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友林：唯一獲五枚一級勛章的開國少將，八將軍聯名要求改授中將

1940年深秋，江淮夜色沉沉。新四軍軍長葉挺忽然拉著一個瘦高個子青年下田捉田雞，水花四濺間，葉挺拍拍青年的肩膀，說道：“娃子，你這身骨頭將來要挑大擔子，可別讓我失望。”青年正是24歲的譚友林。那一夜，他端著竹簍回到指揮部，滿身淤泥，卻笑得像個剛從稻田里捉到第一條泥鰍的孩子。誰也沒想到，這位年輕人后來胸前會掛滿五枚一級勛章，卻只戴著一顆少將星。

譚友林1916年2月出生在湖北江陵，九歲喪父，靠母親挑柴做漿糊補鞋維持生計。赤貧的童年讓他過早地明白“窮人不抱團就得挨打”的道理。1930年，他謊報年齡闖進洪湖蘇區軍政學校，被挑出排隊時臉紅得像小番茄，但倔強地挺胸站成一根桿子。老師們最終網開一面，留下了這個身板單薄卻眼神倔強的少年。

兩年后，湘鄂西根據地的“左”風掀起肅反浪潮。17歲的譚友林被扣上“改組派”帽子，雙手反綁，囚籠暗無天日。體重不足百斤的他高燒不退，手腕潰爛生蛆。生死關頭，賀龍闖進來，一聲“把譚娃子放了”，生生把他從鬼門關里拽了回來。這一幕，成了他此后所有苦難的底色。

槍林彈雨說來就來。1935年，他任紅六師十七團政委，忠堡、板栗園鏖戰兩晝夜，全殲敵軍兩個師。然而，塔臥突圍時一梭子機槍子彈撕裂了他的右臂。藥不夠，血止不住，碎骨留在肉里。紅軍醫院只能包扎，他纏著繃帶繼續行軍。過草地那陣子，高燒、膿毒、沼澤，一個接一個攔路。戰友干脆把他綁在馬背上，“娃娃政委”被搖得昏迷又醒來，醒來再昏迷，靠一口狠勁吊著命。任弼時把自己的花腳騾子讓給他，老中醫楊云階連夜煎藥五十多副，這才守住了那條傷臂。

長征結束時，他只有21歲，卻早已渾身傷痕。周恩來給他找來馬海德做手術，彈頭取出，槍傷痊愈，臂膀卻永遠抬不直。周恩來笑他：“以后寫字要多練，別讓胳膊偷懶。”譚友林憨憨一笑：“動槍行，拿筆可真難。”晚年那只開過八刀的手，居然寫下一手遒勁行草，也算兌現了當年的“軍令狀”。

抗戰全面爆發后，彭雪楓讓他去豫東收編地方武裝。六個人闖進李壽山的三百兵痞窩子，身上只帶一挺機槍。譚友林不動聲色，跟李壽山喝高粱酒、擺兄弟席，輪番講“日本人要亡咱國”的粗話。幾個月下來，不僅把對方的槍納入編制，還把李壽山送進了黨校。那支隊伍后來發展成一萬六千人的游擊縱隊，硬生生從國民黨和日軍夾縫里拼出大片根據地。

1948年，他調入東北野戰軍，任松江軍區第四分區司令員。冬雪沒過膝，他帶兵鉆山林、扒雪窩，搗碎了“東北王”謝文東、李華堂的匪巢，為遼沈戰役后方補給掃清障礙。進關后，他隨四野39軍一路南下，在湘北“洞庭湖畔斷白崇禧退路”，家鄉江陵解放那天，他站在舊屋前，磚瓦已殘，母親卻早已撒手。太陽落山，他獨自坐在院中土凳上，煙頭忽明忽滅。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號角吹響。39軍跨過鴨綠江，第一仗云山遭遇美騎一師。志愿軍一營長上報：“敵人裝備太好。”譚友林沉聲一句：“別怕，他們也是血肉。”夜色掩護下，幾十門迫擊炮同時開火，拂曉時分，美軍遺下一千八百多具尸體。四次戰役中，39軍以“從未吃敗仗”著稱，副軍長譚友林功不可沒。金日成授予他朝鮮二級國旗勛章，1992年又親自為他補掛一級獨立自由勛章，“遲到四十年的榮譽總算找到了主人”。

1955年，我軍首次授銜。按資歷、現職、戰功，譚友林本當列入中將序列。名錄卻把他歸為少將。王震、蕭克、賀炳炎等八位老戰友聯名上書總政治部，請求改授中將。羅榮桓總政主任后來對他說：“我們工作粗了，抱歉。”譚友林笑道：“我活著已占便宜，再給我高帽子，良心過不去。”謙和二字，寫滿他的臉。

軍裝上的星不夠耀眼，胸前的勛章卻無比刺目。一級八一、一級獨立自由、一級解放勛章，外加朝鮮一級獨立自由勛章，再到1988年補授的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湊成了前無古人的“五連冠”。同為少將的，只此一家。資深軍史研究者統計過，首批授銜時擁有三枚一級勛章的共有一百四十二人，其中少將不過十四位；手握四枚者，僅譚友林一人；至于后來湊足五枚，已屬稀世。

停槍的年代，他卻沒閑著。1959年，他受命組建特種工程兵部隊，奔赴大西北。當年戈壁黃沙遮天，他端著望遠鏡對工程師說：“彈坑再大，也擋不住大國決心。”號稱“羅布泊鐵軍”的官兵把坑道、指揮所和地下工事一寸寸鑿進戈壁深處，為“兩彈一星”鋪好基座。

1965年，北京的地下也在轟鳴。第一條地鐵從蘋果園鉆到復興門，盾構機聲震耳。擔任京津工程指揮部副司令的譚友林，戴著安全帽鉆井下，袖子挽起，滿手泥灰。工人師傅笑他：“老首長，比年輕人還拼。”他回一句：“命硬，天塌不怕。”

70年代中期，他調新疆軍區副司令，負責南疆鐵路和天山公路。筑路隊在托克遜戈壁挖隧道，地溫高達六十度，灰塵撲面。譚友林頂著烈日走在工地，胡子都結鹽霜。有人勸他回車里避暑，他擺擺手：“前線挨過子彈，哪能怕太陽？”當年8月，達坂城隧道貫通，他用僅能抬到肩的右臂敲下最后一錘。

如此歷程，讓不少戰友感慨他的“命硬”。然而在老將軍看來，命運從未主動開恩，硬是靠責任、膽氣和一點運氣把自己拽回來。他晚年常把一副自書對聯掛在書房：“無情歲月忙中樂，有味詩書苦后甜。”來客讀罷，總會愣神。筆鋒疤痕交錯，那是槍彈與手術刀共同留下的印章。

2006年7月，北京301醫院病房燈火微弱。老兵們輪換守夜，門口掛著一張小紙條：請腳步輕一些，屋里躺著一位打過云山的老人。91歲的譚友林安靜合上眼睛，右臂依舊不能抬高，手心卻穩穩握住那枚略顯磨損的一級八一勛章。窗外沒有硝煙，只有知了聲聲。

回想這位“百戰福將”的履歷，從九歲喪父的寒門少年，到扛著槍托鋸短的土槍跟著游擊隊跑；從草地深處的高燒昏迷，到云山之戰的急行軍；從地下坑道的爆破聲，到首都地鐵的轟鳴聲；一路走來，熱血、硝煙、汗水與泥沙交織，終在胸前凝成那五枚金燦燦的勛章。

八位開國將軍的聯名請命，羅榮桓的歉意，葉挺的田雞之夜，賀龍的怒吼擔保，這些細節說明了同一件事：在那個講槍口取信、憑戰功立身的年代，沒有人懷疑譚友林配得上更高的星級。可是這位老兵始終覺得，活下來已是上蒼厚賜，少將也好、中將也罷，于他而言，不過是衣領上兩片金葉與三片金葉的差別。真正刻在心里的，是戰火中救命抬著他趟過沼澤的戰友，是他親手收編的李壽山們改穿了新軍裝，是東北的第一縷耀眼曙光，是朝鮮戰地的哨聲，是天山深處的爆破巨響。

軍銜或許有級別，榮光卻無止境。被稱作“常勝軍”靈魂人物的譚友林，將自己的青春和白發都留在了中華大地最險的山川與最冷的戰場。他用五枚一級勛章記下了一個士兵的價值，也把“知足、忘我”四個字沉甸甸地刻進了中國軍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