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終時,不少高校都會進行考核。考核的內容就是教學工作量、科研成果等。
然后,會依據考核的結果,發放年終績效。成果突出的,完成考核的自然會多發幾兩碎銀;成果少的,完不成的別說發碎銀了,還得倒扣。
高校教師的績效薪酬體系本就無統一標準,不同高校的發放方式、核算口徑差異顯著,單看年終績效的數字高低,其實并無實際參考意義,唯有將月度預發與年終結算結合,看全年實際到手的績效總收入,才能真實反映收入水平。
舉個例子,假設某副教授7級崗,一年的基礎績效是7.2萬元。
某高校會在每個月隨工資進行預發4500,按理來說,只要年終完成考核任務,還會將剩余的績效進行發放,理論上應該要發18000。
如果另外的高校的發放方式是每個月發3500,年終完成考核的時候再發剩余部分,也就會發放3萬。
單看年終數字后者是前者的數倍,但全年基礎績效總額實則一致。
所以,不同的高校單純比較年終績效是沒有大的參考意義,但在收入上的比較才有意義。
由此可見,脫離月度預發談年終績效,不過是數字上的假象,高校教師收入的真實差距,從來都不在發放方式的差異,而在基礎績效的核定標準與獎勵性績效的設置,至于基本工資與崗位工資,因有全國統一的標準框架,各校之間的差距微乎其微,并非教師收入分化的核心因素。
財務狀況好的學校,績效收入就會高很多。但這幾年,不少高校的財政狀況都不會很好,總得來說就是不增反減。
師資隊伍建設、教學科研設備更新、校園運營維護、人才培養投入等,每一項都是剛性支出,且逐年攀升,但高校的財政收入卻未實現同步增長,收支矛盾日益突出。
當辦學成本不斷增加,收入卻不增反減,高校的財務平衡該如何維持?在各項剛性支出難以壓縮的情況下,績效薪酬便成了不少高校的調節項,首當其沖的就是降低績效收入,這也成了無奈之下的普遍選擇。
但直接大幅度降低高校教師的收入,肯定會引起大家的不滿,這時候有些高校就采取溫水煮青蛙的方式。
具體而言,月度預發的績效金額保持不變,教師每月到手的工資看似平穩,沒有明顯變化,讓教師在日常中難以直觀感受到收入下降,而變化的核心則落在了年終績效的結算上。
還是以每月預發4500 元、年終理論結算18000元的案例來說,學校因財務緊張無足額資金兌現,在完成全部年度考核任務的前提下,每年年終結算額扣減 2000元左右。
從 2020 年開始,逐年遞減,五年下來,原本 18000元的年終績效,實際到手就只剩8000元,降幅超過五成。
這種明處不降、暗處遞減的方式,讓教師的績效收入在不知不覺中縮水,卻又難以找到直接的反駁依據,只能默默接受。
除了基礎績效的年終結算縮水,獎勵性績效的大幅壓縮更是讓教師的增收渠道變窄。
過去,高校為鼓勵教學科研創新,會設置各類獎勵性績效,比如教師發表SCI論文,無論分區如何,都會有幾千元的獎勵,即便分區靠后,也能獲得一定的激勵,這讓不少教師有動力深耕科研、積極發文。
但如今,不少高校大幅提高了獎勵性績效的獲取門檻,同時降低獎勵額度,比如論文獎勵僅針對中科院 1 區、2 區的高水平論文,其余分區的論文不再享受獎勵,即便是 1 區、2 區論文,獎金也較以往減半。
當然,這些都是完成年度考核任務,才能得到的年終績效。如果沒有完成年度考核任務,年終績效就是負的,需要在第二年的工資中進行扣除。
所以,這幾年某高校教師的收入,一直在下降,但考核要求卻在不斷提高,這也算是變相的壓榨了,現在的高校工作的性價比越來越低,估計近幾年收入還會一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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