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日籍紅色特工中西功在日本病逝，留下遺言：真想再去上海看看

1973年9月的一天，東京慈惠醫大病房外飄著雨，探視時間剛過，護士聽見病床上的老人低聲呢喃“上海”兩字。監護醫生翻著病歷，多年習慣的冷靜還是被這句執念戳破，心里咯噔一下：這個看似普通的病人，竟是當年橫跨中日情報線的關鍵人物——中西功。

旁人只知道他寫過《抗戰期間中國的政治》之類專著，卻很少有人了解，這本書的作者當年如何在槍口與暗網之間周旋。那句“真想再去上海看看”不是旅人懷舊，而是特工多年潛伏記憶的終點。

時間撥回1929年夏，黃浦江面熱浪蒸騰，中西功踏上碼頭時仍是青澀學生。東亞同文書院把他和二十多名同伴視作“未來的中國通”，日本教育部寄望他們日后服務天皇。誰也沒料到，這批學生里會冒出一位堅定的共產黨員。

書院課程繁重，但真正改變他的是漢語課教師王學文。王講課喜歡把《資本論》里的例子夾進普通句子，學生聽著新鮮又疑惑。一個黃昏，王學文隨口問中西功：“如果工人連飯都吃不飽，還能為誰賣命？”簡短一句，像鈍刀割開中西功心口的舊觀念。

沒多久，中西功加入了“進步青年讀書會”，墻上用粉筆寫著“反戰救國”。那時的他說話仍帶敬語，卻已經學會偷偷油印傳單。1930年，他和白井行幸等人成立“日支斗爭同盟”，組織雖小，卻直接聽命于中共中央上海局情報線；一句話，很危險，也很刺激。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海軍陸戰隊要求書院學生充當翻譯隨軍出征。中西功站在操場中央冷冷回絕：“不去，我們要回國！”日軍軍官愣住，陸軍出于和海軍的暗斗，竟暗中放行。所以，這批年輕人躲過了炮火，卻走向更大的風暴。

返國途中，客船甲板上傳來報紙翻頁聲，一個溫文記者和中西功攀談時提到中國工農紅軍。記者名叫尾崎秀實，實為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成員。兩人越聊越投機，沒幾周，中西功被引薦進日本共產主義青年同盟，從街頭小字報直接跳入情報世界的大門。

1937年盧溝橋槍聲響后，中西功被派回上海，名義上是少校級別的情報分析官。老上海表面霓虹萬家，背后卻是各國間諜云集。憑借本國身份與學生舊網，他很快組建情報小組三人，代號“澗”。資料先送到潘漢年手里，再北上傳延安。

1941年蘇德戰局急轉，國際目光盯緊日本軍部動向。潘漢年只給他一句交代：“必須弄清東京下一步。”中西功冒險返日，在軍令部檔案室連續熬夜，用看似枯燥的兵站補給表推斷出“南下”方針。信息電報發出時，他只在暗號末尾寫了句“雨季將至”，延安和莫斯科立刻心領神會。

半年后，東京警視廳終于合攏包圍網。1942年6月，杭州郊外茶園里，中西功被捕。押回東京，審訊官拍桌吼道：“你是日本人！”他抬頭回應：“正因為是日本人，更要阻止軍國主義誤國。”一句話震住了審訊室，換來死刑判決，卻也讓特高課意識到內部漏洞之大。

戰敗的鐘聲在1945年8月敲響，美軍進入東京的次日，中西功與其他政治犯一同獲釋。瘦了十幾公斤的他沒有回老家，而是窩在簡陋公寓里寫下《中國革命史》初稿，白天查資料，夜里聽收音機里的《義勇軍進行曲》，鄰居說他像被時間追趕。

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無線電訊號傳到東京。當年在滬共事的伙伴紛紛來信相邀，他卻因監控和簽證阻攔，始終未能如愿。朋友勸他“暫避風頭”，他苦笑一句：“活著就不算避。”

晚年身體每況愈下，腸胃手術后只能進流食，偶爾清醒便碎碎念：“南京路的霓虹還亮著嗎？”護士不懂，他在記憶里走過大光明電影院門口，看見戴草帽的地下交通員遞來情報，還聞到弄堂里煙火味。那些畫面在病榻前交替閃回。

1973年9月，中西功合上雙眼前留下短短一句話：“真想再去上海看看。”沒有煽情，沒有交代后事，卻讓在場的醫生、記者全都沉默。數月后，這句話被同人志刊物引用，才讓世人想起，那位始終站在侵略機器對面的日本人，把畢生最后的牽掛留給了黃浦江畔。

歷史檔案至今未完全解密，不過能夠確定的是，他提供的南下戰略情報為盟軍贏得了寶貴時間，也讓蘇聯得以從遠東抽調部隊。中西功沒有端過槍，卻用紙筆和腦袋幫中國、也幫日本未來贏得一線生機。這一點，在雨夜的東京病房里無人提起，卻被后人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