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究竟如何定義人生？

（來源：湖州日報）

轉自：湖州日報

　　王子軒

　　《劇院》作為海飛繼《臺風》之后推出的又一部現實罪案懸疑小說，可被視作對其諜戰小說創作的一次“華麗轉身”。在延續原有敘事框架與語言風格的基礎上，它進一步淡化了歷史宏大敘事的印記，為作者施展其聚焦小人物的創作專長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換言之，題材“外殼”的減負，使得作者能夠更為自主地對其關注的核心命題——人性，展開深入且自由的探討。

　　小說敘事圍繞五年前的一場命案展開。五年前，教師齊國棟離奇失蹤，案件成謎；五年后，南風縣劇院廁所驚現白骨，派出所民警陳東村展開追兇；調查過程中，與齊國棟相關人物陸續進入視野；同時，老焦中毒案發生……故事情節草蛇灰線、伏延千里，通過敘事者的文字誤導與不同人物的自述，讓讀者置身于虛幻的真實感中，在一種不同于傳統社會推理小說的慢敘事里，將真相在讀者疑懼的眼前緩緩鋪開。

　　在這種不可靠敘事的反復提醒下，盡管讀者有意識地保持與文本的緊張關系，但事實上要成為一個稱職的讀者，就必須與文本存在交互。那么這種獨立的觀看地位只能被不斷地構陷、消解與重構，被質詢為內在于文本的一個視角，與其他人物構成一種相互或自我凝視的網絡。故事中，湯寶琴借助語言，反復強化“為女復仇的悲情母親”形象，將自己的行為納入“母愛”“復仇”等象征范圍認可的話語體系，實則是一種為掩蓋“因身份互換葬送女兒人生”這一真實悲劇的自我誤認；羅米與湯麥的身份互換，使她們被迫成為想象界的虛假符號，造成難以彌合的實在界創傷。在他者的凝視下，羅米（被視為“醫生”）不斷被主流化，而湯麥（被視為“瘋子”）則被邊緣化。而這種話語的規訓與反抗的代價，使她們始終沒有揭示自我的膽量，只能在自我與他人的凝視下進一步迷失身份；此外，遲云被非議“依靠他人上位”，小焦被定義為“智商只有68”的傻子，陳東村被議論“離婚沒本事”……劇院作為一個更大的人生場域（這一貫穿全篇的隱喻系統），言說著“雙向凝視”的可悲邏輯，即臺下觀眾在凝視臺上演員的同時，也不斷地淪為被舞臺凝視的客體。這個“更大的舞臺”將包括讀者在內的所有“觀眾”籠罩在未知的劇目下，而“觀眾”在凝望舞臺的時候卻自以為看到了生活的真相。

　　這種此在的被拋性與未知性構成了此在重復無意義行為的底色。“越劇”作為整個隱喻系統的具體一環，不獨以商業化的“文化賣點”呈現。《梁山伯與祝英臺》“十八相送”的愛情悲劇，實則是遲云與陳東村相愛卻無法相守的人生隱喻；《包公鍘美》中秦香蓮對強權的反抗，實則是湯寶琴為保護女兒埋尸卻深陷“以惡制惡”悲劇循環的現實象征；而《紅樓夢》中大觀園的崩塌也不過是舊時代記憶與傳統秩序消亡的戲曲符號。而與之共同構成“命運凝視”的，則是書中反復出現的“許胖子骨頭煲”情節。“許胖子骨頭煲”作為有別于案件進展的另一條敘事線，為多線交織的情節提供了一個“繩結”，但這一“繩結”表面上為人物的凝聚與主體間性服務，實則反身隱喻了人性的淡漠，成為孤獨群體閑談與簡單并置的場域。在這里，人們以“嗦螺螄”“吸骨髓”的“味覺儀式”逃避生活、麻木慰藉，用巨大的代價換取微不足道的收獲，互相空耗生命以等待“空殼”的形成。

　　然而這種無意義的重復并非此在的最終歸宿，而是此在從“沉淪”走向“本真”的必經階段。當然，這種反抗（無意義的重復在這層意義上可被視為反抗）必須在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存在主義者加繆認為，“人為了生存一定要反抗，但這種反抗不應超過自身所發現的一個界限”。郭圓圓的希望式反抗（為何智勝無條件付出）、羅米的逃離式反抗（放棄“醫生”身份，離開南風縣）以及湯寶琴的暴力式反抗等等，都最終使他們在自我“突圍”中失敗，在反抗中陷入了深淵的底部。而反觀個別“討好”的角色，如陳東村摒棄晉升執念，始終熱愛籃球、專注破案，湯麥最終拿起籃球、找回自我，都完成了自我“突圍”與主體性構建；那個被他者定義為“傻子”的小焦，更是始終以“我智商高達68”的宣言反抗凝視的實在界的唯一抵達者。真正的反抗既不是主動的逃避也不是無畏的沖鋒，而是直面并堅守荒誕，恰如西西弗斯的故事，明知推石上山是徒勞，卻仍堅持推石，在無意義中創造屬于自己的意義。

　　但這并不是說，海飛就此找到了此在存在的答案。

　　掩卷沉思，難道所有的真相真的隨著小說最后的一個句號一筆勾銷了嗎？如果不是，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湯麥和羅米的身份真的被置換了嗎？如果是，那這最終意味著什么？或者問，故事的真兇到底是誰？是為保護女兒殺害性侵者的湯寶琴，還是性侵未遂命喪黃泉的齊國棟？我們可以發現，終其結尾，諸多問題都是被懸置的。

　　如果我們詢問身份的置換問題，這里或許潛藏著一個存在與本質的議題。在故事的最后，陳東村與湯麥（真羅米）在球場相逢，問湯麥“你不會是羅米吧”，但此前他已經推測出羅米與湯麥互換身份，那么這一問意圖何在？如果排除作者的創作失誤，那么這一問或許本質是對“身份究竟是由什么定義”的困惑：是名字、外貌，還是行為與記憶？這一疑問也呼應了小說開頭題記“我們都置身劇院，卻從未看清劇院的走向”的核心基調。現實中的復雜總是讓“身份真相”帶著很強的模糊性。

　　但倘若我們追緝真兇，便會發現，這里或許還有一個跨越時空的永恒命題。

　　忒拜城有一國王，名曰克瑞翁。為懲處城邦的反叛者波呂涅克斯，嚴令禁葬其尸。這波呂克涅斯卻也是他的外甥。他的外甥女，安提戈涅，遵照神律，安葬哥哥波呂克捏斯，卻因違反法律被克瑞翁處死。海飛的懸案書寫不僅僅是這一神話原型（《安提戈涅》）的文學遺產，還應證了一個此在存在的生存困境，即法律與人情的悖論。

　　最后，且讓我們擱置這個議題，用海飛的一句話作為本篇文章的結束：人是不能選擇時代的，只能在時代中選擇一種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