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成“搖錢樹”：監管何以集體“失明”？

近日，湖北某精神病院涉嫌騙取醫保基金的案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據媒體報道，該院通過虛構診療記錄、冒名頂替、過度治療等系列手段，將本應守護生命健康的醫療機構，異化為一臺精心設計的“騙保機器”。這不僅是對寶貴醫保基金的瘋狂掠奪，更是對患者尊嚴的無情踐踏，以及對醫療倫理的徹底背叛。然而，更令人深思的是，如此大規模、系統性的騙保行為，何以能在層層監管之下長期運轉？

從已披露的信息看，騙保手法并無太多“新意”，不過是業內一些心照不宣的“潛規則”的極致化表現：掛床住院，虛增住院天數；過度檢查，小病大治；串換藥品，將低價藥以高價藥名義報銷；甚至借用、盜用他人醫保身份信息，虛構根本不存在的診療過程。這些手段能夠暢通無阻，首先暴露出的是醫保基金監管體系存在巨大的“毛細血管”漏洞。當前的監管往往側重于票據、賬目的形式審核，對于診療行為的必要性與真實性缺乏有效的穿透式核查。精神病專科的特殊性——患者表達能力的局限、治療周期長、療效評估主觀性強——更為不法行為披上了一層“迷霧”，使得外部監督難以深入核心。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這種系統性騙保，往往不是一兩個醫生或科室的私下行為，而極有可能演變為一種“全院性”甚至帶有某種“默契”的集體行動。當績效考核與收入指標緊密掛鉤，當醫院的生存發展壓力畸變為對經濟效益的片面追逐，醫療行為的逐利動機便會壓倒專業倫理。此時，監管的失效就不僅是技術層面的，更是制度激勵嚴重扭曲的結果。當“合規”帶來的收益遠低于“造假”的利潤，當被發現的概率和懲罰的力度不足以形成震懾，鋌而走險便成了“理性選擇”。部分基層醫療機構，特別是精神病院這類長期面臨投入不足、運營困難的專科機構，更容易陷入這種“生存性違法”的困境。

精神病患者作為社會中最脆弱、最需要保護的群體之一，在此類事件中遭受了雙重傷害。他們不僅是醫療欺詐的直接受害者——可能接受了不必要的藥物、治療，甚至被剝奪了獲得恰當醫療的權利；他們的疾病與痛苦，更被無情地工具化，成為醫院謀取不義之財的“道具”。這徹底違背了醫學“不傷害”與“造福患者”的基本原則，其性質之惡劣，遠超普通的經濟犯罪。它摧毀了患者及其家庭對醫療系統的最后信任，而這種信任的崩塌，對于需要長期社會支持與關愛的精神衛生事業而言，是災難性的。

面對觸目驚心的事實，我們不能滿足于查處一家醫院、懲處幾名責任人。必須進行一場觸及根本的深刻反思與系統整治。首先，技術防線必須升級。要推動醫保監管從“票據審核”走向“行為監管”，充分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建立智能監控系統，對異常診療模式、藥品耗材使用、費用增長等進行實時預警和精準分析，讓數據“開口說話”，穿透虛假醫療的偽裝。

其次，制度激勵亟待重構。要深化醫療體制改革，逐步破除以藥養醫、以檢查養醫的舊模式，建立真正以患者健康結果為導向的薪酬體系和醫院評價機制。對于精神衛生等特殊、公益屬性強的專科，政府應承擔起更大的投入責任，保障其正常運行與發展，從根本上消除醫療機構為“求生”而違法的扭曲動機。

最為關鍵的，是監管的責任必須壓實。一起長期、大規模的騙保案件，必然伴隨著內部監督的失靈和外部監管的形同虛設。必須嚴厲追究監管失職、失察的責任，打破可能存在的地方保護或“行業默契”。要暢通舉報渠道，強化社會監督和媒體監督，讓陽光成為最好的防腐劑。

醫保基金是全體參保人的“救命錢”，它的安全關乎國計民生，關乎社會公平正義。精神病院騙保案，如同一面鏡子，照出了當前醫療領域存在的沉疴積弊。唯有以零容忍的態度，織密制度的籠子，強化技術的手段，嚴懲背后的黑手，并重塑以患者為中心的醫療倫理，才能真正守護好人民的健康與財富，讓每一分“救命錢”都花在刀刃上，也讓白衣天使的圣潔不再蒙塵。這不僅是挽回經濟損失的需要，更是重建社會信任、捍衛生命尊嚴的必然要求。（資深媒體人 柯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