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三屆中央委員，78年被免職回鄉務農，留下終生遺憾

1978年，河北遵化出了檔子事，外界看著挺大，當事人卻靜得像的一潭死水。

王國藩，這位連坐了三屆中央委員、名號響當當的大人物，忽然間被擼到底，啥官銜都沒給他留。

既沒給換個地兒接著干，也沒保留啥待遇，他二話不說，卷起鋪蓋卷就回了西鋪村。

鋤頭一扛，他又變回了那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老農。

從北京的大會堂一下子跌回窮山溝，這滋味，換誰心里都得咯噔一下，搞不好得氣出一身病，或者滿肚子苦水沒處倒。

可王國藩倒好，跟沒事人似的。

那架勢，不像被貶，倒像是去外頭串了個門，這會兒也就是回家歇歇腳。

這老頭心里這股子定力，其實源自他骨子里的一套生存法則。

想弄明白這套法則，咱們得把日歷往前翻，翻到1952年的那個秋天。

那時候，新中國剛滿三歲。

地是分下去了，老百姓手里有了田，可這莊稼咋種，成了個讓人頭疼的大麻煩。

國門外頭，那幫洋人正搬著板凳等著看笑話。

早在1949年夏天，西方報紙就放過狠話，大意是說：誰當中國的家都得被吃飯問題絆個跟頭，到現在也沒見誰能邁過這道坎。

這話聽著扎心，可也是實情，正好戳到了那時候的軟肋上。

拿遵化縣西鋪村來說，地主是打倒了，可窮根兒還沒拔。

村里頭，吃了上頓沒下頓的人家比比皆是，有的家里窮得叮當響，全家老小合穿一條褲子，誰有事出門誰套上。

那時候擺在王國藩眼前的，就是這么個爛攤子。

1952年10月，守著西鋪村那盞忽明忽暗的煤油燈，王國藩碰上了這輩子最難的一道選擇題。

當時找上門的，是村里最窮的23戶人家。

大伙兒合計著，想把地湊一塊兒種，搞個初級社。

這想法挺好，可實際情況簡直就是個黑色幽默。

這23戶人家有啥家底？

除了230畝巴掌大的薄地，要錢沒錢，要種沒種，連像樣的農具都找不出一把。

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牲口。

整個社唯一的“重型裝備”，是一頭驢。

這驢還不是他們獨有的。

有四分之一的所有權歸社外的人，他們這幫人只占了四分之三。

十里八鄉的閑得沒事，給這個奇葩的“股份制”起了個損到家的外號——“三條驢腿”。

緊接著，冷言冷語像雪片一樣飛來：“一幫子靠救濟糧填肚子、穿救濟衣過冬的‘窮棒子’，能成啥氣候？

等著瞧吧，早晚得散伙?！?/p>

這會兒，王國藩只能在兩條道里選一條。

頭一條，認慫。

接著等國家發救濟，或者各自回家攢點家底，等以后富裕了再折騰。

當時絕大多數人都這么想，畢竟“窮幫窮，越幫越窮”。

第二條，硬扛。

這不光得膽子大，還得有一套能把死棋走活的“新路子”。

王國藩咬咬牙，選了第二條。

他心里有本明白賬：錢咱們沒有，農具咱們沒有，牲口咱們缺條腿，可咱們有人啊。

要是把這23戶單拎出來看，那是窮得掉渣。

可要是把這幫人捏成一個拳頭，把力氣往一處使，那就能變出錢來。

那會兒正趕上寒冬臘月。

按北方老理兒，這是“貓冬”的時候，大家都縮在熱炕頭上嘮嗑。

可王國藩坐不住。

他領著社員們，一頭扎進了深山老林。

說白了，這就是一場精明的“空手套白狼”。

山里有啥？

有干柴，有野味。

這些東西是大自然白給的，不用掏本錢，只要肯賣力氣。

于是，在那個凍得人直哆嗦的冬天，王國藩帶著大伙兒玩命砍柴。

他們把原本閑著打瞌睡的冬閑日子，硬是換成了白花花的票子。

這筆錢，到了轉年春天，就變成了種子，變成了大車，變成了嶄新的農具。

一年干下來，這個被外人斷言“兔子尾巴長不了”的“窮棒子社”，收上來的糧食比那些單干戶足足多了三倍。

這哪是運氣好，這分明是抱團取暖的勝利。

這一仗打完，王國藩不光把肚子填飽了，還把名聲打到了中南海。

“窮棒子社”的事跡傳到了北京。

毛主席那是啥眼光，一眼就瞅準了“王國藩路子”背后的分量。

當時國家底子薄，要是全國農村都張嘴等國家撥款，那新中國就是有座金山也得被吃空。

王國藩這事兒說明了個道理：不用國家掏腰包，農民自己抱團苦干，照樣能翻身。

這恰恰是毛主席最想看到的樣板。

毛主席不光夸這個社是“全中國的臉面”，到了1957年2月見著王國藩時，還緊緊握著他的手，稱他是“給共和國立了大功的人”。

從那一刻起，王國藩就不再是個簡單的莊稼漢了，他成了那個年代的一面旗幟。

往后的日子，王國藩的仕途跟坐了火箭似的。

1969年進了中央委員會當委員，后來又連著當了兩屆。

官當大了，地位變了，圍在身邊的誘惑也跟著來了。

這就到了他人生第二個緊要關頭：這“官”和“民”的界限，到底該咋劃？

按常理，都干到這個級別了，把家里房子修整修整，那是天經地義。

上面有關部門也確實提過，要給他換套像樣的大宅子。

換個別人，稍微推辭兩下，也就順水推舟答應了。

可王國藩愣是沒干。

他始終窩在西鋪村那幾間破舊的老屋里。

一直撐到1995年，那房子破得實在是沒法住人了，家里人才把房子翻蓋了一回。

可即便房子新了，屋里的擺設還跟以前一樣寒酸。

外人看這是“死心眼”，甚至覺得這老頭有點“不通人情”。

可要是咱們往深里琢磨，你會發現這是王國藩對自己身份的一種死守。

他心里跟明鏡似的：他的根在西鋪村，他的底氣是“窮棒子精神”。

真要是搬進了深宅大院，兩腳離了泥土，那個領著大伙兒進山砍柴的王國藩，也就名存實亡了。

這種清醒勁兒，在1966年周總理去視察的時候，表現得淋漓盡致。

1966年4月29日，周總理陪著外賓到了西鋪村。

那時候總理快七十了，一路顛簸，累得夠嗆。

身邊的工作人員看著心疼，想跟地方上打個招呼，午飯稍微弄得豐盛點。

在那會兒的人情世故里，這幾乎是不用說的事兒。

可周總理一聽這茬，立馬沉下臉來，堅決不答應。

他撂下一句話：“午飯標準必須跟當地老鄉一個樣?！?/p>

吃飯那會兒，周總理還特意把幾個老農叫到桌上，邊吃邊拉家常。

這頓飯，其實就是個無聲的表態：不管官當多大，屁股必須得坐在老百姓這條板凳上。

王國藩這輩子就是這么干的，所以當1978年那場變故砸下來的時候，他才能那么淡定。

從中央委員變回老農，別人看著是“掉下來了”，在他看來，這叫“歸位”。

回村后的王國藩，還是那個省吃儉用的倔老頭。

他常跟后輩們念叨要吃苦耐勞，就像當年在油燈底下動員大伙兒進山砍柴一樣。

不過，故事的結局也不是一點遺憾沒有。

1978年以后的西鋪村，有一陣子變得挺尷尬。

地方上的頭頭腦腦因為種種顧慮，不敢碰王國藩這個曾經的大紅人，也沒想著借借他的名氣。

這事兒挺讓人惋惜。

王國藩在上面和民間都有那么大的號召力，可惜在那個轉折的當口，被晾在了一邊。

就像當年那頭只有三條腿的驢，雖然看著不全乎，可要是使喚好了，本來能拉動更大的磨盤。

2005年7月30日，王國藩走了，活了86歲。

這話里頭，全是想念，也透著股失落勁兒。

那個在一窮二白的時候，敢牽著“三條腿的驢”跟老天爺叫板的膽氣；

那個身居高位的時候，還能守著破屋不挪窩的清醒。

回過頭來看，王國藩這一輩子，其實就把一筆賬算明白了：

當個人的那點事兒跟大伙兒的命運綁在一塊的時候，吃苦那就不叫吃苦，那是存錢。

這筆存款，他花了一輩子去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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