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抄底，開始了？

最近上海宣布，將啟動收購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賃住房（以下“保租房”）政策，浦東、靜安、徐匯三區將試點先行。從政策表層的邏輯看，這是兼顧樓市流通與民生保障的精妙棋局：

政府入場，收購流通不暢的老舊戶型，幫助二手房業主破解變現難的困境。這些業主賣舊買新，還能消化新房庫存、穩定樓市預期。

與此同時，被收購的房源，將以出租房的形式，投放給上海新市民、大學畢業生、各類來滬人才等，緩解他們的居住壓力。

看起來是一件大好事，甚至有分析文章認為這是地方政府在抄底樓市，是穩房價的真正大招。但在筆者看來，作為一項事關民生的巨大投入，我們必須穿透政策的溫情敘事，審視背后的財政賬本、市場邏輯與潛在風險。在一個發育成熟、交易體系完善的房地產市場，政府深度介入微觀交易環節，可能會帶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成本與代價。

第一個繞不開的問題便是，誰來出這筆錢？

上海作為一線城市，房產交易標的以百萬計價，若想讓政策產生足以扭轉市場預期、撬動二手房流通的效果，所需的資金投入規模，可能需要幾十億甚至上百億。

即便上海擁有全國最雄厚的地方財政根基，落地過程中，還有區屬國企的資金托底和銀行低息貸款，這筆開支依然是一筆沉甸甸的財政賬。更加關鍵的是，資金投入與回流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結構性矛盾。

收購二手房并出租，這是實打實的重資產投入，前期大量資金投入，后續還有運營費用。而保租房的民生屬性，決定了其必然采取“低租金、長周期”的運營模式。

這類非盈利性的租賃供給，租金回報率遠低于市場水平，甚至難以覆蓋貸款利息、房屋維護、運營管理等基礎成本，可能無法形成穩定且足額的現金回流。

政府背景的收購主體，它們背負任務入場收購，后續還本付息的壓力如何化解？倘若政策運營陷入長期虧損，累積債務又當如何化解？

再來說說對市場的影響。2025年，上海全年共成交超過25萬套二手房，與此同時，上海的租房市場規模也占全國前列。上海的二手房和租房市場，早已形成由無數買家、賣家、租客和房東組成的精密市場。價格信號，成為調節市場供需的核心標尺。

地方政府作為擁有資金優勢的特殊買家入場，勢必打破這種平衡，扭曲市場價格信號，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甚至滋生多重道德風險。

首先，助長二手房市場的價格僵化。當二手房業主形成“政府下場接盤老舊房源”的預期，原本為快速變現而主動降價的動力會消失，甚至出現抬高掛牌價、等待收購的情況。

政策本意是推動房價企穩，結果讓二手房市場在政策支撐下，維持虛高價格，降低了市場真正的流動性，這與“促進二手房周轉”的政策初衷背道而馳。

其次，保租房政策也將引發公共資源分配的公正性質疑。

這項政策的一大目標是，通過收購二手房激活“賣舊買新”需求，進而促進新房銷售。也就是說，用公共財政資金和金融資源，補貼城市中手握房產的改善群體。

這個人群，他們本身是城市中的相對富裕階層——擁有價值數百萬資產的房子，無論如何都算不上窮人。對富裕階層的定向幫扶，是否符合公共政策的施政倫理呢？

在租房市場上，這樣的道德風險同樣存在。保租房的配租對象，往往設置了嚴格的學歷、社保、人才認定等標準，優先面向大學畢業生、高新技術人才等群體。

現實情況卻是，這類群體在租房市場中，并非真正的弱勢群體，他們擁有穩定的收入預期和較強的租金支付能力；而從事服務業、制造業的普通外來務工者，對租金最為敏感，卻因不符合配租標準被排除在外。人們不禁要問：上海是否真正歡迎勞動者？

公共政策的名目，通常都很高尚。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往往會扭曲成我們不認識的模樣。經濟學中的公共選擇學派，專門研究這方面問題，很值得我們引入觀察。

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策的參與者（包括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他們并非無私的圣人，而是有著自身利益訴求、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

當一項政策存在大量模糊地帶，且賦予執行者巨大的自由裁量權時，系統性的尋租與腐敗風險，就會隨之而來。

上海此次收購二手房做保租房的政策，在房源篩選、價格評估、配租管理等關鍵環節，就存在缺乏量化剛性約束的問題。

例如，政策要求收購的房源需滿足“配套成熟、交通便捷、房型匹配、職住平衡”等標準，但這些標準均無明確的量化細則，房源是否符合收購條件，很大程度是由政府官員、國企經營者主觀判定。

這種模糊的規則設計，為利益輸送留下了巨大空間：

在房源收購環節，誰的房子能被納入收購清單？

是否會出現官僚與中介、房東合謀，將原本戶型不佳、配套落后的劣質房源，包裝成“優質存量房”賣給國家的情況？

在價格評估環節，缺乏統一的市場評估標準，是否會出現收購價格虛高，讓相關方從中牟利的現象？

在保租房配租環節，這種尋租風險更為突出。

地段好、配套優的保租房，本身就是稀缺的公共資源，而配租對象的資格審核、房源分配的主動權，均掌握在官僚與國企管理層手中。

若缺乏嚴格的監督機制，極易催生亂象：為不符合條件的關系戶預留優質房源，向申請者收取選房費或資格費等，將核心地段的房源定向分配，而把位置偏遠、配套較差的房源留給普通申請者。

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曾說過：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不講效果，也不講節約。

政府收購二手房做保租房，正是典型的“花納稅人的錢，為特定群體提供服務”，收購者和運營者無需為資金使用效率負責，也無需為政策的最終效果買單。在缺乏有效約束的情況下，決策的科學性往往讓位于以權謀私，最終造成公共資源浪費。

審視上海的保租房政策，不禁要問：上海的房地產市場，真到了需要政府親自下場當房東、用行政力量干預微觀交易的局面嗎？我不這樣認為。

當前上海樓市暫時低迷，二手房流通放緩、新房庫存有待消化等問題，根源并非市場失靈，而是經濟環境轉向的情況下，市場整體趨向冷靜的正常表現。

與其動用昂貴的財政資金和金融資源去收購房產，不如采取更低成本、更高效的市場化手段，激活市場自身的活力，讓市場回歸資源配置的主體地位。

在房屋的買賣市場，政策松綁可一次性給足，釋放真實市場需求。

今年1月《求是》雜志刊發的《改善和穩定房地產市場預期》一文就明確指出，“政策力度要符合市場預期，政策要一次性給足，不能采取添油戰術，導致市場與政策陷入博弈狀態”。上海目前的房地產政策，恰恰存在這個問題。

上海目前還在施行“外環外全面松綁、外環內精準放寬”的限購政策，如果能一步到位，放開非戶籍限購，無需政府投入一分錢，就能迅速引入外來真實購房需求，激活二手房市場的流動性，進而推動賣舊買新的鏈條打通，實現新房庫存的消化與房價的平穩運行。

在租房市場，政府要做的是降低市場交易摩擦，激發私人房東的供給潛力。

當前上海租房市場的核心問題，并非租賃房源總量不足，而是機構化供給占比偏低、普通私人房東的出租意愿未被充分激活。

政府無需下場親自收購房源，重要的是，做好規則制定者和市場服務者：給予普通私人房東稅費減免、租賃備案便利等政策支持，讓房東能從租房中獲得穩定合理的收益。

完善租賃法規，保護租賃雙方的合法權益。當私人房東的出租意愿被激活，市場上的存量租賃房源便會大量釋放——當前政策主流是保護租客抑制房東，這樣的政策方向，最終會加劇租房難問題。

上海房地產市場的發達程度，處在全國最先進的行列。上海不需要政府成為最大的房東，與其耗費百億資金運籌帷幄，干預市場，不如放開政策束縛、激活市場活力。二手房和租房屬于完全的民生領域，理當交給市場，政府少做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