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倘若董振堂沒倒在河西走廊，挺到了五五年授銜那會兒，肩章上該繡幾顆金星？
這就不是個難題：哪怕評不上元帥，大將的位置也是鐵板釘釘。
憑啥敢口氣這么大？
哪怕只看資歷，人家是紅五軍團的一把手，跟彭老總平起平坐；再說“帶資入股”這事兒，寧都那一嗓子，直接拉過來一萬七千多號人，紅軍那時候的總兵力才多少？
這一下子就擴充了一半。
可惜啊，所有的推演都在37年臘月的那場風雪里碎了一地。
高臺縣那截不起眼的土墻根下，這位喝過保定軍校墨水的高材生，把彈夾里的最后一發子彈射出去后，把自己也留在了那里。
大伙兒聊起董振堂，總覺得這就是個不要命的“猛張飛”。
可要是把他這輩子的三回大抉擇掰碎了看，你準會發現，能讓他堅持到底的，不光是一腔熱血，腦子里那本賬其實算得比誰都精。
第一筆賬：拒絕當“填坑的”
把日歷翻回1931年，坐標江西。
那會兒董振堂還是國軍第26路軍的旅長。
履歷表那是相當好看，保定系出身，還在西北軍當過師長，雖說中原大戰后縮編成了旅長，可日子過得那是真憋屈。
蔣介石對待雜牌軍那是出了名的“借刀殺人”：把你們往紅軍槍口上送，贏了算撿漏，輸了正好借機撤編，怎么算他都不虧。
擺在董振堂眼前的路就是個死胡同：硬著頭皮打，那是自相殘殺，關鍵還打不贏；想往后撤，軍法處等著你，隊伍還得被人家一口口蠶食掉。
路口就倆岔道。
頭一條：接著給南京那位賣命。
下場不用猜，26路軍早晚得在圍剿里耗干，自己這個非嫡系，不是戰死沙場，就是被奪了兵權晾在一邊。
第二條：直接掀翻桌子，換個活法。
這可不光是思想開了竅，這是關系到一萬七千多弟兄腦袋的大事。
董振堂腦瓜子靈光，不是那種死腦筋。
早年在西北軍那會兒，他就懂得審時度勢。
既然上頭想借紅軍的手搞死自己，那心里的小算盤就打得噼里啪啦響：你不拿我當人，我就反了你。
再加上趙博生他們在底下的穿針引線，局勢看得更透了。
國民黨那邊派系斗得烏煙瘴氣，雜牌軍就是后娘養的；反觀紅軍，雖然現在看著單薄，但這股子精氣神，簡直就是當年北伐軍的翻版。
31年12月14號，寧都那邊槍聲一響，事兒成了。
這步棋算是走絕了。
一萬七千名練家子，帶著紅軍做夢都想要的重裝備入伙，中央紅軍的腰桿子立馬硬了。
董振堂這招，不光保住了隊伍的根基，也給自己趟出了一條陽關大道。
第二筆賬：攬下那個“送命活”
長征的號角一吹，紅五軍團攤上個新活兒：殿后。
打仗這事兒誰都知道，打頭陣那是尖刀，撕口子容易立戰功；斷后那就是盾牌，擋追兵那是拿命填。
那陣子中央紅軍能打的主力就五個軍團。
紅一、紅三那是開路先鋒。
紅五軍團雖說底子稍微薄點，可畢竟是正規軍底子，也是響當當的硬骨頭。
這種“擦屁股”的苦差事，董振堂咋就一聲不吭接手里了？
說白了，這是他對大局看得比誰都準。
湘江邊上那一仗，為了讓大部隊過江，紅五軍團底下的34師硬是拼光了，整建制報銷。
這就叫斷后的代價。
董振堂心里跟明鏡似的，這活兒就是拿命換時間。
要是屁股后面頂不住，機關和主力被敵人咬住，那后果想都不敢想。
從舊軍閥堆里爬出來的他，太明白“各掃門前雪”是個啥下場——當年西北軍也好，各路諸侯也罷，之所以散伙，就是因為沒人肯為了大伙兒犧牲自己那點瓶瓶罐罐。
他就甘心當了這個“冤大頭”。
長征幾萬里走下來，“鐵流后衛”的名號是紅五軍團用血換來的。
這背后是無數次拼殺和少了一半的弟兄。
但這筆買賣，董振堂覺得，值。
日歷翻到37年開年。
這會兒紅五軍團改叫紅五軍了，跟著西路軍在河西走廊那一帶折騰。
元旦那天，紅五軍那是相當生猛，一口氣拿下了高臺和臨澤。
這突襲打得漂亮，手里有了產糧的地盤，部隊那餓得咕咕叫的肚子總算有著落了。
誰知道好景不長，形勢立馬掉了個個兒。
12號那天，馬步芳那幫人湊了兩萬多號，把高臺圍成了鐵桶。
這仗怎么看怎么沒法打：
對面：兩萬多騎著馬的、扛著槍的，在家門口作戰，吃喝不愁。
咱們：才三千多號人，蹲在一個破城墻里頭，那是易攻難守，子彈打一顆少一顆，援兵還過不來。
撤，還是硬扛？
按理說，要想活命，突圍是唯一的路。
可董振堂愣是沒動窩，選擇了死守。
圖啥？
就因為高臺不光是個城池，那是西路軍釘在河西的一顆釘子，更是全軍吃飯的命根子。
在那個滴水成冰的大西北，要是沒了糧食，部隊照樣是個死。
他在高臺硬是頂了九天八夜。
這九天，三千紅五軍弟兄面對的是瘋狗一樣的輪番沖鋒。
手里沒炮，城墻被轟塌了，戰士們就拿胸膛去堵缺口。
可打仗這事兒，最后拼的還是硬實力。
援軍死活沖不破阻擊線，高臺成了海里的孤島。
折騰到最后，彈藥空了，糧食也沒了。
破城的那一刻，紅五軍十不存一。
軍長董振堂血灑疆場，絕大多數官兵都倒在了那片土地上，能跑出去的沒幾個。
曾經那支一萬七的大軍，在高臺畫上了一個帶血的句號。
回頭再看董振堂這一輩子，從軍校精英到西北猛將，再到紅軍指揮員，他走的每一步，腳印都踩得特別深。
假如他沒走，五五年那場授銜大典上該是啥場面？
紅五軍團那是軍團級的架子，跟林、彭都是一個檔次的主官。
紅軍最窮的時候，他帶著一萬七千人和大批裝備“入股”；長征最險的時候，他負責墊后；西路軍最難的時候，他把命扔在了戰場。
不管是論資排輩、論功行賞還是看犧牲精神，那個元帥銜給他，誰都挑不出理。
只可惜，史書里沒法寫假設。
將軍早早隕落在了高臺那場漫天風雪里，沒能親眼瞅見新中國的太陽升起來。
不過，他留下的那套“算法”——關于怎么盡忠、怎么犧牲、怎么守住信仰，反倒成了這支隊伍壓箱底的寶貝。
信息來源：
《時代人物》2020年第26期，溫新民、夏邦鑫《寧都起義和紅五軍團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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