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馬變天了？總統拒不服從法院：哪怕被判了，港口也不停

巴拿馬最高法院于深夜突襲發帖，單方面宣布李嘉誠旗下長和集團運營長達28年的兩大港口特許權“違憲且自始無效”，可總統穆利諾旋即公開表態力挺現有運營體系，嚴令港口全天候運轉、絕不中斷——既然司法機關已認定合同徹底失效，國家元首為何仍執意維持原狀？

這場表面撕裂、實則高度協同的“法權與政令背離”事件，究竟意在傳遞何種信號？

2026年1月，巴拿馬最高法院以一種打破所有司法慣例的方式，強行終止了一份依法簽署、本應持續至2047年的國際商業特許協議。

1月29日午夜時分，該國最高審判機構并未舉行法定聽證，未出具加蓋印章的正式判決書，亦未召開權威新聞通報會，而是通過X平臺（原Twitter）官方賬號悄然發布一則簡短聲明：長和集團對巴爾博亞港與克里斯托瓦爾港的經營授權“違反憲法、歸于無效”。短短數語，便將近三十年的穩定合作一筆勾銷。

真正令人震驚的，并非“違憲”這一法律定性本身，而在于裁決誕生的路徑及其后續執行邏輯的徹底斷裂。

依通行法治準則，涉及國家級基礎設施的重大司法裁定，理應附具詳盡法律推理、援引具體憲法條文、明確權利義務終止節點及資產交接路線圖。但此次，整套程序被壓縮為一條137字符的社交動態。

合同效力被即時剝奪，卻全無關于資產歸屬、歷史債務清算、員工安置或過渡期管理的任何說明；更具悖論意味的是，裁決發布數小時后，總統穆利諾即通過國家電視臺發表緊急講話，要求長和團隊照常調度船舶、保障裝卸、維持全部信息系統運行，核心指令只有一條：港口運轉不得出現哪怕一分鐘的空檔。

由此催生出一幅荒誕現實圖景：法律身份上，你已是“無權主體”；實務操作中，你卻被強制承擔全部履約責任。

契約關系已然解體，但運營義務絲毫未減；法律資格已被撤銷，但生產力必須滿負荷輸出。這種雙重強制狀態，早已溢出常規商事爭議范疇，實質構成一種制度化的能力征用——先系統性否定權利基礎，再最大化榨取既有能力存量。

巴拿馬當局陷入如此顯性邏輯困境，并非缺乏認知，而是深陷結構性困局：巴爾博亞港與克里斯托瓦爾港合計處理運河經濟帶近42%的集裝箱吞吐量，一旦停擺，國家財政收入將即刻縮水超11億美元/季度，超1.7萬名本地雇員面臨失業風險，全球主要航運聯盟亦需緊急調整跨太平洋航線網絡。

長和集團在當地深耕二十八載，構建起覆蓋碼頭自動化系統、海關協同平臺、多式聯運調度中心的完整技術生態，其運維團隊熟悉每一處潮汐參數、每一條泊位水深、每一類特種貨柜操作規范，當前階段根本不存在具備同等承接能力的替代主體。

正因如此，政治敘事上必須完成“切割儀式”，現實治理中又不得不仰賴原有運營骨架，這種深刻的能力依附性，從根本上決定了本次所謂“違憲審查”絕非一次獨立司法行為，而是一場預設結果的制度性安排。

若將時間軸前推，此次深夜突襲實為長期鋪墊的終章。2025年3月，美國國務卿盧比奧訪巴期間，在聯合記者會上使用“不可接受的地緣滲透”表述，影射特定外部資本在運河區的深度布局。

該表態雖未點名企業，卻如一道政治指令迅速傳導至國內各執行層級，隨即引發輿論場密集討論與審計機關高頻動作。

幾乎同步，巴拿馬國家審計總署對外發布專項評估報告，指控長和集團在特許期內導致“國家經濟損失約13.2億美元”。

該數據至今未公開計算模型、未列明基準參照系、未引入國際公認評估機構復核，但其戰略功能異常清晰：完成政治定性前置。一旦“損害國家核心利益”的結論被確立，后續司法介入便自動獲得形式合法性。審計部門負責制造話術支點，法院負責賦予終局效力，而決策中樞早已完成目標鎖定。

這套運作機制高度模塊化且極具復制性。外部力量提供方向錨點，本國機構實施流程閉環，程序嚴謹性讓位于結果可控性。“違憲”在此已異化為一種政策工具，其功能不再是約束權力，而是服務特定資產重置目標。

那么，騰出的關鍵位置將由誰接替？答案呼之欲出：丹麥航運巨頭馬士基集團。

早在2024年第四季度，馬士基已完成對巴拿馬運河鐵路公司100%股權的收購，一舉掌控連接大西洋與太平洋兩端的核心陸路物流動脈。

此舉為其整合運河區“水鐵聯運”體系埋下關鍵伏筆。而在港口裁決公布后第七十二小時內，巴拿馬交通部即與馬士基旗下APM Terminals簽署備忘錄，啟動所謂“臨時運營支持框架”磋商，業內普遍視其為實質性接管前奏。

若將上述線索串聯審視，“憲法爭議”不過是精心設計的煙幕，本質是一次跨國資本主導的基礎設施權益轉移工程。

長和集團自2000年代初接手兩港以來，累計投入逾24億美元升級智能閘口、深水泊位及綠色能源系統，使港口效率躍居拉美前列，并于2021年經巴拿馬國會特別程序批準完成續約，合同文本嚴格遵循《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特許經營示范法》。

如今，在零協商、零補償、零完整法律文書的前提下，經營權遭單邊剝奪，西方資本隨即進入接洽階段，此類操作已明顯超出法治框架所能解釋的范疇。

更需警覺的是，此非孤立案例，而是一種可遷移的范式。當政治意志可以凌駕于白紙黑字的長期契約之上，當最高司法機關能以社交媒體取代法庭宣判，所有跨境長期投資的安全預期都將遭遇系統性坍塌。

今日被宣告“無效”的是港口經營權，明日可能延伸至鋰礦開采許可、海底光纜登陸站、區域數據中心等戰略資產。規則失去確定性，風險便喪失計量基礎。

穆利諾政府當前展現的強硬姿態，恰恰折射其深層脆弱性：既要向域外力量展示“政策自主性”，又無力承擔港口停擺帶來的連鎖崩塌，只能在象征性清算與實質性依賴之間高頻切換節奏。

此種狀態，對任何主權國家而言，皆為信用體系瓦解的典型征兆。契約的生命力不在文字精美，而在執行剛性；司法的公信力不在結論威嚴，而在程序可溯。當二者同時失守，市場的唯一理性回應便是集體撤資。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中國外交部隨后發布的嚴正聲明，遠不止于維護一家企業的合法權益，實為捍衛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商業文明底線。

倘若今日可用一條社交平臺推送輕易廢止跨越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商業承諾，那么明日，任何主權國家、任何跨國實體，都可能成為下一個被“算法化清除”的對象。寒意不會局限于長和集團內部，而將沿著全球投資網絡急速擴散，直至所有審慎資本選擇駐足觀望。

當一國最高法院選擇用Instagram替代法庭，問題的核心已非判決是否正確，而是這個國家還剩下多少值得托付的信任資產。

巴拿馬或以為自己在大國角力中覓得彈性空間，試圖以犧牲特定商業伙伴換取短期外交收益，卻忽略了一個根本現實：資本或許可被臨時脅迫，但絕不可能長期容忍制度性不確定性成為常態。

港口橋吊的操作權可以移交新團隊，國際航線可以重新編排時刻表，但一個國家因反復失信而流失的國際信譽，卻無法通過任何技術手段修復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