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總統萬里送瓜：中美農業交流被遺忘的歷史

冷戰時期，美國的現代農業為世界帶來了高產的雜交玉米。從此，“綠色革命”下由跨國資本控制的規模化、單一種植的生產方式變成了標準農業范式。然而，雜交玉米的研發者之一，美國副總統華萊士曾在二戰時經過蘭州，帶了幾顆蜜露瓜種子，送給了留美出身的甘肅官員張心一。在經歷本土化后，美國蜜露瓜變成了中國的大眾水果白蘭瓜。

在這篇文章里，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許準探討了白蘭瓜和雜交玉米兩種作物命運背后，農業技術為誰服務的另一種可能。在資本擴張邏輯和冷戰意識形態外，農業發展和技術擴散仍然能在人與人的往來之間展開。本文由《讀書》雜志首發，原名為《誰知盤中餐：華萊士、白蘭瓜與農業經濟學》，感謝作者和《讀書》授權轉載。

本周五（2月6日）晚7：30，本文作者許準也會在食通社上做分享嘉賓，聊聊我們如何換種方式關注作物、關注歷史。

?2月6號（本周五）晚7點半，食通社將舉辦第二場《世界文明中的作物遷徙》共讀分享會，這次我們邀請了中山大學教授許準和云南大學副教授耿金，帶領讀者一起從技術和社會結構的角度理解作物如何塑造歷史。歡迎掃海報二維碼預約直播，到點收看。

如今誰知盤中餐：

華萊士、白蘭瓜與食物政治經濟學

文｜許準

（《讀書》2024年11期新刊）

二〇二四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廣受關注，被一些評論家認為是決定美國新“冷戰”時代方向的標志性事件。除了全國廢奴的林肯、開展新政的羅斯福，美國歷史上這樣的關鍵性選舉并不多。不過，在一九四八年，“冷戰”大幕拉開之時的美國也有過一場總統選舉。這次選舉沒有什么戲劇性，醉心“冷戰”的杜魯門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但當時有一位頗為特別的競爭者，他旗幟鮮明地反對“冷戰”，主張與社會主義國家和平共處，曾一度被認為是共產主義同路人，還得到了包括愛因斯坦、凱瑟琳·赫本這樣的科學和文藝界人士的支持。

此君就是亨利·A.華萊士，曾經在羅斯福任內擔任過美國農業部長與副總統職務。他立場獨特，是美國政治史上一位頗為有趣的人物。他跟農業的關系緊密，家族幾代都與農業相關，其父親 （亨利·C.華萊士） 就是一位成功的農民，也曾經擔任農業部長一職。

亨利·A.華萊士（來源：wikipedia）

這位小華萊士從小對農業感興趣，是雜交玉米的早期培育者之一。他在一九二六年成立了一家雜交玉米種子公司，這就是后來在國際上舉足輕重的“先鋒”公司，后來經過重組成為現在的杜邦先鋒。這家公司的產品早就遍布全球，其玉米種子光在中國就有一百多種被批準，其中在我國廣泛播種的“先玉三三五”品種更是曾經引發過爭論。

華萊士跟中國還有另外一層聯系。在“二戰”時期，他作為美國副總統訪問了蘇聯，并經西北到達中國。在經過蘭州的時候，華萊士將一包美國蜜露瓜種子和其他草種送給了留美出身的甘肅官員張心一。經過我國科研人員的不斷培育，來自萬里之外的甜瓜種子就逐漸變成了后來馳名中外的白蘭瓜，取其外表白而培育于蘭州之意。

在美國過去百年的政治領袖中，華萊士算是一位鮮明的進步派：他支持新政的社會經濟政策，支持和平，還同情殖民地的貧苦人民，又信賴新科技能夠作為解決種種農村社會問題的手段，甚至身體力行地創建了農業科技公司。值得指出的是，華萊士的進步派主張有著內部沖突，這種思路的矛盾在雜交玉米和白蘭瓜這兩種作物的故事里就部分地反映出來了。同樣經過華萊士之手，雜交玉米是跨國企業在中國賺取利潤的專利手段，而白蘭瓜則成了中國自己的作物，成為惠及大眾的普通水果。是什么造成兩個華萊士的區別呢？食物本身無法選擇自己的社會角色，其命運不過是反映了該食物所處的社會經濟關系，或者說政治經濟學。在現代歷史進程中，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歐美資本對于農業的重塑，特別是對于品種與技術的干預，我們需要從這個方面入手來理解食物的政治經濟學。

做了副總統的華萊士在園圃里（來源：wallace.org）

從日常生活上說，市場和資本對于食物的很多直觀影響，我們已經不陌生了。比如我們眼下吃的豬肉，不管是最終做成了辣椒炒肉、獅子頭，還是鍋包肉，基本都來自歐美的少數種類。在一九六〇年的全國調查中，中國仍有超過一百個本土豬種，而到了二〇一〇年，超過九成的豬肉是歐美的三個豬種的后代產出的。在經濟的考量里，歐美的白豬數月長成，瘦肉率高，而中國各類本土品種則要以將近一年為生產單位，成長慢，肥肉多。當然，本土品種的特點并不一定是缺點，在過去農戶自家喂豬的生產模式下，年豬的供應能夠適應當時的肉類消費習慣，肥肉也能提供重要的油脂，而且本土豬平時吃剩飯菜和各種豬草，不用專門購買飼料，其排泄物還可以肥田，更不必說土豬的肉質可能更好，有更豐富的營養，也更抗病。然而在當代的社會經濟環境下，農戶與豬的緊密關系已經逐漸消失，而土豬的營養和肉質的優點往往只能對應一個小眾的細分市場。有著長期本土培育歷史的土豬們在過去數十年的競爭中早已敗下陣來，被排除出了大眾的消費領域。類似的故事，在大豆、肉雞、奶牛等食物來源上也都已然發生或者在進行中。

這種食物品種的快速變化，并不能單純理解為消費口味變化和各地品種之間的自然競爭導致的后果，這個過程更蘊含著社會關系的變化、資本對于技術的掌控，以及工業化農業對于傳統農業的碾軋。如果追溯更遠一些，上述歐美品種也并非西方自古就有，而是在其近現代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培育出來的。就在數百年前，中國的圈養土豬在世界范圍內都還是培育周期短且高產的典范，而歐洲的散養土豬卻看起來頗為不經濟。在農業愈發商業化的近代，歐洲農民開始不斷引入中國的豬種與本土品種交叉培育，形成現代的培育期短的圈養肉豬，這個過程至少持續到了二十世紀的七八十年代，如今世界上的主流豬種就是這樣的歐亞品種的后裔。而且在二十世紀的歐美，豬種培育也同樣經歷了從肥豬到瘦肉豬的持續變化。

豬在中國的育種過程，左側為本土豬，右側為與歐美豬種選育的后代（來源：cambridge.org）

這段品種更迭的歷史里，真正關鍵的一步還不是豬種培育的技術發展，而是歐美農業在資本引導下的變遷。這種改造不僅如古典政治經濟學所言，產生了英國農業在財產關系意義上的三分法，即土地、資本、雇工，而且如之前所言改變了整個農業的面貌。

如同其他任何人類活動所經歷的一樣，農業的發展在資本和市場的視野里變成了一個單調的工業算術，需要以最快的周轉速度、最少的投入得到最多的產出，進而得到最多的利潤。就像任何產業一樣，無法在這個算術中走在前列的生產者就會在競爭中出局，農業本身的價值和品種的多樣性等卻難以進入這個算術當中。也就是在這個語境里，品種的培育改良才變得那么迫切。資本對于占有壟斷性品種的關切，正如其對于任何壟斷專利權的熱情一樣。如果說品種改良在更漫長的歷史里面還屬于農業生產者的自發的群體努力，到了現代歷史的語境下，品種培育意味著控制與利潤，越來越掌握在少數擁有資本和技術的企業手里。歐美資本長期篩選培育出來的有市場競爭力的品種，在當代中國的工業化農業算術里面，同樣是正確答案。只要對于農業的市場價值還有所追求的普通農戶，也就不得不跟隨市場，沒有什么選擇可言。

事實上，農業的這種工業化改造并不只是促成品種的單一化，也推動著農業逐步變為工業的附庸，而農村也隨之愈發變為城市的對立面。工業化農業執著于得到最大的產出，這樣的算術不考慮生態，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生態因素就真的消失了。比如土壤的肥力在密集高強度的作物種植條件下就會衰退，這事實上成為持續獲得最大產出的重要制約。如果說在近代以前，農業還主要跟本地消費連接，農民還能用制度化的休耕和本地食物為基礎的有機肥來一定程度上彌補土壤肥力的衰減，農村可以沒有垃圾；而到了近現代，工業化農業的產出則主要是為了滿足遠方城市的越來越高強度的需要，不僅農業的產出沒法變成本地的有機肥，而且在城市里面，也會最終變成城里人所頭疼的垃圾，成為環境公害，危害著城市貧民的健康。

這一矛盾是馬克思分析生態和城鄉矛盾的起點，這方面的思想由美國當代學者約翰·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等發展為更系統的“新陳代謝斷裂”理論。當然，有這方面洞見的不在少數，文學家雨果在其小說《悲慘世界》里早就評論過：

巴黎一年要把二千五百萬法郎拋入海洋。這并非修辭方面的隱喻。怎樣拋，又以什么方式？夜以繼日。為了什么目的？毫無目的。用意何在？從未考慮過。為什么要這樣做？什么也不為。通過什么器官？通過它的腸子。它的腸子是什么？那就是它的下水道。

雨果繼續分析道：

經過長期的摸索，科學今日已經知道肥效最高的肥料就是人肥。中國人，說來令人慚愧，比我們知道得早。沒有一個中國農民——這是埃格勃說的——進城不用竹子扁擔挑兩桶滿滿的我們稱之為污物的東西回去。多虧人肥，中國的土地仍和亞伯拉罕時代那樣富于活力。中國小麥的收成，一粒種子能收獲一百二十倍的麥子。任何鳥糞都沒有首都的垃圾肥效高。一個大城市有著肥效極高的糞肥。利用城市來對田野施肥，這肯定會成功的。如果說我們的黃金是糞尿，反之，我們的糞尿就是黃金。我們的這些黃金糞尿是如何處理的呢？我們把它倒在深淵中。

在不解決整體生態問題的前提下，如果資本試圖繼續從土地上壓榨出最大化的財富，就只能想出別的辦法，從外部調運物質來補充土壤的肥力。在十九世紀，這種努力主要表現為在新開辟的殖民世界的版圖里去尋找天然的養分，比如海島上積存的禽類糞便。這一點也被雨果嘲諷了：

我們……派船隊到南極去收集海燕和企鵝的糞，而手邊不可估量的致富因素卻流入海洋。全世界損失的人獸肥，如歸還土地而不拋入水中，就足夠使全世界豐衣足食了。

19世紀美國的海鳥糞肥料（guano）廣告（來源：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可是，天然鳥糞的存量終究有限，無法支撐資本對于農業產出越來越大的需求。因此到了二十世紀之交，時代就開始呼喚新的資本對于農業的抓手，而科學的作用就開始凸顯出來。其實科學就像育種經驗一樣，在很長的時間里都還不在資本的關注范圍內。在其名著《勞動與壟斷資本》當中，布雷弗曼 （Harry Braverman） 就論述道，在工業革命中，資本只是利用了現有的工業技術，而非去發展科學?？茖W工作要么靠自家財富支持，要么靠好心的私人贊助。但是十九世紀后期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改變了這一情況，電力、鋼鐵、煤炭、石油以及內燃機等重大突破，明白無誤地告訴大公司們，科學研究就是資本積累的重要手段。

在這個背景下，資本對于科學技術的主動參與和掌握，成了過去百年世界政治經濟的一個重要主題。新興的歐美資本開始發掘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潛力，這些能源不光能夠提供工業生產的直接原材料，也能夠直接或者間接地輔助生產復合肥料與殺蟲劑，或者與生物科技聯合起來，直接生產種子和食物本身。這些都成為經過工業化改造后的農業的基礎。

華萊士自己創辦的先鋒公司，正是這個時代出現的第一批農業科技企業之一。與先鋒公司同時代崛起卻更有知名度的農業科技企業是孟山都。由美國環境史學家埃爾莫爾 （Bartow J. Elmore） 創作，并最近譯介到國內的《種子帝國》一書，就以極豐富的細節描述了孟山都這家曾經顯赫一時的化工巨人的發家史。孟山都乘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東風起家，最初就是從煤炭工業的廢料煤焦油中成功提煉糖精這種代糖食品而在二十世紀之交的美國立足的。如果說煤焦油工業時代，美國的一眾化工企業始終在追趕歐洲的先驅，那么到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美國石油的大量開采，石油化學開始取代煤焦油化學，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訂單極大地推動了孟山都的發展。不管是軍事用途的合成橡膠，還是兵工廠的變壓器，甚至絕密的曼哈頓計劃，孟山都皆參與其中。這種獨立于歐洲市場的發展機會推動孟山都及其美國同輩企業借勢走到了石油化工領域的世界前列。

但是如果光是這樣，孟山都還停留在傳統化工領域，而沒有接觸到食物。盡管書中沒有特別提到，但是讓其轉向的人物之一，恰恰就是華萊士。華萊士在任美國農業部長期間，開始推動一些重大的國家農業政策，包括對農村投入大量資金的《農業調整法》，改善了美國農民，尤其是大農場主的境況。華萊士的政策核心就是加強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為了穩定農產品供應，法案力圖靠補貼來鼓勵減少耕種面積，如此就能穩定價格，也能保障農民的收入。

由于華萊士等推動的農業補貼是跟縮小播種面積掛鉤的，這些大農場主對于提高畝產有了更高的動力，工業算術的威力也達到了新的高度。在不改變新陳代謝斷裂的前提下，提高畝產可以如中國的傳統農業一樣增加勞動力和有機肥投入，要么就是要依靠更密集施用各種化學品作為肥料、除草劑和殺蟲劑，以及對于化學品更敏感或者更有抵抗力的作物品種。當時美國的農村人口在逐漸減少，機械化也在逐漸普及，石化農業似乎成了美國農場主自然而然的選擇。由此，農業、石化產業、生物產業等開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而這些產業也正是后來孟山都等的勢力范圍。孟山都早期的拳頭產品是除草劑和殺蟲劑，隨后又逐漸擴展到能抵抗其自家超級除草劑的專利種子。但是不管具體產品如何，其商業模式的基礎就是不斷深化農業隸屬于資本的這種關系。

二戰后，新的農業技術，如殺蟲劑、化肥以及高產作物新品種，大大提高了全球南方的糧食產量（來源：wikipedia）

當然，資本對于農業的成功控制，還需要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配合。在這個過程中，發揮過核心作用的時代因素是“冷戰”。在一種流行的敘述中，第三世界的動蕩和革命是農民生活困苦所致，那么如果有了技術改進的農業，是不是就能改善所有人的生活，進而消除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呢？這種以技術解決社會問題的思路，后來也被稱為綠色革命，實際上是“冷戰”政治的重要一環，被美國政府長期推崇。也許就是在這樣的氛圍配合下，孟山都，或者其他資本對于農業的改造，能方便得到超過其真實貢獻的政治豁免權。

孟山都的轉基因作物以及除草劑等產品可能威脅本地生物多樣性，影響傳統農業方式，也存在對人類健康的潛在風險。圖為菲律賓農民和志愿者用麥田圈表達對孟山都的抗議（來源：vanity fair）

有趣的是，華萊士一生支持科技改造農業，可以算綠色革命的奠基人之一，但是這樣的思路又反過來服務于華萊士明確反對的“冷戰”，而跨國大企業的專利作物也往往成為華萊士深切同情的窮困農戶的負擔，其思想脈絡里的沖突可見一斑。在某種程度上，按照《種子帝國》的梳理，孟山都的掌舵者們也有著類似的內在矛盾。比如長期掌管公司的第二代老板埃德加·奎尼就是一個喜愛野外生活、熱衷于生態保護的人，甚至覺得蕾切爾·卡森的著作《寂靜的春天》很精彩，但他同時相信農藥和化學對于生產 （和利潤） 的好處。這樣的張力 （除去自我麻醉的部分） 顯示了某種根深蒂固的馬爾薩斯主義的信念，那就是人類要生存，就不得不做必要的犧牲 （比如生態） 。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頑固的信念其實并非學術研究的共識。隨著生態理論的逐步發展，對于農業化學和生物技術的審視更加客觀，綠色革命的實際后果也飽受批評。但是不管如何，在先鋒和孟山都等力量的推動下，世界范圍內的農業和我們熟知的食物，都早已產生了深刻的變化。哪怕到了當代，孟山都這家企業已經不存在了，但是我們還沒有超越孟山都的時代：任何談論超越資本和石化能源的農業發展道路，都還會引發食物供應前景和能否吃飽飯的憂慮。

由此說來，華萊士的白蘭瓜有其獨特的意義。這種不為獲取利潤和品種控制的作物交流，其實正是人類歷史更長時間里的常態。普通人所依賴的重要食物，不管是明清時期引入的土豆、辣椒、西紅柿，還是漢唐甚至更早引進的西瓜、黃瓜、蔥、蒜和葡萄，還有其他多種非本地原生的作物，不都是靠著人民和國家之間的交流而扎根在中國的土地上，為億萬人民所用嗎？不說久遠的事情，新中國成立之后，大量的農業科研院所和農技推廣體系的建立及持續不斷的農業科技的創造，也包括對白蘭瓜品種的持續改進，都是沒有資本主導而讓農戶普遍受益的。哪怕沒有資本對農業與科學的控制，農業的發展、技術的交流和進步依然是可能而且一直發生的。

白蘭瓜這樣的饋贈，趕在了“冷戰”、綠色革命以及孟山都的諸多丑聞發生之前，在二十世紀中期展示了另一種食物政治經濟學的可能性。在全世界都開始反思工業文明局限和地球生態極限的時候，正視現代社會里資本對于農業和食物的改造是一個愈發迫切的題目。帶來白蘭瓜的華萊士，而不是先鋒公司創始人的華萊士，應該是這樣的討論中的一部分。

（《種子帝國：孟山都的過去與人類糧食的未來》，[美]巴托·J.埃爾莫爾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〇二四年版）

（來源：douban.com）

* 文中圖片均來源于網絡

?《種子帝國》通過全球實地調查，追溯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孟山都公司商業版圖擴張史，揭秘其化學制品和轉基因技術如何滲入全球糧食供應的幾乎每一條縫隙。去年， 食通社和諸多伙伴在全國舉辦了多場《種子帝國》分享會，邀請相關學者、實踐者共談對食農領域的觀察和行動。查看食通社視頻號，可收看更多活動分享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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