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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裕仁導演、鄧方圓主演的《姚安殺妻》為例
文/任思奇
中共四川省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四川電影電視學院量子藝術研究院智庫專家
李單晶
成都市社會科學院歷史與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西南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
量子藝術以量子思維為基本方法論,注重突破傳統藝術表達中常見的線性邏輯。量子理論中的“疊加態”原理認為,事物在被觀測或解讀前,可同時處于多種可能性狀態。川劇作為巴蜀文化的代表,其海納百川的包容特質、靈活多變的表演形式,天然與量子疊加態的內在邏輯相契合——它既保留著程式化的唱念做打傳統,又能在創新演繹中承載多元表達,既傳遞明確的價值導向,又留給觀眾充足的解讀空間。由成都市川劇研究院王裕仁導演、鄧方圓主演的川劇創新折子戲《姚安殺妻》,將量子藝術的疊加態理論融入舞臺呈現、價值傳遞與情緒表達的每一個細節,呈現出多維度、多層次的藝術魅力,成為川劇疊加態表達的典型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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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川劇研究院二級演員、《姚安殺妻》導演王裕仁(左)在排練現場,成都市川劇研究院供圖)
一、藝術表達疊加
川劇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須要在表達范式上持續創新,拒絕守成不變與單一固化。《姚安殺妻》的創新演繹,將量子疊加態的特質融入藝術表達的各個方面,實現了表演動作、舞臺呈現與藝術手法的多重疊加,讓舞臺細節承載著多元的表意可能,構成了一個開放的藝術表達場域。
其一,表演動作的疊加態。這是該劇最具代表性的量子藝術呈現。鄧方圓在扮演姚安這一角色時,并未將其塑造成典型的“惡徒”形象,而是通過動作設計,實現了角色行為、內心活動的多重疊加,一個動作同時承載多種表意功能,完美詮釋了量子疊加態中“多種狀態共存”的觀點,以其在椅背手抖折扇、三起三落的片段最具代表性。這一段動作,既展示了演員精湛的技巧,又將角色多種復雜心理的疊加狀態完美呈現——既似姚安殺妻后,俯身觀測井中張夢姐是否溺斃的謹慎、狠毒與焦躁;又似他行兇過程中,對被害者自救和掙扎的反復推壓;更似其內心良知與惡念的激烈掙扎。這一段動作同時處于“查看、行兇、掙扎”三種狀態之中,沒有明確的“唯一解讀”,直到觀眾進行“觀測”,結合自身的人生體驗與審美認知進行解讀,才會形成屬于自己的理解,正是量子藝術中觀測前多態共存的生動體現。除此之外,鄧方圓在演繹姚安殺妻后的狀態時,表情和語言迅速而精細變化也形成疊加態。井口離開后,數秒內姚安從表情悲痛呼喊妻子,到表情猙獰瘋狂大笑,再瞪眼定格喊出一聲“死得其所”,最后搖扇得意離場。偽裝的悲切、內心的狠戾、得逞的興奮等多種狀態相互交織,讓角色形象擺脫了扁平化,呈現出復雜多面的人性特質。
其二,舞臺呈現的疊加態。該劇的舞臺設計并未使用繁復的布景,而是采用極簡風格,實現了多重意象的疊加。特別是姚安迎娶綠娥的場景,舞臺設計表現出喜慶與悲涼的共在。舞臺中僅有一大紅帷幔,既表達婚慶時的裝飾又作為洞房簾幕,但舞臺整體背景為光線陰冷的深藍色或黑色。這種“一紅一黑、一暖一冷、一明一暗”的色彩疊加,將“婚禮的喜慶”與“命案的悲涼”、“新人的歡愉”與“舊妻的冤屈”同時呈現在舞臺上,形成強烈對比,實現了兩種對立場景的共存,與一般舞臺劇“一景一情”的模式大相徑庭。極簡的舞臺同時承載著多重意象與多種表意,正是量子疊加態在川劇表演中的具體實踐。
其三,藝術手法的疊加態。幫腔是川劇表演藝術中的重要表現手法,亦是川劇表演藝術量子疊加態的集中體現。幫腔既可以是旁白,客觀敘述劇情的發展,讓觀眾清晰了解故事脈絡;又可以是角色內心的外化,傳遞他不便言說的內心活動;還可以是觀眾的心聲,表達對角色的譴責、憤怒、同情、支持等評價。《姚安殺妻》中幫腔設計尤為精彩,如“背時鬼你殺錯了”一句便同時具有上述三種意味。這種幫腔的多重功能疊加,讓舞臺敘事不再是簡單的“演員表演、觀眾觀看”模式,而是形成了演員、幫腔、觀眾三者的互動,契合量子藝術中“觀察者參與表現構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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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川劇研究院二級演員鄧方圓在《姚安殺妻》中飾演姚安,成都市川劇研究院供圖)
二、情緒傳遞疊加
量子藝術視域下的情緒表達,主張多種情緒共生共存,《姚安殺妻》的創新演繹,正是將這種特質融入情緒傳達之中,實現了喜劇與恐怖、悲涼與戲謔、同情與譴責的多重情緒疊加,讓觀眾在觀看過程中,同時體驗到多種情緒,形成復雜的情緒共鳴,也是該劇最具感染力的地方。
其一,喜劇與恐怖的疊加。這是該劇情緒傳達最具特色的部分,也是量子疊加態的生動詮釋。川劇自帶濃厚的喜劇基因,善于通過夸張的表演、詼諧的語言,緩解劇目本身的沉重感。《姚安殺妻》作為一部帶有恐怖色彩的劇目,將喜劇元素與恐怖元素巧妙疊加,實現了“亦喜亦恐”的情緒效果。劇中的喜劇元素,并非刻意的搞笑,而是融入在角色的表演與臺詞之中:姚安哄騙張夢姐前往后花園時,假意溫存的語氣、夸張討好的神態,帶著川劇丑角的戲謔感,引得觀眾會心一笑;王伯倫做媒時,油嘴滑舌的臺詞、趨炎附勢的神態,緩解了劇目殺妻事件的沉重與恐怖。這種喜劇感并未削弱恐怖氛圍,反而與恐怖元素形成了奇妙的疊加。當姚安猛地將張夢姐推入井中,喜劇感瞬間消散,取而代之的是陰森恐怖;當兩女鬼從帷幔中突現,向姚安索命時,恐怖氛圍拉滿,姚安驚慌失措、丑態百出的表演,又在恐怖中夾雜著一絲喜劇的戲謔。這種喜劇與恐怖的疊加相互滲透,喜劇元素讓恐怖不再過于壓抑,恐怖元素讓喜劇不再流于淺薄,兩種情緒同時存在于觀眾的觀看體驗中,直到觀眾根據自身的審美偏好,實現情緒的“觀測坍縮”,形成屬于自己的情緒體驗,正是量子藝術疊加態在情緒傳達中的重要價值。
其二,同情與譴責的疊加。觀眾在觀看該劇時,產生的情緒并非單一的“同情受害者”或“譴責施暴者”,而是同時處于同情與譴責的雙重情緒之中,形成了復雜的情緒共鳴。對于張夢姐與綠娥,觀眾無疑是同情的。同情她們的悲慘命運,同情她們成為男性貪婪與自私的犧牲品,同情她們在封建時代無法掌控自己的人生。這種同情并非絕對的,已有原配的姚安之所以會生再娶綠娥之心,也有綠娥家人貪慕姚安家世,聲稱非姚氏不嫁的原因,故讓觀眾減少了一絲同情,多了一絲惋惜。對于姚安,觀眾無疑是譴責的,譴責他的虛偽與狠毒,譴責他的貪婪與自私,譴責他肆意踐踏他人生命、背叛婚姻與愛情;這種譴責也并非絕對的,其內心也存有掙扎與悔恨,鄧方圓在表演中淋漓盡致地展現出姚安被惡念驅使、最終被罪惡吞噬的過程,讓觀眾在譴責他的同時,亦對他產生了一絲同情,同情他被貪婪與猜忌心吞噬、失去了人性的本真,最終落得身敗名裂、暴斃而亡的下場。同情與譴責的疊加,讓觀眾的情緒不再走向極端,而形成了辯證的審美認知,讓該劇的情緒傳達更具深度與感染力,完美詮釋了量子藝術疊加態“兼容矛盾情緒”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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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川劇研究院二級演員鄧方圓在《姚安殺妻》中飾演姚安,成都市川劇研究院供圖)
三、價值批判疊加
量子疊加態多元共存特質不僅體現在川劇表演藝術的表達上,更滲透價值理念的傳遞中。《姚安殺妻》將多種價值批判疊加在一起,既傳遞了明確的正向導向,又不迫使觀眾單一解讀,讓不同的價值理念相互滲透、共生共存,形成了一個多元的價值場域,正是量子藝術疊加態在價值傳遞中的生動體現。
其一,反封建與人性批判的疊加。該劇的故事發生在封建禮教盛行的古代,姚安之所以能夠背叛發妻、肆意踐踏他人生命,本質是封建婚姻制度與等級觀念的產物。封建禮教賦予男性的主導權,將女性視為男性的附屬品。該劇通過姚安的罪行,深刻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的腐朽、封建禮教的虛偽,傳遞了反封建的價值導向。同時,該劇并未將所有罪責都歸咎于封建制度,而是融入了對人性本身的批判,實現了“反封建”與“人性批判”的疊加。姚安的惡,還源于他自身的貪婪、虛偽與自私,他被綠娥的美貌吸引,便拋棄發妻,被猜忌心驅使,又殺害新歡,他的罪行是封建制度與人性之惡共同作用的結果。鄧方圓細膩的表演,將姚安內心的貪婪、虛偽、恐懼與掙扎展現得淋漓盡致,讓觀眾在譴責封建制度的同時,也反思人性本身的弱點,這種雙重價值的疊加,讓該劇的價值傳遞不再單一淺薄,而是更具深度與厚度。
其二,正義觀的多重疊加。該劇以姚安的暴斃而亡為結局,體現了對正義終將實現的追求。這不僅是簡單的“因果報應”正義觀,還實現了“因果正義”“法治正義”與“人性正義”的三重疊加。從傳統因果正義來看,姚安殺妻害命,最終被兩女鬼索命、精神錯亂而亡,“惡有惡報”的結局,契合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價值追求,滿足了觀眾對“正義得以伸張”的樸素期待。從現代法治正義來看,該劇通過姚安的罪行,傳遞了“生命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理念。無論身份地位如何,剝奪他人生命都將受到懲罰。特別是此劇的導演王裕仁將《姚安殺妻》折子戲融入到其編、導、演的青春實驗川劇《離恨天·審》中,讓警幻仙姑在離恨天對死后的姚安進行審判定讞,使現代法治正義更明確和凸顯,讓該劇的價值導向更具時代性。從人性正義來看,該劇通過姚安內心的掙扎、兩女鬼的控訴,傳遞了“人性本善、惡念難藏”的理念,姚安的惡念最終吞噬了自己,張夢姐與綠娥的冤屈得以伸張,本質上是人性正義的回歸。這三種正義觀相互疊加、相互補充,沒有明確的主次之分,同時存在于劇目之中,讓觀眾在解讀正義的過程中,形成自己的認知,這種多元正義觀的疊加,正是量子藝術疊加態“包容多元、不追求絕對唯一”的體現。
四、結語
量子藝術的疊加態理論,為川劇的創新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與思路。王裕仁導演、鄧方圓主演的川劇折子戲《姚安殺妻》,是川劇與量子藝術融合的成功嘗試,證明了川劇作為一種開放的藝術形式,能夠與量子藝術的內在邏輯相契合,承載多元的表達與解讀。在鄧方圓的個人社交平臺上,他上傳的該劇視頻獲贊超過19萬次、6.7萬次收藏、7.9萬次轉發,并在持續增長中。湖南國際傳播中心的社交媒體賬號介紹了該劇,獲贊超過10萬次。我們欣喜地看到,傳統戲曲與現代藝術理念相互融合、共生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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