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春晚第三次聯排落幕，小品演員大換血，趙本山的擔心恐成真

“每逢春晚必念趙。”

這句樸素又深情的感嘆，早已沉淀為一種全民性文化慣性，是億萬家庭除夕守歲時悄然涌起的情緒暗流。2026年央視春晚已步入第三次全要素聯排階段，演職人員名單經多路現場目擊者交叉印證，基本輪廓清晰浮現。

小品板塊迎來近十年來最徹底的一次陣容迭代，不少觀眾在期待中略帶忐忑，可耐人尋味的是，輿論場中最頻繁被點名、被追問、被反復回溯的，竟是一位從未現身彩排現場的身影。

那位淡出春晚舞臺逾十二載的“喜劇宗師”，恰如武俠世界里退隱多年的絕世高手——身影杳然，聲息不聞，但每一聲鑼鼓、每一句臺詞、每一次節奏停頓，仍隱隱透出他當年留下的氣韻與烙印。

第三次聯排落幕當晚，一份內部流傳的演員配置表悄然擴散，引發業內持續數日的深度復盤，其激起的漣漪遠超常規節目更替的范疇，直指中國主流喜劇生態的底層邏輯變遷。

細察這份名單，它所承載的并非臨時調度，而是一場醞釀十余年的風格轉向，在2026年完成了集中顯影與正式落定。

最顯著的位移，是中堅力量的大面積隱退：曾被寄予厚望、連續多年擔綱語言類節目主干的中生代代表——賈冰、潘斌龍等人，此次聯排全程未見其名，亦無任何排練影像流出。

填補空缺的，是以李雪琴、徐志勝為代表的新生代脫口秀創作群體，以及艾倫、常遠等深耕綜藝語境多年的喜劇執行者，他們正以整建制方式進駐核心舞臺，成為新一屆語言類節目的主力架構者。

這場更迭，遠非簡單的面孔輪換，而是喜劇生產機制的根本性遷移：從扎根現實肌理、依靠情境延展與人物生長來觸發笑聲，轉向倚重信息密度、人設錨點與即時互動反饋的表達范式。

前輩藝術家并未整體退場，64歲的蔡明第28次登上春晚舞臺，首次嘗試融合腹語術與即興對話的新形態，這一突破本身便昭示著某種生存自覺：縱使資歷深厚、經驗豐沛，也必須主動擁抱碎片化傳播節奏與注意力瞬時切換的審美現實，才能保有存在感。這不是個體意愿的伸縮，而是整個內容生態對創作者提出的剛性適配要求。

在這波劇烈震蕩中，唯一保持高度連續性的組合，仍是沈騰與馬麗——這是他們攜手登臺的第十個年頭，也是當前春晚語言類節目中，極少數能穩定兌現觀眾情感預期的黃金搭檔。

而這份“連續性”，恰恰折射出一個不容回避的結構性困境：邁入2026年，中國主流喜劇舞臺仍未孕育出具備全局號召力、完成代際承續使命的中堅力量。

偌大的喜劇版圖，為何行至今日，仍需仰賴同一組搭檔維系基本笑點供給與情緒托底功能？

這一局面絕非驟然成型。回溯至2012年前后，春晚喜劇創作已悄然立于歷史性岔道口，彼時導演組內部高頻出現的關鍵詞，是“思想引領”“價值承載”與“主題先行”。

在此導向下，單靠幽默感染力已難獲通行證，作品須明確承擔社會教化職能。這一轉向，直接觸發了趙本山與春晚制作體系之間不可調和的理念摩擦。

他當時提交的《小偷》《相親2》兩稿，劇本完成度高、生活質感強、觀眾測試反響熱烈，卻因被判定“主題立意不夠鮮明”而遭擱置。

這位從東北黑土地走出來的喜劇巨匠，始終信奉一條最本真的準則：除夕夜的第一要義，是讓人開懷。百姓辛苦奔波三百六十五天，大年三十闔家團聚之際，還要接受說教式輸出，這合乎人情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這并非技藝路徑之爭，而是兩種喜劇哲學的正面交鋒：一方視春節晚會為全民情感釋放的出口，另一方則將其定位為價值傳導的重要端口。

后來許多人將趙本山的告別歸因為健康因素，這種說法確有依據——他的身體狀況在2013年前后已明顯告急：后臺監控畫面里，他戴著氧氣面罩修改劇本、靠靜脈輸液支撐通宵聯排的畫面，至今令老同事唏噓不已，生理閾值的確已達臨界點。

但真正促使他轉身離去的，不是血壓計上的數字，而是創作主權被持續稀釋后的深層倦怠，是“快樂必須讓位于訓導”的精神窒息感。當笑聲淪為升華環節的鋪墊，當幽默淪為價值注腳的附庸，他選擇用沉默捍衛自己對喜劇本質的理解。

他留下一句擲地有聲的宣言：“若只能演一個連自己都不信服的作品，那寧可謝幕。”

自他離場起，春晚小品的整體敘事結構漸趨定型：前半程密集拋梗制造歡笑，后半程陡然轉向溫情渲染與主旨收束。

該模式短期內可保障安全播出，但從長周期看，它正在悄然抽離喜劇的批判銳度與荒誕張力，人物逐漸脫離真實生活土壤，轉而成為服務于既定主題的符號化載體。

時至2026年，這一趨勢的后果已然具象化：舞臺內容愈發倚重熱搜詞條、短視頻熱梗與標簽化人設；創作周期被壓縮至極限，田野調查與生活沉淀讓位于熱點追蹤與數據推演；段落結構日益趨同，個性表達讓位于平臺算法偏好的安全模板。

觀眾或許仍會發笑，但那種穿透年齡層、跨越地域差、連接城鄉間的情感共振，已日漸稀薄。沈騰與馬麗依舊擁有強大舞臺掌控力，但必須客觀承認，他們的影響力輻射范圍更多集中于都市中青年群體，尚未復現趙本山時代“老少咸宜、南北共情”的全域穿透效應。

昔日的小品，能讓祖輩點頭、父輩會心、孩子捧腹；今天的喜劇，則越來越像按圈層精準分發的內容包。

因此，“每逢春晚必念趙”并非沉溺于往昔的淺層懷舊，而是大眾對喜劇功能異化的集體覺察。人們懷念的，不只是某位演員的表演風格，更是那個笑聲可以自由呼吸、無需背負額外使命的創作年代。

2026年的春晚，在舞美科技、燈光精度、流程管控與明星資源上，無疑抵達了歷史峰值，但也因此更為精密、更為審慎、更為可控。當每處情緒起伏都經過預設、校準與多重審核，喜劇所能舒展的空間，自然被壓縮至有限區間。

觀眾終將習慣這種新秩序，一如習慣所有不可逆的時代演進，但一個根本性命題依然懸而未決：當笑聲失去本真質地，當喜劇過度承擔工具屬性，它是否還能勝任那個古老而珍貴的角色——在一年終點，為億萬普通人卸下疲憊、松動神經、重拾輕盈？這個問題的答案，值得整個行業長久叩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