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30歲女性，一場拼死的逃亡

李平的妻子燕子

在2020年成為新聞當事人的時候，江西男人李平42歲，他的妻子燕子25歲。兩人共計生育了4個小孩，三女一男。大女兒出生于2011年，那年燕子16歲，最小的孩子出生于2018年，是個男孩。兒子剛開始學會走路不久，燕子跑了。

為了尋找燕子，只有小學二年級文化的李平，在網上公開了全家的信息，渴望網友們施以援手，卻因此釀成了一場巨大的輿論風波。尋妻的丈夫，和逃跑的妻子，同時成為了被審判的對象。丈夫被指責為“強奸犯”，妻子則被釘上道德的恥辱柱，成為拋夫棄子的“壞女人”。

2020年，我第一次見到李平，已經是燕子離家9個月后。李平抱著年幼的孩子，坐在未經裝修的扶貧自建房中流淚，堅稱雙方是自由戀愛。燕子的父母從杭州趕來，說十里八村的鄰居都知道他是一位好女婿。

但燕子的離開是一團謎。沒人知道她究竟為什么離開、她經歷了什么、她想要去往何處。

5年時間里，我持續關注這個家庭的發展，在斷斷續續傳來的消息中，我得知燕子進過傳銷，還回過家，然后又跑了。一位負責婚姻家事案件的律師告訴我，類似燕子這樣從婚姻中逃跑的農村女性是很多的，但是很少有機會能讓外界看見她們的存在，因為逃跑之后她們傾向于躲起來。

直到2024年9月，我第一次找到機會和燕子建立了聯系。她的微信名叫“重生”。在我們的第一通電話中，她對我說，從15歲到23歲，共計11條生命從她腹中經過。

2025年3月，燕子實現了她的心愿，和李平成功離婚。然而傷痕無法復原。裂痕不僅撕裂了夫妻雙方，也波及4個未成年的孩子，和雙方的父母。

這是一位底層女性失序的社會化之路。她想要健康獨立地成長，但在貧窮與性別不平等結構的擠壓下，她的命運一次又一次脫離軌道。她的母親與女兒，跟她的處境類似。她們的悲劇基于悲劇，創傷再造創傷，正在代際相傳。

燕子（右）與母親（左）/ 南風窗記者 郭嘉亮 攝

天 殺2020

2020年1月4日，李平發現燕子不見了。

為了尋找燕子，李平去查看了鄉道攝像頭的監控，發現在當天的12點55分，燕子獨自乘坐一輛大巴車離開。經過村子的大巴會開向上饒城區，但畫面太模糊了，李平看不清楚車牌號。

幫他調取監控的男人說，“生了四個小孩了還走，這女的心太狠了。”五年以后回想起這一切，李平會說，這是天殺，“我們江西的人，說女孩子拋棄自己的親骨肉，叫天殺”。

那是李平的婚姻開始斷裂的一刻，直到他的婚姻徹底宣告終結，燕子都不曾向他解釋為何要走，在他的生活中形成一個巨大的心結。

他報了警，但派出所沒有受理，因為燕子是自行離開的。當晚，李平家親朋好友的電話一個接一個打到燕子手機里，被挨個拒接并拉黑。

除了手機、身份證和結婚證之外，燕子什么也沒帶走。正值嚴冬，她的兩手空空，連一件多余的衣服都沒有拿。李平檢查了放在家里的現金和存折，無一遺失，存折里有兩萬五千元的定期存款，燕子是知道取款密碼的。

金戒指也還在抽屜里。那是他買給她的，一枚空心的、克重很輕的、纏繞著紅線的金戒指。兒子出生那年，他在永康學做刀模，月薪只有3500元，家里為了建房子還欠了債。但他想到燕子給他生了這么多小孩，為他長了臉，他還是給她買下了這枚戒指。他記得燕子曾埋怨他買得小，他說等賺了錢還完債，“你可以再去挑大一點的”。

農歷新年很快到了，燕子杳無音信。臘月三十要請祖宗，一切事務都由李平八十多歲的母親在操持，他的兒子剛學會走路。李平躺在床上不停地哭，小孩蹣跚到他跟前，用衣服給他擦眼淚。

事情是從哪里開始變得不對勁的？他反復地想這個問題。

2018年暑假期間，燕子曾帶著大女兒，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兒子，前往蘭溪市的襪子廠打工。是由李平的姐夫帶著她去的，此前她出去打工都跟李平一起，李平認為，“單獨一個人她不敢去”。那次李平要留在家里建新房子，為了方便燕子和他聯系，他給她買了第一部智能手機。

燕子出去了四五十天，賺回一萬二千元。李平認為，“從那兒回來心就開始變了。”

接下來的一年半時間里，夫妻二人都沒有再出門打工，李平讓燕子在家待著，他自己則在家附近一個鎮上的廠里做裁剪。待在家里，燕子百無聊賴。她開始用那部智能手機看電視，用微信聊天，用拼多多購物。在一切事情發生根本性變化的2019年，李平又教會了燕子玩抖音。

燕子開始頻繁地網購，買衣服、皮鞋、化妝品，一個又一個快遞袋子領回家。有些衣服買來不穿，吊牌也不剪，說是尺碼小了，就那樣扔在衣柜里。她買不同類型的減肥藥，想把生完小孩后發胖的肚皮減下去。一開始買的口服藥，過段時間又換成貼劑。李平記得那藥很厲害，像糖一樣，包起來貼在肚子上，沒出十天半月肚子就好看了。李平記得燕子說，老公看一下，現在苗條了吧？

2019年10月1日，燕子離開的三個多月前，那天，夫妻二人去參加燕子的妹妹娟的婚禮。娟是被父母送養出去的女兒，姐妹多年沒有見過面。酒席辦在蘭溪市中心的一家酒店里，席間娟除了來敬酒之外，沒有和燕子說上任何一句話。

李平記得，從婚禮回來以后，燕子一直很生氣，說想去拍結婚照。“那時候她說，我這輩子嫁給你就這樣子啊？”他沒有答應。

他們沒有辦過婚禮。結婚多年后再拍結婚照，李平覺得沒有必要，只當那是一句玩笑話，即便燕子提起過很多次。事實上，他怕的是丟臉，小孩生下來了再拍結婚照，人家要笑的。

她漸漸開始花更多時間化妝，從前她并不這樣。李平說，燕子早上6點起床化妝，要在衛生間里面起碼站上半小時。“我說你在這搞，化什么妝。她說，‘我化好看點，讓你們喜歡我。’我說，我一貫來都喜歡你。”

這年11月底，燕子離家倒計時35天。她發布了一條抖音動態，是一張她的自拍。配文寫道，“弄個發型讓自己好過一點”，但沒說明是什么正讓她“不好過”。

燕子離家后，獨自拍攝的藝術照 / 南風窗記者 趙佳佳 攝

進入12月，發生了兩件事情，讓李平覺得越來越不對勁。

頭一件，是他下班回家路上摔車，鞋子褲子都摔破了洞，一身都是血。原本八點鐘就能到家，一直耽擱到十點過才抵達，燕子從頭到尾沒給他打過一個電話。到家后，燕子只是來看了一下，說了句，“哼，你不小心”，就這樣走了。第二件，他說自己上火，發現大便的時候是紅紅的，就叫燕子來看，他說，“老婆啊，我拉血了誒”。燕子只瞅了一眼就跑掉了。

李平堅定了他的判斷。他說她肯定是變心了，肯定是有不知道哪里找的男人在戲弄她。

他開始特別留心她的手機。他想拿來看，發現從前能打開的手機，加設了密碼。燕子撲過來搶，大聲地抗議，他只能歸還。從此慢慢地聽，仔細地觀察，在心中構想妻子變心的“真相”。

燕子將要走的那幾天，李平終于逼她說出來，她在和一個從抖音上認識的、來自橫峰的男網友聊天。橫峰在上饒以西，距離他家60公里遠。

燕子問他，“我交個朋友不可以嗎？”她說這是自己“私人的空間”，交下這個朋友是因為想要和他學做廚師。李平說，“現在社會很亂，網友很多都是詐騙，你不好去交朋友的。”他把男網友定義為“陌生人”“野男人”和“騙子”，要求燕子刪除對方的聯系方式。

“你作為一位女人這樣子有什么意思？活在世上，有夫之婦，再生這么4個小孩，我說你沒有必要再繼續跟一個男人聊。你這樣的話，我要趴到墻上去撞幾下的。我罵了她，她就傷心了，后來我又去給她擦眼淚。我向她道歉，我說不是老公罵你，打個比方，我去談一個女的，讓你發現，你會不會吃醋？”

說完這些的第二天晚上，李平發現，燕子和男網友恢復了聊天。

夜里10點左右，燕子躺在床上，正在發消息，孩子們都靠著她睡著了。李平關掉Wi-Fi，把房間窗簾拉開，用江西話大聲地罵燕子賤。他朝著她的臉來了一巴掌，把她的臉打腫，然后拿走了她的手機。

李平對燕子離家出走的原因深信不疑，“我想我老婆是人家騙去的，她百分之百是人家騙去的。”燕子走后，他把她留下來的那枚金戒指，埋進了屋后的山坡。

愛 情2009

李平是個瘦小的男人，身高156公分，兩道褶皺爬在他的額頭上，法令紋深陷。

在2009年春天，31歲青年與14歲女孩命運開始交織的時刻，歲月還沒來得及在他臉上鑿下這樣深刻的轍印。他是母親最小的孩子，排名老十，以幺孩特有的那種散漫性格面對生活。他染黃頭發，打成排耳洞，穿紅色喇叭褲和長皮鞋，一根香煙叼在嘴角。他姐姐罵他，流氓一樣，讓他把長頭發剃掉。

在浙江金華一個叫鄭店的村子，李平和二三十號人一起，在襪子定型廠做工。對于李平而言，襪子定型廠是一個熟人社會，他的兩個姐姐、姐夫、外甥女，全都在這里工作。

這一年，李平就是從這里帶走了燕子，讓她從此告別童真，開始成為一名妻子與母親。

在廠里，工人們要把襪子挨個套到成串的鐵襪板上，批量送進蒸汽鍋爐里進行高溫定型，然后再包裝起來。一位曾在廠里與李平和燕子共事的婦女說，一串襪板40片，套完能賺5毛錢。襪子形態各異，有的好套有的不好套，為了撿容易的活兒做，襪板從鍋爐剛送出來就得拼命沖上去搶。她想起來覺得好笑，“那襪板燙死人了。”她說。

燕子進廠的時候，老板娘安排她坐在進門靠墻的一名老員工旁邊，讓她帶燕子學干活。這名老員工是李平的二姐。從那天起，燕子開始和大家一起做工，人們說說笑笑，相處得挺融洽。李平會做菜，有時候做好了會叫燕子一起吃。

廠里有兩三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喜歡李平，長得漂亮的也有。李平的外甥女和燕子向我證實這一點。

其中一個貴州來的女孩常和李平坐在一起，和他穿同樣款式的鞋，幫他抱襪板。李平心里喜歡她，但是不敢說。他說自己直到31歲還沒結婚是因為臉皮太薄，出去玩的時候被小姑娘拉手他都會甩開。

李平聽二姐說，燕子曾問她，坐李平旁邊那個是不是他的女朋友，二姐說不是，反問她是不是喜歡李平。燕子不回答，只是笑。二姐把這個八卦帶給她弟弟，為的是提醒他，燕子對他有點意思。李平不吭聲，但開始留意那個小女孩

《人生之路》劇照

有天李平抱了一串襪板過來，襪板上面有號碼牌，和工人的編號對應起來，以核實工人的生產質量。燕子是11號，她說，“我喜歡8號。”李平認為他得到了一聲公然的告白，并且從來沒有懷疑過“8號”的實際含義，“她說她喜歡8號，8號是我呀！”

沒過兩天，到了清明，李平趁廠里放假的時候，帶著三個女孩出去玩，燕子不在其中。她為此在李平面前流過眼淚，他問她在生什么氣，她不說話。李平記得他的外甥女說，“舅舅你還不知道嗎，人家喜歡你，在為你爭風吃醋。”

工友們的起哄愈演愈烈，連燕子自己都主動加入進來。

一天下班后，大家排隊洗澡，男女分為兩邊，很多女人們排隊在等。襪子廠老板娘揶揄燕子，叫她到男廁所去跟李平一起洗。多年以后李平仍舊記得燕子的回答，她說，怕什么，都老夫老妻了。那時候兩人從未同床過，但話一旦從燕子嘴里說出來，李平就充分地確信，“這個女的肯定是真心愛我的。”

進廠之前，燕子原是一個戲班的學徒。他們唱婺劇，一種在四百多年間流傳于金華地區的古老戲曲。婺劇唱腔高亢婉轉，以文戲武做、武戲文唱聞名。燕子有一個花旦夢想，跟著戲班在浙中丘陵盆地穿山越嶺，戲班在哪里，她就在哪里。

唯獨到了每年的春夏之交，進入戲班的淡季，在長達兩三個月的假期里，燕子會無處可去。

2009年的那個假期，戲班老板娘讓自己的媽媽帶著燕子生活，安排她在襪子廠做小工來打發時間，想等到戲班復工再讓她回去。燕子稱那位老人為奶奶，她早上去奶奶家附近的廠里上班，臨近中午奶奶做好飯給她送來，晚上她再回到奶奶家住。

認識李平以后不久，燕子就提出，想節約上下班的時間，要離開奶奶家，搬去廠里的宿舍住。即便這段通勤路程只需要步行十分鐘。這一年接下來的時間，李平與燕子已經開始發生性關系。

2025年3月，燕子請求劇團的演員為她裝扮，滿足她的心愿 /南風窗記者 郭嘉亮 攝

李平曾問過燕子的年齡，燕子撒謊說，她已滿18歲。

后來燕子告訴我，進廠之前老板娘曾交代她，不能說是14歲，要是查童工，廠里會被罰款。那她就說自己18歲，她謹記老板娘的告誡。在大家問起她年齡的時候，她都這樣說，“我18歲。”

2020年，李平曾向我解釋說，當時他對此沒有懷疑，說是看不出來的。但燕子成年后的身高只有155公分，14歲那年她因長期營養不良而更加瘦小。直到李平將燕子帶回家鄉以后，才得知燕子的年紀比她所說的還要更小。

五年多的時間里，他從來沒有動搖過他的說法，始終用“愛情”來形容他和燕子的關系。他說，愛情這個東西是說不清楚的，屬于是“蘿卜青菜個人喜愛”。

而他也沒有告訴燕子兩人有多大的年齡差距，只說自己生于1978年。燕子念書只念完了小學二年級，到三年級就輟學了，她算不來這么大的數。

從燕子來到襪子定型廠，到李平帶她離開，其間大概只經過了三個多月。燕子是自愿跟他走的。

當時李平準備離開浙江，返回江西老家，幫姐姐蓋房子。在此之前他問燕子，愿不愿意跟他走，她說愿意。他告訴燕子，他家在山上，是要爬坡的。她說再高的山她都爬得上去呀。他說他家的房子很破的，她說等有錢再蓋好房子不就好了。

2009年7月16日，李平帶燕子離開了襪子定型廠。他們晚上出發，先是去了火車站買好車票，然后在附近李平的親戚家借住一晚。第二天，天剛蒙蒙亮，二人就踏上了開往西南方向的列車。

在他們的旅程啟動的時候，燕子的媽媽金花已經很久不知燕子的下落。直到有天她去趕場，偶然從一位鄉親那里聽說，女兒在鄭店的襪子廠打工，她當天就出發去尋人。

金花趕到廠里的時候，燕子已經走了。

她回憶，當時曾向李平的姐姐打聽，對方稱不認識李平和燕子，說沒有這回事。她只好去派出所報警，警察來封掉了整個襪子廠。在警察的協助下，金花撥通了李平的電話。電話一共打了兩通，第一通是李平接的，第二通是李平叫燕子來接的。

在第二通電話里，金花叫燕子回來，燕子親口拒絕了她。金花記得女兒說，她是跟朋友一起去的，兩人已經到了廣東。很久以后她才知道他們只是去了江西。得到這個消息后，燕子的爸爸老吳決定放棄繼續尋找，“在廣東我講沒辦法，我這么老遠去，怎么找？”

夫妻倆再一次見到燕子，是兩三年以后的事了。燕子重返家鄉時，懷中已經多了一個嬰兒。

2025年3月，燕子（左）與父親老吳重談往事 /南風窗記者 郭嘉亮 攝

自 愿2004

老吳不是燕子的親生父親。1995年，22歲的金花挺著大肚子，在燕子快要出生的時候，才從貴州六盤水來到浙江西北山塢中的村莊，嫁給了老吳。

燕子和妹妹娟都曾聽母親講起，她在貴州還有幾個女兒。燕子告訴我，她似乎是金花的第五個孩子，中途還有孩子死掉過。娟婚后連生兩個兒子，月子期間金花來看她，感慨她生得很順，全是兒子，不像她自己，生女兒生得是哭過好幾回的。

在9歲以前，燕子一直跟著奶奶生活。父母為了躲避計劃生育的限制，從她2歲起就從浙江逃到外地，在那里先后生下了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

這對夫妻在外地燒窯維生，住在木頭和茅草搭起來的房子里。當時娟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她記得，父母做完飯后，會把未燃盡的炭放到屋檐下的桶里慢慢熄滅，卻在她7歲那年年底一個起風的日子里，讓火星順著風卷上了檐邊的茅草，燒光了他們的家。他們只能返回家鄉。

家里孩子太多會惹來大麻煩。返鄉路上，老吳決定把包括娟在內的兩個親生女兒送養給他的兩位親友，最終只帶回了一個男孩，還把燕子留在了身邊。

2025年初春，燕子第一次鼓起勇氣，向老吳問出在她心間懸置了二十年的問題：為什么送走的是兩個親生女兒，卻偏偏留下了她這個外來的孩子？他說，正因為燕子不是他親生的，才不能送走，否則大家是要講他閑話的，“我這聲譽是蠻好的誒”。

人生的最初幾年，燕子在奶奶的照顧下，成長得自由自在。奶奶愛她，從沒有讓她干過一點家務活。叔叔也有一個兒子，比燕子年齡還小些，但奶奶待孩子們公平，叔叔的兒子有的東西，燕子也會有。

然而父母的歸來令燕子的處境急轉直下，他們首先為她帶來的是大量的家務負擔，繼而是暴力。

早上起來她要煮粥，然后去上學，回來先收衣服，再寫作業。她需要承擔的家務活包括但不限于掃地、拖地、洗碗、洗衣服、挑羊糞上山、接弟弟回家、做手工活補貼家用。洗衣服要去山上的水庫，輕易是洗不干凈的，要洗一遍又一遍，冬季雨雪天氣，燕子洗衣服的手會凍得像紅蘿卜一樣。

金花體型高大，身材結實，經常打燕子。她最常用的工具是竹片做的衣架，能在燕子身上烙下寬度均勻的紅印。最能讓燕子感到恐懼的是被她掐，指尖捏合皮膚帶來的疼痛，總能讓燕子邊哭邊跳腳。媽媽的暴力不分事由，也不論場合。燕子燒不著柴火而媽媽急著炒菜時、燕子剝大蒜的速度太慢時、洗碗擠多了洗潔精時、寫不來作業時，她都要挨打。

2025年3月，燕子（右）在老家陪母親干家務活 /南風窗記者 郭嘉亮 攝

被打得最嚴重的一次，是燕子在鄰居家看電視，金花走進來，先是一巴掌拍到燕子眼睛上，把她打得從板凳上跌坐在地，再拎著她的胳膊甩到門外臺階下去。在門邊，金花抓住她的右臂控制住她，隨手抓起鄰居門口堆放的柴火棍子，朝她左側打去。

第二天，燕子發現自己的手臂痛得抬不起來，穿不進衣服，也拿不住碗。是跑去找姑姑看了才知道，她的左臂差點被打斷了。直到如今，她抬起手肘時，還能看見當年的傷口遺留下來的瘢痕。

沒人能夠阻止這一切。奶奶沒有經濟來源，依靠叔叔養活，沒法強行把燕子帶回身邊。為了維護燕子，她曾跟兒子兒媳發生過激烈爭執，但被他們認定為教育理念不合。老吳至今仍然認為燕子是被奶奶慣壞的，就連燕子左手拿筷子的習慣，都是他們返鄉以后才給她糾正過來。

老吳很少打孩子，但他也不阻止金花管教女兒。燕子說，金花當著他的面打她的時候，爸爸只是走出門去。

燕子能夠感受到她正在發育但又漸趨破損的自尊心。正因為曾有次開家長會過程中，金花當著所有老師同學的面追著她打，她才決定再也不去上學的。

老吳說，燕子常常是早上去學校，帶著從家里裝菜走的飯盒，然后就找不見人了，書包和飯盒都扔在路邊的水溝里。老師來家訪，問燕子怎么不去讀書，他說每天都去的，老師講，一天都沒有來過。燕子說讀書給她的壓力太大了，讀不進去。老吳只好讓她去山上放羊，順帶照顧弟弟。

但燕子開始不愿意回家，整日在村子里流竄。早上出門前，老吳叫她中午回家吃飯，直到半夜也不見人影。父女倆像貓捉老鼠，一個找，一個逃。

老吳說，白天大家都在玩的時候，是找不著她的。只有等所有人都入睡的半夜，提著手電筒四處尋覓，才有可能發現她的蹤跡。在山村寂靜的夜晚，她可能會偷偷溜進奶奶的被窩中、蜷縮在某個角落的桌子底、抱著膝蓋坐在別人家的屋檐下、整晚站在山上的樹洞里。燕子說那時的自己除了回家以外什么也不怕，無論冬夏，她“不怕冷、不怕熱、不怕曬、不怕餓”，找得老吳大為光火。

為了逼她回家，老吳和金花不允許奶奶和其他人給她飯吃。她說她曾連續餓過七天，最后連膽水都餓得吐出來了。她因為害怕被打而恐懼回家，又因為反復逃跑而承受更多的暴力。

11歲的燕子決定告別這種生活的那天，她正和奶奶一起在鄰居家編織養珍珠的網。她記得奶奶讓她放下手上的活兒，掏出5元錢給她，指著一條小路，讓她逃。她說反正燕子都要嫁人的，逃出去總比萬一在家被打死了要好。

燕子穿著短袖和涼鞋，一身的皮膚青紫，順著奶奶指示的方向，沿著小路翻過一座山頭，開始流浪。

在大概一兩年時間里，燕子落腳在村子外20里地遠的一個鎮上。她知道老吳曾來找過她好多次，但她東躲西藏，始終不愿意回家。

她時常出沒于一座建于北宋的禪寺。夜晚睡在菩薩的門檻邊上，白天要想辦法維持她的生存。她知道幫好心人干活可以換飯吃，摘水果售賣能賺錢，和小朋友玩能蹭上零食。察言觀色、卑微討好，是少年流浪者習得的生存技巧，這讓她活下來，也間接地進一步推動她的命運偏離軌道。

燕子當年流浪路上落腳的寺廟，如今已經翻修一新 /南風窗記者 郭嘉亮 攝

14歲那年，在鄭店的襪子廠，她第一次遇見李平的時候，只覺得這人跟大哥哥一樣，待她挺好。他給她帶來的是親人般的關愛，給她做飯吃，帶她出去玩，而且還不打她。

她喜歡8號這個數字，可惜她拿到的是11號。大哥哥一樣的李平帶其他女孩兒出門玩，卻不帶她一起，這讓她很傷心。其實她還不太理解“老夫老妻”的實際含義，但是只要她學著像他們一樣說話，看起來大家都被逗得很高興。她希望人們開心了，笑出來了，能對她好一點。李平問她是否喜歡他，她說，喜歡啊。李平說，只要搬進廠里就能帶她出去玩，她聽話照辦，毫不猶豫。

她自愿跟著李平走，想去坐沒坐過的火車，去從沒去過的地方。自小在丘陵之間跑來跑去，她說，“再高的山我都爬得上去呀”。李平說自己家房子很破，她說，“等有錢再蓋好房子不就得了”。她想，反正那又不是她的家，只是去玩一下呀，也沒關系吧。

離開襪子定型廠的時候，李平帶了衣服褲子走，燕子則覺得沒必要拿太多東西。她一直以為她能趕在戲班復工之前，重新返回她穿山越嶺的流浪之路。

跟著李平到家那天，見到他年邁的父母，她開口叫的是“爺爺奶奶”，但被告知應該要叫“爸爸媽媽”。第一個晚上李平想要和她發生性關系，她不愿意，躲到李平母親的房間里，希望和她一起睡。但老人說，“你不能和我一起睡的。”她挨了李平的一個耳光，然后就不再掙扎。

14歲的燕子不識路，沒有錢、身份證，和手機。這不再是她單憑腳力能逃脫的地方。想要重返故鄉，她必須借助他人的力量。

大概兩三天后，金花的電話打來時，警察就在她身邊。燕子說，那天，李平掛斷第一個電話后，要她按照他所說的方式去答話。第二個電話接通時，她回答金花，說是和朋友走的，已經抵達廣東。她怕極了金花，沒有想要向母親求救的念頭。在那一刻，電話兩邊的世界對于燕子而言，都是牢籠。

2025年3月，燕子（左）和母親（右）/ 南風窗記者 郭嘉亮 攝

圍 剿2010

1988年從法律專業畢業的大專生老楊，在生活中的絕大多數時候都用不上他的專業知識。但老板要是想拖欠他薪水是不成的，他會把官司打到底，一直到老板把節假日加班費都還清為止。

他拒絕了去法院工作，大半輩子都在金華的婺劇團里打轉。他曾辦過十五六年的民營劇團，負責運營管理。在他自己的劇團停辦以后，又去別人的劇團打工。他的妻子在臺上唱戲時，他在臺下伴奏，負責拉低音提琴。

2008年前后，老楊就是在帶著他的劇團演出時，在一座北宋禪寺附近，遇見了流浪中的燕子。

他非常清楚地記得相遇那天，他看見那個又黑又瘦的小女孩，在主動地幫他們的廚師剝筍。她的個子很小，顯然沒有發育成熟，并且明顯營養不良。她的頭發看不出洗過的形態，天氣回暖的時節還穿著一件很舊很臟的厚衣服，“像野人一樣的”。

他瞧著燕子的臉蛋不難看，或許是適合學戲的，就問她愿不愿意來他們的劇團。燕子不開口，但是點了頭。他讓她回家征求父母同意，但她說，不用講了，反正父母是不管她的。

燕子把老楊夫妻倆視作干爸干媽，從他們那里得到了她從未擁有過的妥善照料。干媽會給她洗澡，還給她買雞腿、肉包子、蘋果吃。蘋果，她想起來，如果金花買蘋果回家，她能吃到一個就不錯了，其他的都是弟弟的。她永遠記得金花曾經燒過的那條魚，難得開葷，她想伸筷子去夾，而金花壓住了她的筷子。那條魚她一口也沒吃。

干爸干媽只有一個獨生女，燕子感到自己也受到女兒般的對待。在干爸干媽那里，她有干凈衣服穿，有新的生活用品，還有家可回。

老楊還記得，他們第一次開車把燕子帶進城市的時候，小姑娘驚呆了，在車上對著街景和建筑東張西望。她說，“金華的房子這么高的！”

燕子開始跟著干媽學習婺劇的基本功，這完全符合燕子的心意。在她主動靠近劇團的廚房幫他們剝筍之時，她所夢想著的就是這樣的時刻。

她從小喜歡戲。父母返鄉以前，曾有一支戲班來村子里演出，每天兩場，連續唱了五六天。她天天跑去看，迷得不肯回家吃飯，奶奶只好把飯菜給她送來。她還曾跑到村子外面去看戲，偷偷穿走女演員的粉色布面流蘇鞋，在泥巴路上走來走去。她看演員們裝扮、耍槍，覺得好厲害，好漂亮。“我就想要漂亮，”那時候她就認定，“我要跟戲班子走。”

那一兩年的大部分時間，燕子都跟著劇團輾轉于金衢盆地的各個縣市和鄉村。只在每個春夏之交大約三個月的淡季中，要找一些另外的事情來打發假期。2009年，老楊和妻子把燕子交給母親照顧，讓她去襪子定型廠做工。

“在這里就出事情了。”老楊說。在接下來將近一年的時間里，夫妻倆失去了燕子的音信。

燕子（右）少時的夢想，是成為一名花旦 /南風窗記者 郭嘉亮 攝

2025年10月，在我陪同燕子重返江西的那片山村時，在大巴車行進的過程中，她挨個為我指出十多公里山路上沿途遍布的李平家親戚們的房子。幾個哥哥姐姐的家、舅舅的家、外甥女的家、侄女的家……坐落在山坳中的龐大家族，對青少年時期的燕子形成地理層面與心理層面的重重圍剿。

燕子知道，想要逃脫，唯一的方式是先讓李平帶她出去。在成為李平事實上的妻子半年后，在燕子反復的央求下，他終于答應，在2010年春節之后帶她出門打工。他們重返浙江，前往義烏市候兒村，在一個家庭作坊做襪子定型。

李平和燕子都記得，事情發生在這一年的清明節期間。在成為母親之前，那是燕子實施過的多次逃跑計劃最接近成功的一天。

李平說，當時趁著過節，他的老鄉和朋友們聚在一起吃飯，席間被勸了酒。他的酒量很差，沒出一瓶啤酒的量就喝吐了，從午后開始昏睡。

燕子抓準機會，把他身上的四十幾元錢拿走，還掏出來他的手機。但她拿著手機不敢用，索性扔在了門邊，從外面鎖上大門，開始逃跑。她忘記還有一扇窗戶可供出入。出門以后，她想盡快趕到鎮上去，想辦法向外界求救。走路太慢，她耽擱不起，是搭上一位好心的大伯的垃圾車離開了村莊。

和燕子失聯很久的老楊，就是在這時候接到了燕子打來的電話。

電話是從義烏市某個鎮上的公用電話亭打來的。他記得，燕子向他提供了一個模糊的定位，并對他說，“你們快來接我”。她沒說太多的話，但語氣很急。老楊隱約能感受到，“她肯定不是自愿的，或者是已經不想再去的。”

當時老楊和妻子非常巧合地正好在義烏市區演出，他們立馬開車出發，前往燕子在電話里提供的那個大致的方位。他記得從接到電話到趕到那邊，前后沒超過一個小時。期間他們還和燕子通過第二個電話試圖確定具體位置，但仍然不夠精確。夫妻倆只好開著車在那片區域兜來兜去地尋找。

電話另一頭，燕子蹲在電話亭旁邊，焦急地等待著。她知道李平的一個哥哥和兩個外甥都在這個鎮上打工，恐懼感讓她沒法繼續坐以待斃。

她走向周圍的一輛出租車，站在副駕的窗外，向司機詢問打車回家的價格。司機說要50元，但花錢打完兩通電話后，她的手里只剩45元。她記得自己在懇求司機送她回家，因為5元錢的落差，對方始終不肯答應。正在溝通的過程中，她的身后響起一個聲音，“小舅媽，你去哪里？”

那是李平的外甥。他成為燕子這一生最恨的人。

昏睡中的李平是被扔在門邊的電話鈴聲叫醒的。電話是外甥打來的。掛掉電話以后，他翻窗出門，前往外甥所在的工廠。他至今記得那通電話的內容。

“他說：‘舅舅，你打了舅媽啊？’我說，我沒有。他說：‘你快點過來帶舅媽回去，你肯定打了她。’他說舅媽在這里流眼淚。”

在社會化進程中最關鍵的青少年階段，燕子直接成為了妻子與母親 /南風窗記者 郭嘉亮 攝

老楊再打過去的電話已經沒有人接了。2025年10月，他坐在我面前回憶起那天尋人的結果，連說了好多個“沒辦法”。“沒找到，反正也沒辦法了。這個男的把她控制住了，就也沒辦法了。像燕子這么弱小的一個人，也沒辦法。”他和妻子心照不宣，如果那天找到了燕子，可能她現在已經成為戲臺上的主角，能演小生或者花旦了。

老楊從來沒有更換過號碼。但此后15年，他再也沒有接到燕子打來的電話。

他不知道的是，當時，他們大概已經非常接近她。他恍惚記得曾經兜兜轉轉到了青口。而青口村與候兒村的直線距離，不超過兩公里。這十分鐘車程的錯過標志著燕子命運的進一步脫軌，她很快就將告別少女時代，跳過整個青春期，直接進入一個女人的角色中。

在30歲的燕子充滿脂肪又松垮下垂的腹部，我見到兩道深陷于贅肉之中的刀口。其中一道從肚臍往下延伸十公分長度，另一道則橫亙于下腹部中間位置，比前一道更長。兩道傷痕互相垂直，呈倒T形結構。這是一位母親反復生育的遺跡。

一共是三刀。下腹部中間的部位，曾經被切開過兩次。2014年、2015年、2018年，兩個女嬰和一個男嬰先后被從中剖出。另有一胎是燕子和李平的大女兒，順產于燕子的16歲。

但這只是僥幸順利出生的四個孩子。據燕子說，從2010年到2017年，她胎死腹中的孩子還有七個。

在她的清明逃亡計劃宣告失敗后的同一年里，她于金華市內一個名叫白沙畈的村莊，已經經歷過兩次流產，共計三個孩子。李平和燕子分別向我確認，其中一次流掉的是一對雙胞胎。

燕子記得，第一個孩子只懷了不到兩個月，就見紅了。當時的她什么也不懂，只知道好疼，小便的時候排出來豆腐一樣的血塊，嚇得她哭了起來。

在她坐上李平的自行車被帶往診所的路上，血順著她的大腿流到鞋里，浸透了她墨綠色的褲子。診所的護士說，這兒沒有清宮的醫療設備，得去鎮上的醫院。她坐在馬路邊，在等待李平叫車送她到鎮上去的時候，她的身旁已經聚集起議論紛紛的路人。

第二次，懷上雙胞胎不到兩個月，她再度流產。

這次李平直接帶她去了更大的醫院，企圖保住孩子。他們都記得，在門診排隊掛號的時候，被穿著白大褂的騙子，以掛黃牛號的名義騙走了三千多元。最后片子拍出來，醫生說，“人家的是紅的，你這個是黑的。”兩個孩子就這樣“死在肚子里面”。

在白沙畈村，15歲的燕子開始經歷流產 /南風窗記者 郭嘉亮 攝

在白沙畈村的襪子定型廠，女人們知道燕子懷著孕，但并不認為這有什么問題。

其中一位女性跟李平是老鄉。她說李平“人是挺好的”“是本分人呢”，并且他個子矮，人瘦瘦的，“你也看不出來他那么大年紀”。在她的記憶中，總是李平出去買早飯，且時常燒飯給燕子吃。有時候李平脾氣不好，兩人會吵架，“吵一下馬上又好了，他馬上又去哄她”。

一名當時正在上初中的女性也記得這對夫妻。

“那時候不是挺正常的嗎？以前好多外地人，貴州那邊的，到處都是這樣子的，很小就結婚了。我們那時候又不會去問，哪里人？怎么在一起的？不會去問這個問題。我們那時候小，媽媽年紀大，更不會來問這個問題。”

李平與燕子最早發生性關系的時候，燕子14歲。從《刑法》角度來看，這個時間點是界定罪與非罪的分水嶺。雖然燕子遠未成年，但只要邁入14周歲，她就失去了法律對于“幼女”身份的絕對保護，并且在統計學意義上，開始步入“育齡婦女”行列。

諸如燕子這類14歲至18歲就步入婚姻的未成年女孩，通常會在15歲至19歲年齡段開始生育。

從全國人口普查報告的“年齡別生育率”中，可以了解到這個年齡段女性的生育水平。“七普”數據顯示，全國每1000名該年齡段的女性，每年能夠生出的活產嬰兒數量是6.07個。對比各地區的數據來看，燕子母親的家鄉貴州，是未成年女性生育水平最高的省份，為全國平均值的4倍以上。

這意味著，未成年生育對于金花而言，大概是見怪不怪的社會情境。

2011年，第一個孩子出生后，李平終于愿意帶燕子返回她的父母家。那原本是燕子向外界再次求救的窗口期。燕子說，她當時曾告訴金花她不想再跟著李平走。但金花說，“你現在孩子都抱了，嫁誰不是嫁呢？”她從此澆滅了燕子反抗的心。

15年后，燕子重返白沙畈村 / 南風窗記者 郭嘉亮 攝

逃 離2019

此后十年間，在上饒市中部的山村里，燕子生養、撫育、照料家庭，偶爾和李平出門打工。生活似乎開始歸于平靜。然而，隨著燕子的成長，以及外部世界經濟與技術方面的急速發展，他們看似平靜的生活之中，正逐年積聚起一種內在的緊張。

他們居住的鄉鎮，至今仍然以農業生產為主。《2020中國縣域統計年鑒（鄉鎮卷）》顯示，直到燕子決心再度逃離的2019年底，鄉里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個數仍然為零。

人們在這里固守著一種依附于土地的生活。燕子說，因為她不會挖地，不喜歡種菜，李平跟她發生過好幾次爭吵。她的身體是過敏體質，皮膚碰到草會泛紅，偶爾蕁麻疹發作，風團將遍布全身。她滿足不了李平的期待，不肯下地務農。

早期他們住在山上的老房子里，當時滑坡災害頻發，房子可能會塌。2018年前后，在鄉政府的扶持下，他們領了十萬元補貼，又借了債，才在臨近的鄉里找到地皮，建起了新房。

然而，燕子逃跑那年，我第一次前往當地，發現那棟兩層高的自建房仍舊形同一座毛坯。室內白墻上污漬斑駁，地板保留著水泥澆筑的原貌，樓梯沒裝扶手，幾塊瓷磚拼成灶臺。房子的外墻是一片裸露在外的紅磚，門前的泥地上野草瘋長。

李平知道燕子對家里的環境長期心懷不滿。他記得，在燕子離開前的年底，她還曾坐在大門邊上問他，明年廚房要裝修嗎？樓梯的扶手要安上嗎？

燕子在家的時候，經常開著三輪車去村里的老板那兒，拿材料回家做手工活。鄉下的女人們常用這種方式在家賺錢。燕子的手工活分兩種，給電源插座的四個角打螺絲，以及給喜糖袋子穿繩。電源插座一箱200個，每箱打完螺絲賺5元錢，別的女人每天做三四箱，燕子的手腳快，每天能做5箱。喜糖袋子有大有小，做一個幾分錢。

《命懸一生》劇照

李平不想讓燕子做手工活，他覺得這太吃力。“我說你就幫忙帶著小孩就可以了，不必要做，我們男人會去賺錢的。”他說燕子不愛帶小孩，只洗衣服不燒飯，母親年紀大了，他更希望燕子幫忙燒飯洗碗。有時候下班回來，他會說燕子太懶了，要她去把房間地板掃一下。但燕子對他說，“你要是叫我干這種事情，我就情愿去拿活干。”

這對夫妻之間顯然存在著兩種分工觀念的角力。

李平記得，燕子曾對他提出，“今年你待在家里帶小孩，我出去賺錢。”他回答，那沒有必要的。“你們女人再有本事也不如一個男的，是吧？”

他其實知道，燕子學東西快，干活麻利。兩人同時在外務工的時候，她的工資比他還高。那年夏天建房子欠了債，燕子帶著兩個小孩外出打工，把嬰兒車放在工位旁邊干活。每天從早上7點到晚上7點，她連干四五十天，是憑計件工資賺下的一萬二千元。

她擁有一個“好好把家過起來”的愿望，但被反復要求回到妻母的本職之中。

“我說孩子要長大了，你為什么就不能勤快一點，多掙一點錢？他說以前跟他姐夫合伙開過早餐店什么的。我說那好，我也會做這些，餛飩我會包，你也可以想辦法去勤快一點的。他說，辦不起來的，要本錢的。我說本錢可以借的呀！他喜歡帶孩子，喜歡圍著孩子轉，不愿意套襪子。我說要不你就在家里，我就專心在外面賺錢。他又不放心。”

還有一個讓李平感到非常古怪的情況是，燕子在家做手工活的時候，曾經聲稱，她賺來的錢是她的。但李平認為，夫妻倆還分什么你的我的。他多次聲明，抽屜里現金是有的，存折和銀行卡沒帶走，要用就自己去拿。燕子卻說，那不算數。

對于錢的歸屬，燕子的心中涇渭分明。甚至有一次，李平發現，燕子在找李平的哥哥借200元錢。

“我說，家里有錢你干嗎要向哥拿？她說，‘向你拿錢，你又要說我。’我說，你該用的我怎么會說你？……你要錢干嗎？她說給兒子買東西啊。我說買什么東西？她說買衣服。我說過年還早的呢。她說那就是兩百塊錢，她到時候做手工還給哥。我說沒有必要，我自己有錢的呀。銀行卡在那里，要不要給你看？名字都是她的。我一點都不撒謊的。”

燕子的確知道現金的位置和銀行卡密碼，但她從來沒有覺得那些錢是她的。即便是她自己賺來的工資，她與它的接觸也只有很短暫的時間，領來就很快需要轉交給李平，讓它成為家庭財產的一部分。

每當她想使用那些錢，她都需要過問李平的意見。

她說，小時候，曾經想要吃一份涼皮，也就幾塊錢，被李平罵了很久。長大以后，想要買衣服和化妝品，捯飭下外形，讓自己顯得不至于太邋遢。李平也會反復念叨，“現在有一點苦，要節約一點。”

多年來，燕子已經非常清楚，對于家庭發展規劃、夫妻角色分工、財產分配及使用這類關涉到她人生遠景的重要命題，她其實從來都沒有真正的自主決策權。

如果照此生活下去，在鄉土社會板結的日常中，二人的角力或許會有緩和的可能。但2018年后，智能手機和以抖音為代表的線上社交平臺的出現，直接讓燕子“看見了外面的新世界”。

它重新構建這個女人曾經失序了的社會化進程，與此同時促使這個家庭表面上的平靜走向裂解。

智能手機首先開始培育燕子的語言文字能力。只讀完小學二年級的燕子，原本很多字都不認識。但是通過大量觀看視頻，以及借助語音轉換文字的功能，她漸漸將更多的口語表達與文字結合起來認識。

我見到她的時候，發現她提筆寫字會有困難，拿起筆的時候手還會抖，但是閱讀文本已經基本不存在障礙，且普通話說得非常標準。

作為時代觀念的產物，短視頻的內容，進一步促進了燕子對自身生存處境的反思。

她看情感類的視頻，意識到夫妻之間原來也可能存在相互的尊重。她沒有從中學習到什么是愛，但能夠開始辨認什么不是愛。她回憶起曾看過一部短劇，講的是女大學生被拐賣進山區后又逃離的故事。看劇的時候她好像看見了自己的一生，“看看也會哭的。”

《喊山》劇照

她的心靈之中日漸滋長著不甘。“難道我這一輩子就這樣了嗎？我不能擁有自己的人生嗎？為什么非得按照他的思想去生存？”

最重要的是，當以抖音為代表的這類媒介平臺充分下沉到中國鄉村，線上“陌生人社群”的建立，逐步打破了燕子生活的環境賴以聯結的熟人網絡。這是僅僅通過使用微信、QQ等通訊軟件未曾實現的。

燕子說，當時她微信上的好友不到十人，全是家里的親戚。但是通過抖音，她能夠建立自己的“私人空間”，開始結交“朋友”。

進入2019年，一個來自江西橫峰的男人開始在抖音上和燕子聊天，他成為燕子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朋友。

燕子知道，男人在橫峰做廚師，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她向對方傾訴自己的身世，發泄心間積累的苦悶。按照燕子的說法，她和這位朋友之間的聊天其實沒有任何曖昧，她覺得反正也不會見面，聊聊天總是可以的。她說，正是在與這位廚師聊天的過程中，她被提醒，她應該逃跑。

這年年底，燕子和男人的聯系被李平發現了。

李平罵她賤，指責她“跟外面的野男人聊騷”，“勾引別人”，并且時常懷疑她去做手工活的老板那里拿貨，也是出門“偷人”。他要求燕子刪除男人的聯系方式，她照做了。次日夜里，那位廚師察覺異樣，主動把燕子加了回來，問她怎么回事。正在燕子解釋的過程中，李平走進房間，關掉Wi-Fi，重重地打了她一耳光，然后搶走了她的手機。

兒子被吵得哭醒過來，她流著眼淚哄他入睡，并且決意將整個家庭拋棄。

燕子在金華 /南風窗記者 郭嘉亮 攝

獨 立2021

作為一個女人，尤其是一個像燕子這樣，結過婚、文化不多、孩子很多的農村女人，她想要自由自在地去生活，需要具備的條件是什么？

逃離能夠帶給她行動層面的自由，但這自由是有限的、脆弱的，一不留神就會再度失去。離家那天，燕子帶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她的身份證和結婚證。這是出于對潛在危機的預判。在她將手中的結婚證變成離婚證之前，她感到自己的自由是一重幻影。她需要獲得獨立，尤其是身份層面的獨立。

在燕子逃離以后，李平從來沒有放棄尋找她的下落。

2020年10月，他請一個做自媒體的人幫他把尋妻啟事發布到網上。由于寫錯了大女兒的年齡，使得網友們誤以為燕子誕下第一個孩子時只有13歲。這毋庸置疑將讓他坐實“強奸幼女”的罪名，因而很快招來大量的關注。這一異常情況引發了當地官方的重視，并隨之帶來了兩個方面的影響。

對于燕子而言，這幫助她終于從一場傳銷騙局中脫身。對于李平而言，官方力量的介入，讓他得到機會重新掌握燕子的行蹤。

半年后，他會將燕子再次“騙”回家，進而徹底擊碎燕子通過和平商議去獲得獨立的幻想。

《哭聲》劇照

逃走以后，燕子外出打工做酒店服務員，第一次收到用信封裝起來的2600元工資的瞬間，她明確地感知到了自己的成長。她意識到這是25年以來，她頭一次能夠“做得了自己的主”。她想，如果她今天很開心，她就可以買一束花給自己，再也不會因此受到責難。此后每當她吃到一個食物，她都會想起那種“錢終于可以自己揣在兜里了的安全感”。

她必須賺錢開展日常生活，需要衣架、臉盆，和肥皂。更讓她感到迫切的，是要儲備盡可能多的資金，去實現她的計劃。她想離婚。她聽說請律師是需要很多很多錢的。

為了更高的工資，她先后前往橫峰、撫州做服務員，店里通常包吃住，但月薪都只有兩三千元。離家兩個月后，她從社交軟件Soul上交到新的“朋友”，對方建議她去銀川。他說他在那里擺攤賣服裝，每月能賺六七千。

她心里緊繃著一根弦，生怕對方是騙她的。從深冬到初夏，她觀望了將近半年，終于解除了懷疑。

坐火車抵達賀蘭山下，“朋友”來車站接她，說動她前往后來困住她的那個房子。當晚從兩室一廳的空間中走出十多個男男女女，將她團團圍住。他們都是被騙來的人，然后又變成騙人的人。主管要求她簽下合同，沒收了她存下來的2900元。

在那里，她被要求和大家一樣，每天早上5點起床，晚上12點前入睡，穿衣不能露出胳膊，所有人穿一樣的拖鞋。她日常的工作就是拿著手機跟網友聊天，等待對方自愿給她打錢。最多的一次她收到了520元。有男人提出想來找她見面，她偷偷把手機帶進衛生間，發消息告訴人家，“別來，這是傳銷”，然后再把消息刪掉。

四五個月后，由于李平尋妻的聲勢太大，傳銷組織擔心被波及，主動給燕子買了一張返回上饒的火車票，將她送出了銀川。燕子在半路下車，去了陜西安康。

到安康的第二天，燕子就開始找工作。她去一家商場里的烤魚店應聘服務員，遇見了同樣前來應聘的女孩小玉。此后長達五年的時間里，兩個女孩成為彼此生活的參與者和見證者。她們一起工作，互相陪伴，先后從小城安康流動到深圳龍崗。

小玉一開始并不知道燕子的過往。她說燕子留著空氣劉海，看起來年紀很小，性格開朗，話也蠻多。

直到2021年1月15日，李平發消息告訴我，他和燕子恢復了聯系。

那是小玉認識燕子的兩三個月后。她開始感到奇怪，燕子的手機里老是有電話打來，一天會接到好幾個，而且經常在上班期間。他們在電話里講江西方言，小玉聽不懂，只知道燕子每次接到電話都會很緊張，像在做噩夢一樣。

她記得燕子總是把來電的人稱為“瘟神”，兩人在電話里不停地吵架。

《命懸一生》劇照

小玉猜想，或許是因為她關注了燕子的抖音號，李平才從中發現了她的存在。她曾收到過來自李平的一條私信，他問，“你是燕子的朋友吧？”她把私信拿給燕子看完，沒有回復，直接拉黑了他。

后來李平的確通過這種方式，從燕子身邊的其他朋友那里，成功獲取過她的電話及地址等信息。

在接下來持續三個月的電話轟炸中，燕子每天都吃不好也睡不好，恐懼到了極點。除了李平會打電話來以外，她的父母也會打來。所有人都要求她回家。她害怕被他們找到，甚至因此告別小玉，辭職南下廣東，跑到遠在茂名的酒店里躲了一周。

她還記得，當時她住的房間在7樓，有天她想直接從窗戶跳下去一了百了，但窗外裝有一層鐵架子，阻攔了她放棄生命的念頭。那天她哭著昏睡過去，早已離世的奶奶前所未有地來到她的夢中。

在夢里，滿頭銀發的奶奶用家鄉話對她說，“你要好好地活著呀。”

這一年的4月中旬，李平對燕子說，孩子們都很想見媽媽。為了迫使她回家，李平騙她說，等兩年以后，兒子滿了五歲，就跟她離婚。

“她說，‘我現在不想跟你在一起。小孩是你的，跟你姓的。’小孩說很想見媽媽，我就騙她回來。……我說離婚可以，要等小孩5歲。我想這樣子慢慢拖一下，這次是我騙她的。”

燕子決定鋌而走險。憑借最后一絲殘存的信任，她寄希望于通過兩年的忍耐，陪孩子長大一點，去換得獨立的可能。從茂名返回上饒的夜晚，李平和親戚一起開車來接她返鄉。一路上她一句話都沒說。

為了讓燕子愿意待在家里，李平承諾她，此后家里的錢“一分一厘都給她”，并且“不會再管她的事情”。

他還滿足了燕子想把廚房裝修好的心愿，花了一萬多，為家里的廚房添置了抽油煙機、燃氣灶之類的電器。此外，為了不讓燕子天天在家睡覺，他給她報名參加駕考，試圖打發她的無聊。

回家沒兩天，2021年4月19日，燕子要求立下字據。在一張廢紙的背面，兩人用歪歪扭扭的字跡，寫下甲方乙方的姓名，確立了這場婚姻存續的原則：“正（證）明：雙方同意兩年之后離婚。”

2021年4月19日，燕子要求立下保證離婚字據 / 受訪者供圖

與此同時，燕子提出了一個對她而言至關重要的附加條件，要求李平不得再與她發生性關系。

“我說過的呀，不許碰我。他說，‘好，保證不碰你，碰你就是狗。’他還說過這樣的話的，這種話是他的家常便飯，什么‘不得好死’這種都說過的。沒用的呢。”

這是燕子心中扎得最深的一根刺。在我跟她將近一年半的聯系中，我已經不記得多少次聽她講起，必須與李平發生性關系這件事，是如何在多年間持續地折磨她的精神和身體。

李平其實早就感受到，燕子不愿意和他同床，尤其是在生下兒子以后。“第四個孩子生下來，我想跟她睡，她不肯了。她說，‘你得到我的人，得不到我的心。’”他對此難以接受，一味地將其歸因于燕子變心。

對燕子提出的附加條件，李平口頭答應，但很快就打破了約定。

燕子回憶，大概在她回家三四天后的深夜，她在床上，孩子們正擠在她身邊睡覺。門突然被用力打開，撞到墻上，燈光隨之亮起來。李平拎著喝了一半的啤酒瓶，走進房間坐在她床頭的凳子上，開始紅著臉用難聽的話大聲罵她。他說燕子的媽媽都發話了，“自己的老婆怎么不能睡了？”

他緊接著把啤酒瓶砸到地上，掀開被子把燕子按住，扯下她的褲子，強行與她發生了性關系。

后來李平向我承認，燕子回家的那段時間，他的確與她同床過一次。

“她回來了半個來月，我跟她同床了一次。還是她媽媽說，‘你現在跟她睡在一起吧？’……十個都有九個會問啊，老婆回來了，有沒有睡在一起？我都說，是睡在一起的。難道我還會給人家說，‘沒有哦，不肯哦。’是吧？”

除此之外，他收走了燕子的身份證，還曾在燕子跟一位女性朋友視頻通話過后，在爭執中摔爛了燕子新買的手機。“你一回來又跟外面的人打電話，你讓我心寒不寒呢？所以我那時候發火，我就把她手機拿來砸掉。”他說事后他又去給燕子買了一個新的，花了2800多元，用自己的身份證注冊了一個新的號碼，換掉了燕子舊有的電話卡。

燕子開始連續幾天不吃不喝，還曾用修眉刀割傷過自己的手腕，形成的疤痕至今可見。2024年9月，我們第一次聯系，她在電話里哭著對我說，“我是個人啊，我不是畜生，難道不該擁有這么一個兩個的朋友嗎？我就這么不配嗎？”

從那時候起，她就知道，他們在紙上用22個字寫下的約定，是不切實際的空想。

借助李平讓她出門考科目一的契機，她拿到身份證，再次逃跑。她記得那天離家時，原本想要帶個包走，但李平阻止了她。于是她選擇放棄背包，只拿走了身份證和一把傘。科目一考試期間，她對著電腦屏幕一陣亂點，滿腦子都在想出考場以后逃跑的路線，以及應該找誰借錢的問題。

最終100分的題目她只得了四十多分，但她成功地回到了安康，緊接著就前往深圳打工。

燕子的判斷是準確的。在李平的視角里，離婚之約的確是一個謊言，他不會允許燕子和他離婚，因為這關乎他的自尊心。

“我不想跟她離，她現在外面有了男人了，我就這樣拖她，我不離。……作為男人聽到老婆這樣子那樣子（指出軌），活在這個世上都沒臉皮，我不管跑到哪里，人家都說我抬不起頭。”

2022年，李平對燕子出軌的懷疑情緒達到頂峰時，曾在電話里威脅她，“我說你沒跟我離婚之前，你要去找七七八八，我會叫人把你弄死，我會殺了你。”

燕子決定依靠法律來實現她的心愿。她的決心不可撼動，“我只想在我死之前，不管多少年，我就想把這個婚先離了再死，我都無所謂。”

在深圳，她通過分期付款的方式委托律師，從2022年8月開始起訴離婚。這樁離婚訴訟持續了將近三年，燕子先后經歷了一審未判離、再次上訴、二次起訴重重流程。

最終，于2025年3月11日，在基層人民法院的調解下，李平和燕子二人同意自愿離婚。

李平累了。經過五年漫長的博弈，他明白這段婚姻已經徹底走向終結。他每天都要面對的，已經不再是燕子給他帶來的痛苦，而是作為一位單親父親必須要承擔起的養育重任。

2025年3月11日，經基層人民法院調解，燕子與李平（化名）自愿離婚 / 受訪者供圖

循 環2025

燕子和李平的婚姻宣告終結的2025年，燕子30歲，李平47歲。他們的四個孩子中，最大的14歲，已經升學到初中，最小的7歲，剛剛進入小學。

為了賺錢養家，李平長期在離家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工廠干活，月薪六千元。他經常只工作得到半個多月就要請假，騎摩托車回家照顧小孩，因此總是拿不滿工資。平日里，家里只有他年近九旬的母親，負責給孩子們做飯洗衣。

老人能顧上的事情是有限的。更多時候，小孩們只能自己照顧自己。他們經常磕著碰著。摔傷腦門、被摩托撞斷牙齒、打架手臂骨折，這些事情都發生過。

從家里到小學有五里路，村里沒有公交車，他們背著沉重的書包，必須自己想辦法往返上學。燕子離家的五年間，這是最讓李平頭疼的事情之一。

兩三年前，老大還沒升初中，就由她負責騎電瓶車接送弟弟妹妹。后來老師們總是上門來找李平，問他怎么放心讓小孩獨自騎車上路。最后學校只能給幾個孩子找到一所幼兒園的校車，讓他們坐校車上學。

等到老大上了初中，幼兒園也停辦了，又變成上五年級的老二騎三輪車接送弟妹。

孩子們不怎么聽奶奶的話，放學不寫作業。李平能想到的辦法，就是給每個小孩都買手機，裝上電話卡，每天通過打電話的方式來管教他們。結果孩子們成天湊在一塊兒打游戲，學習成績都很差。

但李平斷斷續續提起，說老大的體育成績很好，每年學校比賽都拿冠軍。但他覺得這沒有用，連獎狀都不愿意給她貼在家里。班主任來找他商量，說應該花錢培養孩子走體育特長道路，以后或許能考上研究生。但他說，“像我這樣的情況，我吃了上頓沒下頓，（哪）還有錢去培養她？”

在農村沒有住房壓力，但家里的柴米油鹽、每月的電費兩三百元、每年的水費八百多元、培養四個孩子每年給學校交的一萬多元，零零整整，已經壓得李平喘不上氣。他說經常會在離家打工的路上，到沒人的地方停下摩托車，獨自哭上一陣再走。

我曾向李平提出，由我來資助這個孩子的特長培養，但他拒絕了我。他也拒絕了很多其他人的捐助。他說，寧愿借錢還錢，也不想欠人家人情，窮要窮得自己有骨氣。

李平設想大女兒的未來，如果學習成績好，就讓她繼續念書，如果不好，到時候家里正好需要人來照顧三個小孩，讀完初中就讓她輟學在家帶弟妹。在這兩個選擇之間，不存在體育特長這種中間道路。“這么混下去就算了。”他說。

2023年2月8日，李平收到法院的傳訊，得知燕子的離婚訴訟已經立案。十天后，他不滿十歲的小女兒，用他的微信給我發來三條語音信息。

“姐姐你好，你可以給我媽媽打個電話嗎？叫我媽媽不要跟我爸爸離婚。我沒有媽媽在身邊，很可憐。”

“我媽媽這次回來，要跟我爸爸離婚。”

“姐姐，你幫幫我好不好？”

這個故事開始陷入一種悲劇命運的循環。

一代女性承受的苦難，會以不同的表象和相同的內核，轉嫁到下一代女性的成長軌跡之中。這一切終將抑制住她們的發展，固化成她們的階層。

燕子對此愛莫能助。她說，“我對他們不是不愛，而是我沒辦法。”

看到孩子的時候，她會想起她的婚姻，她曾反復地在跟孩子通話之后做噩夢，夢里她怎么都逃不出來。她也很心疼她的孩子們，曾考慮過是否要爭取孩子的撫養權，但她沒有條件去承擔養育的責任。她想，孩子們跟著李平，至少還有房子可住，還有學可上，但她僅僅能夠勉力維持她自身的生存。

在2021年到2025年間，燕子在不同的餐廳做服務員。她的月薪在四千元到五千元之間浮動，收入需要覆蓋的支出，包括但不限于房租、水電費、每天上下班往返通勤的地鐵費、分期付款的律師費。

2025年7月，記者前往深圳探訪燕子的工作環境，她當時正在一家雞煲店做服務員 /南風窗記者 趙佳佳 攝

燕子住在深圳龍崗六約社區的城中村里。這片社區在地圖上表現為連片規整的井字格，走在其中就成為握手樓，進入樓的內部是一間間緊挨著的出租房，每間房子不足十平米。燕子就在這樣的空間里，放下一張床、一個衣柜、一張桌子，開展她的獨居生活。

2025年3月，燕子的二次起訴再度立案，李平終于認清燕子的決心，知道她拼命掙錢要把官司打到底。他發信息給燕子，希望她撤訴，并表示自愿與她離婚。

“其實從你離開這個家，你我都過得不好，我也了解。我也知道你現在肯定是不可能回來跟我們一起過了，我也不想你過得不好。之前不同意離婚，就是想跟你繼續過，既然這樣我愿意成全你。我知道3月18日開庭，我已經看到了。我感覺有些累了，不想再繼續和你這樣了。我知道你有請律師，你可以寫一份離婚協議，寄回來，或者直接回來，我們兩個人去把離婚證辦了。”

這條信息發來四天后，在法院調解下，雙方自愿離婚。四個孩子仍舊由李平撫養，燕子凈身出戶，每月支付1200元撫養費，直至小孩們各自成年為止。

燕子的恐懼瓦解了。她無需繼續按照李平的意愿活著，也不再害怕他以丈夫的名義，強行與她發生性關系。

2025年7月，燕子告訴我，她決定辭職重回金華，返回她命運軌跡開始偏離的起點。她在抖音上聯系到一家愿意接收她的婺劇團，她要重新返回戲臺。

“我已經聯系好了，做想做的事。已經耽誤了太多年了，我不想放棄自己的夢想。人生短短幾十年，我不想為別人而活，我想為自己活一次。……雖然說唱戲很辛苦，顛沛流離，居無定所。但這是我最初的夢想，成為一名花旦。”

令她沒想到的是，正是在這家劇團，她重新找到了老楊夫婦。他們仍舊愿意理解和支持她的選擇，認為她的逃離是維護了一個人追求自身幸福的權利。

離婚滿半年以后，她終于可以申請將戶口遷回原籍。為了辦理相關手續，她必須重返李平家，帶走戶口本原件交給派出所。

我陪她乘坐動車抵達上饒的當晚，她緊張得后背冒汗，渾身發抖，但仍然固執地要去完成這項任務。

第二天上午，回到那座深嵌在山坳中的房屋時，李平早已出門去上班了，孩子們都不在家。門敞開著，室內空落落，從昏暗的光線中走出來的，是李平的母親。她的個子不到一米五，已經蒼老到像一粒皺巴巴的核桃仁。燕子出走的五年間，正是由她接過了照料孩子的責任。

看到燕子的一瞬間，老人就開始流眼淚，她抱著燕子越哭越大聲，把燕子的衣服都打濕了。她撫摸燕子的頭發，對我說，燕子是很好的，在家時總是“媽媽、媽媽”地叫她。李平已經提前把戶口本放在了堂屋，老人哭完，去拿來那本證件，交到了燕子手里。

最終燕子得到了她夢寐以求的獨立。2025年10月17日，她在派出所成功更改戶籍，在身份層面也返回故鄉。

那本裝有她與李平戶口頁的棕紅色證件，已經起皮斑駁，紙頁卷邊。曾經屬于她的那一頁戶籍信息的下端，蓋上了一枚秀氣的紅色印章，寫有兩個句點般總結陳詞的字——遷出。

燕子重返故鄉 / 南風窗記者 郭嘉亮 攝

（為保護受訪者信息，本文所用名字經過了簡化處理，李平為化名）

作者 |趙佳佳

實習生 鐘詩藝 胡秀青

編輯 |馬拉拉

攝影|郭嘉亮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阿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