是眼前這個劫匪。此人用了他自制的膏藥，又吃了據說是用祖傳秘方配制的丸藥，半個月后病情有所緩解，但并未根治。金永豐做夢沒有想到，那位看病的“蒙醫”竟然就是專案組大費周折方才緝拿到案的飛車大盜。

那么，鈕裕釗放著好好一份醫生工作不做，干嘛偏偏要做大盜呢？這要鈕裕釗自己說了。先看一下這個身手不凡、掌握多種技能的家伙的簡歷：

格力樂，四十年前出生于霍林郭勒一個富裕牧民家庭，自幼嗜騎馬，練就了出色的騎術和馴馬本領。十七歲隨父親到張家口經商，結識了當地駐軍的一名軍官，這個軍官有一輛摩托車，鈕裕釗學著騎了沒幾天就已經十分嫻熟。于是，他那商人老爸就托人從北平給兒子買了一輛二手德國造摩托車。鈕裕釗的高超車技就是這樣練出來的。

后來，鈕裕釗的老爸因為生意上的糾紛被人暗殺，商號同時被焚。那時，鈕裕釗已經二十一歲了，正是血氣方剛的年齡，他發誓要報仇雪恨。為此，他設法買了一支手槍和大量子彈，跑到草原上苦練了整整一年。當時，仇人已經去了天津。鈕裕釗便前往天津，于一個風高月黑之夜把仇人一家八口全部殺害。

報了仇之后，鈕裕釗逃到了武漢，隱瞞了蒙古族身份，變成了口外來的漢族人。他在武漢為謀生做過多份工作，其中一份就是拉了半年當時被稱為“洋車”的黃包車；還在一個馬戲團表演了兩年馬術。抗戰爆發，武漢淪陷，鈕裕釗又恢復了蒙古族身份。

先是無師自通地做了幾年“蒙醫”，后來看看做不下去了，在這種情況下，鈕裕釗就穿著蒙古族服裝前往日軍憲兵隊要求“效命”，憲兵隊測試了他的技能后，決定錄用他，讓其當了一名便衣特務。鈕裕釗便很賣力地時而蒙古族時而漢族，時而商人時而醫生時而馬戲演員，甚至還裝扮過一段時間的郵電局送報(電報)員，積極地為日本憲兵隊收集情報。

抗戰勝利后，鈕裕釗看看在武漢不能再待下去了，再待下去國民黨肯定要請他進大牢，弄不好還有可能以漢奸罪給他槍斃了，于是就南下廣州。廣州地面上也在懲辦漢奸，鈕裕釗生怕待著不牢靠，就去了香港。他想以行醫謀生，但英國人治下的香港，沒有行醫資格證書是沒有資格掛牌開張。沒辦法，只好當了一名苦力。苦力的日子不好過，過了一段時間，鈕裕釗聽說內地懲辦漢奸的風頭已經過去，于是就決定返回廣州。臨離開香港時，他以這次在廣州作案的形式搶劫了黃包車、三輪車連續作案六起，弄得一筆錢財后逃到了廣州。

鈕裕釗二次來到廣州，用在香港作案所得的贓款，在逢源區思源坊購買了房子，還原了蒙古族身份，以“專治風濕”的“蒙醫”名義對外行醫。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衛生管理部門對于中醫業采取只說得出師傅是誰，其他民族的醫術比如“藏醫”、“苗醫”、“蒙醫”等也享受同樣待遇。無需行醫資格證，因此，鈕裕釗的掛牌沒有受到阻止。

廣州解放后，他這家只有一個醫務人員的小小診所同樣被人民政府的衛生管理部門登記備案，成為合法經營者了。但鈕裕釗并未松一口氣，因為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他對于自己以往所犯下的那些事兒是否能夠逃過人民政府的追查缺乏信心。無論政府一直都在追查漢奸，無論是天津的殺人案還是武漢的漢奸案，都足可判處死刑。

因此，鈕裕釗反復考慮后，決定逃離廣州。去哪里？先去香港，到了香港再視情而定。剛從香港逃來廣州時，鈕裕釗曾擔心香港警察會順藤摸瓜追蹤到廣州來緝拿他這個搶劫犯，為此他特地訂了一份香港報紙，天天看報，發現香港警方對于他所作的那幾起搶劫案早已不聞不問了。所以，鈕裕釗相信他這會兒逃到香港去可以落腳。

鑒于香港沒有資格證，不能做什么“蒙醫”，得另外找份職業，他就打算開家蒙古風味的餐館。開餐館需要資金，鈕裕釗行醫謀生所得吃吃喝喝收支正好持平，沒有積蓄。所以，出逃之前先得籌集一大筆資金。這樣，鈕裕釗就決定把他以前在香港做過的事兒復制一遍。于是，廣州地面上就接二連三地發生了搶劫、盜竊黃包車、三輪車、摩托車和馬匹以及以此作為作案工具的搶劫案件。

鈕裕釗當初購房時之所以選擇逢源區這邊，就是因為“老高粱”。他原本就嗜酒，酒量極好。他認為既然以“蒙醫”名義對外營業，那就要給登門求醫的病人一個徹徹底底的蒙古族人印象，所以，酒是少不了的。廣州的蒙古族人喝酒只喝“老高粱”，所以他也就喝“老高粱”。為沽酒方便，鈕裕釗干脆住到了距鳴鼓巷僅一箭之地的思源坊。

鈕裕釗經常去打酒，跟“老高粱”的店主很熟。每次去打酒時就會在店堂里坐一會兒，喝喝茶，聊聊天。今天是他跟店主的最后一次聊天。對于鈕裕釗的司法處理時間稍稍長了些，因為司法機關需要北上張家口、天津、武漢核查鈕裕釗交代的內容，所以該案一直到1950年底才作出判決：依法判處鈕裕釗死刑，立即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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