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狀告吳南生開發羅湖瞎指揮，谷牧怒：難道讓南大門一直泡水里

1980年即將翻篇的時候，一顆重磅炸彈落在了廣東省委的辦公桌上。

這不是什么普通的匯報材料，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控告信。

被推上風口浪尖的，正是當時深圳的一把手吳南生。

寫這封信的人，來頭也不小，是跟吳南生在一個班子里搭檔的兩位老資歷干部。

而且，人家這回沒用個人名義，直接蓋的是“市委”的公章，擺明了是公事公辦，不留情面。

扣在吳南生頭上的帽子，那可是相當嚇人：瞎指揮，拿著國家的錢打水漂。

這事兒在當時鬧得滿城風雨。

想當初，特區這塊招牌才剛掛上去沒幾天，自家人就先干起來了，還要跑到省里去打“御前官司”。

究竟是為了啥，讓昔日同一個戰壕里的老戰友徹底翻了臉？

表面瞅著，像是為了在哪兒修路、在哪兒蓋樓爭得面紅耳赤，可要是把那層皮扒開，這分明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腦瓜子在搞生死對決。

導火索，就是那一筆3000萬元的貸款。

要捋順這根藤，還得把時間軸往回撥幾個月。

當初中央剛點頭讓搞特區，吳南生立馬就撞上了一堵墻：開工的第一鏟土，到底往哪兒鏟？

那時候的深圳，名義上是個市，骨子里就是一片大荒地。

當時擺在臺面上的選項有三個：福田、上步，再就是羅湖。

要是按常理出牌，大伙兒肯定都把票投給上步或者福田。

道理很簡單：這兩塊地平整，雖然底子薄，也就是拉幾根電線、通幾條水管的事兒，干起來容易，出政績也快。

可誰知道，請來的那一幫子專家和工程師，對著地圖比劃了半天，最后手指頭硬是戳在了那個最讓人頭疼的地方——羅湖。

這幫秀才的算盤是這么打的：咱們搞特區圖個啥？

不就是為了把外面的錢引進來，跟香港那邊接上軌嘛。

羅湖是個什么位置？

出了羅湖橋就是香港，那是妥妥的國門第一站。

要是那些香港老板一過橋，看見咱們這就跟個荒郊野嶺似的，誰還有膽子把錢投進來？

所以，羅湖這塊硬骨頭必須得啃下來。

這不僅僅是算經濟賬，更是算政治賬。

話雖這么說，可這地方有個致命的死穴。

羅湖，顧名思義，地勢低得像個湖底。

旁邊還杵著一座羅湖山，只要老天爺一變臉，山上的水嘩嘩往下灌，這地方立馬就能養魚。

老天爺好像專門是為了給大伙兒出難題，那年7月，一場暴雨兜頭澆了下來。

那會兒，全國一百多號頂尖的規劃專家正住在羅湖的新園招待所開會。

大雨一下，洪水倒灌，招待所一樓眨眼功夫就被淹了。

專家們辛辛苦苦畫的圖紙、測的數據，全泡在了黃泥湯里。

一個個挽起褲腿在水里撈資料，那模樣別提多狼狽了。

這場大雨，讓反對的聲音一下子炸了鍋。

有人就開始在那兒嘀咕：這破地方連個像樣的澡堂子都不如，一下雨就成爛泥塘，還搞什么建設？

往這兒砸錢，那不是肉包子打狗嗎？

正趕上大伙兒心里犯嘀咕的時候，谷牧給特區送來了一顆定心丸：他幫著弄到了一筆貸款，整整3000萬。

錢是到手了，麻煩也跟著來了。

這錢該怎么燒？

就為了這3000萬的去向，市委班子立馬分成了兩派。

一派就是那兩位上了年紀的老領導，咱們姑且叫他們“穩健派”。

他們的路子很傳統，也挑不出毛病：既然羅湖老發大水，那就把錢花在刀刃上，去修水利、搞農田基建。

筑堤壩、挖水溝，先把水患給治了，保住糧食收成，這才是實打實的政績。

在那個年頭，這種“保農業、求穩妥”的思路，那是金科玉律，誰也挑不出錯來。

另一派呢，是一群年輕氣盛的工程師，咱們叫他們“敢死隊”。

這幫人拋出了一個聽著就讓人心驚肉跳的計劃：把羅湖山給削了，填平那個大坑。

說白了，就是要把旁邊的山頭炸平，用那些土石方把低洼的羅湖墊起來。

這方案剛一擺上桌，會議室里差點沒把房頂掀翻。

這哪里是搞建設，這分明就是現代版的“愚公移山”。

那兩位老領導當時就急眼了。

他們心里有本賬：這是個無底洞啊。

3000萬？

這點錢扔進去，估計連個響聲都聽不見。

萬一錢燒光了，山沒推完，坑也沒填平，特區的第一筆救命錢就這么敗光了，誰擔得起這個罪名？

再說了，就算你把地填高了，能不能擋住洪水誰心里也沒底。

這不等于拿錢打水漂嗎？

兩邊誰也說服不了誰，火藥味也是越來越濃。

就在一次碰頭會上，火山口終于噴發了。

有個年輕的工程師實在憋不住火，當場就把桌子給拍了。

他指著兩位老前輩，蹦出了一句極重的話：“你們腦子里那是花崗巖！”

這在當時可是犯了大忌諱的。

兩個老資格的革命前輩，被一個毛頭小伙子指著鼻子罵僵化，這臉往哪兒擱？

可這位年輕工程師接下來的一番話，卻把特區建設的魂兒給點透了。

他心里的賬本是這么寫的：

要是把這3000萬拿去修水利，撐死了也就是多打幾百斤糧食，羅湖還是那個羅湖，頂多是個高產的大農村。

可要是搞“移山填海”，雖說眼下花錢如流水，可一旦弄成了，羅湖那就是一片平展展的寶地。

這地拿來干嘛？

不種莊稼，種房子。

只要地平整出來了，就能蓋大樓，就能把外資引進來，搞商業中心。

土地一旦變成了資本，那價值就是翻著跟頭往上漲。

到時候，別說還那3000萬貸款，以后特區發展的錢都能像滾雪球一樣滾出來。

這不僅僅是個工程方案，這壓根就是一套生意經。

這就是拿“種地的錢”去修溝渠，還是拿“搞工業的錢”去錢生錢的根本區別。

兩位老領導哪聽得進去這個？

他們覺得這簡直就是天方夜譚，是敗家子的行徑。

兩人當場就跟那幫年輕人杠上了，甚至覺得這幫人是在搞投機倒把那一套。

這時候，全場的眼珠子都盯著一個人——一把手吳南生。

在這個節骨眼上，他的一句話就能定乾坤。

吳南生當時的壓力有多大，旁人根本沒法想象。

要是順著老領導的意思，那是四平八穩，誰也挑不出刺兒來。

但這特區搞不好就成了個“樣板農場”。

要是撐那幫工程師，那就是拿身家性命在賭博。

攥著國家的救命錢，去賭一個還沒影兒的商業未來。

一旦輸了，那就是千古罪人，這頂烏紗帽肯定是保不住了。

吳南生悶頭抽了半天煙，最后，他站到了工程師這一邊。

他苦口婆心地勸那兩位老搭檔：咱們得信科學，得聽專家的。

這一表態，算是徹底捅了馬蜂窩。

兩位老領導覺得吳南生這是跟著一塊兒瘋了，甚至覺得他是在瞎指揮。

這口氣怎么也咽不下去，轉頭就寫了材料，蓋上市委的章，直接告到了省里。

這就有了開頭那一幕。

這封告狀信分量太重了，扣的帽子是“勞民傷財”，在那個改革開放剛起步的敏感時期，這罪名能壓死人。

官司打到了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那里。

任仲夷是個明白人，他專門跑了一趟深圳，想給這幫“吵架”的干部擰擰繩。

在會上，任仲夷也沒含糊，直接表態支持那個推山填洼的方案。

但這事兒還沒完，畢竟告狀的人心里還是有個疙瘩。

真正的一錘定音，是在12月8日那天。

當時，中央書記處書記谷牧，在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江澤民等人的陪同下，專程南下視察。

江澤民同志其實8月份就來過一趟。

當時看到的景象讓他印象太深了，甚至可以說是觸目驚心。

他在會上回憶說，親眼瞅見從香港那邊過來的人，一下雨，鞋襪全泡在泥水里，那叫一個狼狽。

一邊是高樓林立的香港，一邊是一下雨就爛泥塘的深圳。

這種反差，太寒磣人了。

所以江澤民在會上撂下了一句重話：“咱們這幾十年的南大門，總不能老是泡在水里頭吧。”

提到羅湖這些地方，他態度很堅決：“無論如何都得搞出個樣來。”

有了這個鋪墊，谷牧的態度就更鮮明了。

沒過幾天，在省委的會上，谷牧直接就把那個“告狀”的事兒給挑明了。

任仲夷把有人告吳南生“瞎指揮”的情況跟谷牧交了底。

谷牧聽完，當場臉就沉了下來。

他說：“有人告吳南生瞎指揮，這個我是不認賬的。”

緊接著，他拋出了那個著名的反問：“有些同志還在那里反對，難道非得讓咱們的南大門一直泡在水里不成？”

這句話，就像是一顆定海神針。

它不光是給吳南生解了圍，更是給“特區怎么搞”定了個調子：別再用老眼光看問題了，別怕花錢，別怕搞大動作，只要路子對，就要敢想敢干。

有了谷牧和省委撐腰，吳南生心里的石頭總算是落地了。

接下來，就是甩開膀子大干一場。

既然尚方寶劍都拿到了，那就沒啥好顧慮的。

吳南生帶著大伙兒，開始了那個在當時看來不可思議的“移山填海”大工程。

這一仗打得那是相當漂亮。

80多萬立方米的羅湖山，硬是被推了個精光。

這些土石方全填進了羅湖那個大坑里。

整個地基，硬生生被拔高了兩米，有些原來特別洼的地方，甚至填高了四米。

以前那個爛泥塘，終于變成了硬邦邦的水泥地。

這場豪賭，贏了嗎？

事實證明，那位年輕工程師的賬算得那是相當準。

羅湖山搬掉以后，不光水患沒了，更要命的是，這里成了深圳最值錢的黃金寶地。

國貿大廈拔地而起，那個震動全國的“三天一層樓”，就在這兒誕生的。

外資就像潮水一樣涌進來，地價翻著跟頭往上漲。

那3000萬貸款算個啥？

后來羅湖生出來的錢，何止千個、萬個3000萬。

如今回頭再看這段往事，你會發現，這壓根就不是什么修路架橋的爭論。

那兩位告狀的老領導，也不是什么壞心眼。

他們只是被困在了舊時光里，總想著用縫縫補補的法子過日子。

而吳南生、任仲夷、谷牧，還有那位敢拍桌子的年輕工程師，他們眼里看到的是未來。

他們明白一個死理兒：搞特區，不是在爛泥塘里插秧，而是在爛泥塘上造城。

要想把高樓大廈蓋起來，首先得把那座擋在腦子里的“羅湖山”給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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