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那年頭，南京的冬天冷得像冰窖。
在市公安局的鐵窗后面，有個叫鮑君甫的老頭，正蹲在那兒發愁。
他這次遇到的坎兒，怕是邁不過去了。
判決書基本上算是草擬好了：反革命特務，吃槍子兒。
這事兒在旁人看來，簡直是鐵板釘釘。
這老頭以前是干嘛的？
國民黨中統駐上海的特派員，后來還管過南京的“反省院”。
單憑這兩條履歷，不管怎么查，都是妥妥的“反動派”。
可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這老頭沒哭沒鬧，反而挺直了腰桿，在審訊室里吼了一嗓子：“去把陳賡給我找來！
他清楚我是誰！”
負責這案子的法院院長鞠華，聽完這話，心頭猛地一跳。
這口氣，著實不小。
那會兒陳賡在哪兒？
人家正帶著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跟美國大兵硬碰硬呢。
一個在牢里等著挨槍子的階下囚，張嘴就要找千里之外的兵團司令員給自己作保，這事兒怎么聽怎么玄乎。
好在鞠華是個心細的人。
他自個兒琢磨：要是這老頭瞎掰，頂多浪費幾張信紙；可萬一他說的是真話，這一槍打出去，那可就成了千古恨，殺錯自己人了。
于是，兩封求證信跨過鴨綠江，送到了前線。
陳賡拿到信，估計也愣了一下。
但他回信回得特別快，而且那信寫得那是相當有水平，既沒把責任全攬身上，也沒把人一腳踢開。
信里有這么幾句硬話：“鮑某確實在1927年就跟咱們搭上了線…
那段時間，幫了黨的大忙。”
當然，他也留了個后手：“至于后來他當感化院院長，聽說表現不咋地，具體情況我就不清楚了。”
這信看似四平八穩，其實最有分量的就是那幾個字：“幫了黨的大忙。”
到底是什么樣的忙，能讓一位正在指揮千軍萬馬的司令員，在炮火連天的空檔，專門提筆為一個“特務”說話？
這筆舊賬，得翻到1928年的上海灘。
那陣子，陳立夫剛把中統的架子搭起來，急著在上海插旗。
鮑君甫因為日語溜、路子野，被中統頭目楊劍虹一眼相中，非要拉他入伙當調查員。
擺在鮑君甫面前的路有兩條。
去吧，那是給國民黨當鷹犬，名聲臭；不去吧，得罪人不說，還沒了飛黃騰達的機會。
結果這人腦子活，走了第三條路。
他偷偷摸摸找到了中共那邊的陳養山，把這事兒給兜底了。
消息很快傳到了周恩來耳朵里。
周恩來眼光毒，立馬看出來這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咱們的人要是能名正言順地混進國民黨特務窩子，那搞情報豈不是如魚得水？
就這樣，當時還在特科搞情報的陳賡，約鮑君甫在黃浦江邊碰了個頭。
這回見面，鮑君甫提了個在當時聽起來簡直是“敲竹杠”的條件。
他對陳賡攤牌：我去中統臥底沒問題，但有兩條。
第一，得給錢，每月四百塊大洋。
第二，你們得給我情報。
陳賡聽完樂了。
這聽著真新鮮：我雇你干活，不但要發高薪，還得把自家的機密給你，讓你拿去向國民黨邀功請賞？
換一般人，估計當場就掀桌子了。
可陳賡是干大事的人，他腦子里那筆賬算得清清楚楚。
四百塊大洋貴不貴？
那會兒絕對是筆巨款。
可要是能花錢在敵人心臟里安一只“眼睛”，這買賣劃不劃算？
太劃算了。
至于給情報，這里頭的門道更深。
要是鮑君甫在特務科里整天混日子，抓不到幾個“亂黨”，那他很快就得卷鋪蓋走人，臥底也就廢了。
想讓他爬得高、坐得穩，咱們就得主動給他“喂料”。
舍不得鞋子套不住狼。
陳賡當場拍板：成交！
不光給錢，陳賡還跟周恩來打報告，專門給鮑君甫配了小汽車、保鏢，甚至還配了個秘書。
這就搞出了一個歷史奇觀：國民黨的特務骨干，開著共產黨的車，花著共產黨的錢，拿著共產黨送的“業績”，在國民黨圈子里混得風生水起。
這筆“風險投資”，沒過多久就賺翻了。
鮑君甫在中統那邊越混越開，特別是老上司楊劍虹自殺后，蔣介石親自點將，讓他當了駐滬特派員。
后來接手特務機構的徐恩曾，對他也是言聽計從。
這時候，鮑君甫開始連本帶利地回報了。
最大的一筆“紅利”，就是那是三個名字：錢壯飛、李克農、胡底。
這就是黨史上響當當的“龍潭三杰”。
他們之所以能順利鉆進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甚至給徐恩曾當機要秘書，全靠鮑君甫在中間牽線搭橋。
要是沒這三個人，后來顧順章叛變的時候，上海的黨中央估計就被連鍋端了。
這么一看，陳賡當年批的那四百塊錢月薪，簡直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保險費。
除了安插釘子，鮑君甫還有個本事是“撈人”。
1929年，任弼時被抓了。
巡捕房那幫人眼拙，不知道抓了條大魚，只當是個小嘍啰。
咋整？
硬劫獄肯定不行。
鮑君甫出馬了。
他揣著個沉甸甸的大紅包，直接去找租界警務處的頭頭蘭普遜。
理由編得特別隨意：“那是我的線人，抓錯了，趕緊放人。”
蘭普遜拿了錢，也沒多問，就把人放了。
任弼時就這么大搖大擺地走出了大牢。
到了1931年，關向應被捕，這事兒就麻煩了。
這時候如果不救，關向應必死無疑；要是硬救，容易把自己搭進去。
鮑君甫和特科副科長劉鼎，聯手演了一出漂亮的“雙簧”。
他推薦的“專家”，就是劉鼎——地地道道的中共特科成員。
最后，鮑君甫還在那邊發牢騷：“查了半天全是些破書，抓了個書呆子，白忙活一場！”
蘭普遜信以為真，關向應也就這么被放了。
你看，這就是“雙面間諜”的厲害之處。
他利用國民黨的資源、租界的人脈，把那些掉腦袋的大事，變成了“內部誤會”和“人情往來”。
當然，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的。
顧順章叛變后，陳賡曾勸鮑君甫趕緊撤。
可鮑君甫這時候犯了糊涂。
他太自信了，覺得自己藏得深，舍不得手里的權力和地位。
結果，沒多久他就進去了。
巧了，1933年，陳賡也被捕了，倆人關在了南京同一個監獄里。
以前的接頭人，現在的獄友。
陳賡出獄的時候跟鮑君甫撂下一句話：“以后共產黨肯定坐天下，我們不會忘了你。”
這話不是客套，是承諾。
鮑君甫硬是蹲了六年大牢，嘴巴嚴得很，半個字沒吐。
直到1937年才出來。
出來后，他跟組織斷了線，窮得叮當響，為了混口飯吃，才去當了那個倒霉的感化院院長。
這也是為啥1951年他會被當成反革命抓起來。
回到1951年的那個冬天。
法院根據陳賡的回信，把老底查了個底朝天。
最后的結論就八個字：“沒什么大罪，功勞比過錯大。”
鮑君甫當場就被放了。
后來的日子就比較暖心了。
陳賡和當時已經是司法部副部長的陳養山，一直惦記著這個老朋友。
陳賡提議，每個月給他發150塊生活費。
在50年代，這絕對是筆巨款，養活一大家子綽綽有余。
1956年，鮑君甫被接到了北京，見到了陳賡、李克農這些老戰友。
大伙兒給他置辦了新行頭，還帶他去協和醫院鑲了口假牙。
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病重的時候，特意把羅青長叫到床前，念叨了幾個名字。
其中就有鮑君甫。
總理說：“那些在黨最困難的時候幫過咱們的人，千萬不能忘了…
回頭看鮑君甫這輩子，全是算計和博弈。
當年向陳賡要錢，那是算計利益；
后來冒死救任弼時、關向應，那是講情義；
最后賴著不走被抓，那是心存僥幸。
人這一生，做對一次選擇容易，難的是在那黑白難辨的夾縫里，始終守住底線。
陳賡的那封信，救的不光是鮑君甫的一條命，更是給那段隱秘的歷史一個公正的交代。
畢竟，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有的英雄站在光里，有的英雄，只能活在影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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