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能想到,大清朝最講究“理學”面子、后來被捧為半個圣人的曾國藩,竟然在咸豐年間干過公開“賣假文憑”的勾當。
1854年的湖南長沙,曾國藩手里攥著兩千張空白的“監生”執照,像個走投無路的推銷員。
只要誰肯給湘軍捐錢,他就填上一張,讓人家拿回去光宗耀祖。
這種斯文掃地的事,曾國藩一邊干一邊在心里滴血。
為什么?
因為窮。
更準確地說,是因為此時的他,雖名為朝廷二品大員、湘軍統帥,但在大清的官僚體系里,他其實是一個沒有編制、沒有地盤、更沒有財政撥款的“三無”高官。
這就是教科書里不會細講的歷史夾縫:從1852年出山到1860年,整整八年時間,曾國藩其實一直是在“非法集資”和“違規辦學”。
他帶著幾萬虎狼之師為大清賣命,卻要像乞丐一樣向地方官討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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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尷尬的局面,直到1861年才被一場血腥的政變徹底終結。
要把這事說清楚,咱們得把時間軸撥回到咸豐年間那段最詭異的權力博弈。
很多人以為曾國藩的痛苦源于太平天國的兇猛,其實不然,真正讓他想跳長江的,是來自“自己人”的冷箭。
這就像是你在前面幫老板擋子彈,老板卻在后面琢磨怎么沒收你的防彈衣。
曾國藩組建湘軍時,身份是“兵部左侍郎在籍侍郎”。
這官銜聽著嚇人,相當于國防部副部長。
但在清朝的制度里,沒有實授的總督或巡撫頭銜,這就是個虛職。
由于沒有地方行政權,他想籌軍餉,只能求著各省巡撫施舍。
最諷刺的一幕發生在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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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曾國藩率軍進入江西作戰,那是去救江西人的命。
可當時的江西巡撫陳啟邁是怎么對他的?
這位陳巡撫不僅是曾國藩的湖南老鄉,還是同一年考中進士的“同年”。
按理說,這是鐵得不能再鐵的關系。
結果呢?
曾國藩派人去求20萬兩救急銀子,陳啟邁分文不給,還當眾羞辱辦事人員。
曾國藩沒辦法,自己在江西設立厘金局(相當于臨時稅務站)收過路費養兵。
陳啟邁一看火了:“你在我的地盤收稅,經過我同意了嗎?”
他直接派兵抓了湘軍的收稅官,判了死刑關進大牢,還放話:“湘軍愛打不打,不打就滾,反正我有朝廷的正規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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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曾國藩那八年的真實處境:他在前線拼命,后方的封疆大吏們卻在防賊一樣防著他。
甚至連曾國藩一手提拔起來的沈葆楨(林則徐的女婿),后來當了江西巡撫,也因為財政吃緊,把本來該給老上司的軍餉給截留了。
氣得曾國藩吐血,大罵人心不古。
問題來了,地方官敢這么對待一位二品京官,背后是誰在撐腰?
答案只能是皇上。
咸豐皇帝奕詝,這位大清最后一位擁有實權的皇帝,雖然才干平庸,但帝王心術玩得一點不差。
他太懂歷史了,從沒見過哪個漢人帶著幾萬私家軍還能得善終的。
他對曾國藩的心態極其矛盾:既要用這把刀殺賊,又怕這把刀太鋒利傷了手。
有個著名的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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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湘軍收復武昌,咸豐一高興,下旨升曾國藩為湖北巡撫。
這意味著曾國藩終于要有自己的地盤了。
可這道圣旨發出去沒幾天,突然又收回了。
原因就是咸豐的老師祁寯藻說了一句話:“曾國藩一介書生,登高一呼,從者數萬,這恐怕不是國家之福啊。”
一句話,讓咸豐背脊發涼。
從此,“用而不信”成了咸豐朝對待湘軍的最高準則。
這種帝王式的猜忌,讓湘軍始終處于半饑半飽的狀態,也讓大清的平叛戰爭被人為拖延了數年。
在這種信任危機下,哪怕你把心掏出來,人家也覺得你血腥味太重。
轉機出現在1861年,那是一個充滿了血腥味和火藥味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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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帝死在了承德避暑山莊,留下了顧命八大臣輔佐6歲的小皇帝。
緊接著,慈禧太后聯合恭親王奕訢,在北京發動了驚天動地的“辛酉政變”。
僅僅6天時間,顧命八大臣死的死、流放的流放,大清的天變了。
就在政變發生19天后,遠在安慶前線、正忐忑不安的曾國藩,突然接到了一道讓他頭皮發麻的圣旨:朝廷任命他節制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四省巡撫以下文武官員,全歸他管。
這簡直是天上掉餡餅,而且是純金的餡餅。
在大清兩百多年的歷史上,從沒有一個漢人大臣擁有如此巨大的實權。
這就相當于把大半個江南的財權、軍權、人事權,打包送給了曾國藩。
為什么?
為什么咸豐防了他八年,慈禧剛一掌權就敢把底褲都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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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藏著一個巨大的歷史諷刺。
很多人認為這是慈禧和恭親王的英明決策。
但如果翻開史料,你會發現,真正最早提出“重用漢人、放權湘軍”戰略的,其實是剛剛被慈禧砍了腦袋的肅順。
肅順是滿洲鑲藍旗人,顧命八大臣之首,也就是那個在電視劇里經常被描繪成大反派的角色。
但他其實是個極其敏銳的政治家。
在咸豐朝晚期,就是肅順看穿了八旗和綠營已經徹底爛透了,他曾多次當著咸豐的面大罵滿人官員是飯桶,極力主張只有靠曾國藩、左宗棠這些漢人精英才能救大清。
甚至在咸豐去世前夕,肅順就已經擬定計劃,準備讓曾國藩統轄江南四省。
可惜,計劃還沒實施,咸豐就掛了,緊接著肅順自己也在政變中掉了腦袋。
慈禧太后和恭親王雖然殺了肅順,但他們不是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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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太平天國如日中天的攻勢,他們驚恐地發現,肅順留下的那個“重用漢人”的藥方,竟然是救命的唯一稻草。
于是,大清歷史上最吊詭的一幕出現了:新的統治者處決了政敵,卻全盤照搬了政敵的政治遺產,這招借尸還魂,玩得真溜。
1862年初,隨著曾國藩權勢的登頂,左宗棠、李鴻章等人也迅速上位,漢族官僚集團在大清政壇全面崛起。
曾國藩終于不用再賣假文憑,也不用再看地方官的臉色。
湘軍獲得了源源不斷的糧餉支持,兩年后,攻破天京,太平天國覆滅。
在這個故事里,曾國藩是個苦盡甘來的執行者,慈禧是個順水推舟的掌權者,而那個真正看清局勢、試圖打破滿漢藩籬的“推手”肅順,卻成了那個必須死的祭品。
曾國藩后來多次上書請求辭去四省軍務的職位,他在奏折里說自己“權位太重,恐開爭權競勢之風”。
這不僅是謙虛,更是恐懼。
他比誰都清楚,這把交椅是用多少人的血換來的,又是建立在多么脆弱的政治平衡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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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他五十一歲,看著手里的委任狀,大概也只能長嘆一聲,繼續給這艘破船修修補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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