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胡適要和江冬秀離婚，江冬秀拿出菜刀：我先殺掉兩個孩子

1924年3月20日深夜，北京城被連綿細雨罩得濕漉漉。胡適伏在煤油燈下，一封寫到一半的信紙被他反復揉皺——收信人是遠在杭州的曹誠英。他打算在信里說明，一旦辦妥離婚，兩人就名正言順。

翌日清晨，他硬著頭皮把想法告訴江冬秀。“離婚？”江冬秀愣了兩秒，臉色驟變。她沖進廚房抓起一把菜刀，厲聲吼道：“行！先把兩個孩子解決了，免得你嫌累贅！”刀鋒在燈光里冷閃，胡適被罵得臉色煞白，話卻哽在喉頭。

危局之下，他只得悻悻退讓。外間的傭人被這陣動靜驚得不敢吭聲，孩子們嚇得躲在屏風后面偷偷啜泣。胡適回書房關上門，坐了許久，才寫下兩句自嘲：“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江冬秀為什么有底氣把婚姻握在自己手里？答案要從三十年前說起。1890年，她出生在安徽旌德江村一個書香大戶，雖是女子，卻從小養成管家理事的性子。十四歲的胡適因相鄰世交，被指腹為婚。那時候的他只知道低頭讀書，懵懂地點頭答應。

1904年，胡家祭灶。馮順弟將幾張“八字”放上灶王爺神龕，請神明指婚。火星噼啪，最后留下的正是江冬秀的生辰。親事就此板上釘釘。

1910年，胡適遠渡重洋赴美留學。自由空氣讓年輕學子第一次意識到什么叫“戀愛”。他遇見了畫室里的韋蓮司——金發碧眼，談吐風趣，兩人迅速墜入情網。幾封熱烈的書信飛回安徽，求母親退掉舊約，全被馮順弟一口回絕。

1917年春節前，胡適被母親召回老家完婚。為了保住自己鼓吹的新文化形象，他把婚禮改成“文明式”：穿西裝、行三鞠躬、不拜天地。鄉里人看得目瞪口呆，議論四起，而新娘江冬秀只是低眉順眼，手心全是汗。

蜜月剛過，胡適便以“工作繁忙”為由獨自回北大，留妻子在安徽照顧婆婆。得知懷孕的消息，他寫信回家：“我實在不要兒子，可他自己要來了。”言辭稱得上涼薄，卻暴露出對這樁婚姻的逃避。

1918年秋，江冬秀帶著初生的阿真北上。她不識字，卻把北平的小家收拾得極有條理，還立下規矩：不許熬夜寫作、不許留戀酒席。胡適雖心有怨言，但衣來伸手的日子也讓他漸漸依賴。

然而割舍未斷。1922年冬，胡適養病杭州，與“表妹”曹誠英同居煙霞洞。三個月的山水琴瑟，給了他重回美國式戀愛的幻覺。回京后，他終于選擇攤牌，可這一次被菜刀喝退，他才明白：自己的婚姻不是隨手能丟棄的紙片。

風波過后，夫妻表面平靜。胡適依舊在學界縱橫捭闔，江冬秀則像護城河，把家務、人情、賬本統統攬進袖口。學生羅爾綱到北平，沒棉褲穿，是她連夜縫好塞到他手里；吳晗赴西南聯大缺路費，是她痛快拍下三百銀圓：“拿去，不用還！”這一份大氣和仗義，讓不少晚輩心生敬佩。

抗戰爆發，蔣介石兩度電邀胡適出任駐美大使。胡適糾結再三，寫信向妻子解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江冬秀火冒三丈，卻拗不過局勢。她隨夫漂到紐約，租住小公寓，拎著菜籃子練洋潑辣。一次小偷破窗而入，她大喝一聲“Go！”對方竟被嚇跑。胡適后來逢人便說：“我太太開門送賊，氣魄真大。”

時光一晃來到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臺北主持會議時突發心臟病，終年七十一歲。江冬秀聞訊，先是跌坐在地，繼而用徽州腔嚎了一夜。空蕩的房子里，滿墻都是丈夫的藏書。她咬牙撐住日子，買菜、寫毛筆字、同友人閑話，嘴里常念叨的依舊是“老胡身體不好，總不讓人省心”。

1965年盛夏，她收到了一個從康奈爾大學寄來的紙盒。里面百余封情書，裝訂整齊，全出自胡適之手，收信人赫然是韋蓮司。信上墨跡未褪，字字繾綣。江冬秀翻到一半，手忽然顫了，但只是抹了把淚，嘆口氣：“我早曉得哩。”她把信重新裝袋，附上一封客氣的回函，請郵局轉寄北美中文圖書館。

對于外人好奇的“婚姻得失”，她始終三緘其口。偶有記者追問，她笑著擺手：“胡博士怕我？他只怕自己良心。”似真似戲的一句，堵住了后來的無窮揣測。

1975年初夏，江冬秀病逝，終年八十五歲。整理遺物時，親友在抽屜里發現一本發黃的練習本，上面歪歪扭扭寫著幾個字：“煮飯為家事，讀書為快樂。”短短三行，半生心血盡在其中——菜刀、賬本、厚被、舊信，才是她維系婚姻的全部武器。

胡適追求的“自由愛情”屢屢折戟，而江冬秀憑一腔執念把搖晃的家撐了四十余年。兩人同船異夢，卻又相守到老。說到底，這段婚姻并非傳奇，更像民國知識人與傳統婦人共同寫就的日常劇本：有人仗筆，有人持刀，誰也沒贏，誰也沒輸，故事卻真實地留在了歲月的褶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