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16歲男孩為救人入獄，警官詢問原因，“我該多要200塊錢”

一九九九年三月初，一輛押解車在甌海分局鐵門前停下。凌晨的海風(fēng)嗆著咸味，昏黃的路燈把少年潘嘉的影子拉得老長。對押解民警而言，這只是例行公事；對他，卻像推開了一道命運的暗門。

潘嘉只有十六歲，檔案記的清楚：六歲喪父，母親改嫁后不知所終；自此，他與年邁祖母、年幼妹妹相依為命。從這條時間線往后看，生活沒有給他留下多少選擇：十三歲輟學(xué)，十四歲在北京胡同賣燒餅，十五歲又轉(zhuǎn)到溫州鞋廠，一天十二小時循環(huán)往復(fù)地踩著縫紉機。工友們開玩笑說這孩子比機器還耐磨，他笑一聲算作回答。

鞋底的膠味和機臺的轟鳴陪了他兩年，直到老板因賭債夜奔，廠房大門被債主鏈條鎖死。那是二〇〇一年六月，離他領(lǐng)第一份暑假工工資剛好滿十八個月。可惜“穩(wěn)”是成人詞匯，少年人只能被催著往前推。

失業(yè)那天，他揣著僅剩的兩千零四十二塊錢走出廠區(qū)。家里來信說，妹妹的學(xué)雜費得在九月前湊齊；另一頭，和他同住在城郊簡易棚屋的姑娘“嬌嬌”懷胎八月，醫(yī)院預(yù)收押金五千元。姑娘與他非親非故，只因一聲“潘哥”便讓他把人當(dāng)作遠在老家的妹妹——血脈之外，也有不肯斷的牽掛。

錢差一半，時間只剩三天。潘嘉在舊工業(yè)區(qū)的巷子里找過活，凌晨搬運、夜里裝卸，日薪不過五六十，杯水車薪。那晚，他靠在便利店門口，腳邊拎著空飯盒，一個夾著煙的中年男人湊上來，“缺錢？”男子抖開煙灰，語氣輕飄，“送個東西，五百現(xiàn)結(jié)。”少年愣了幾秒，心里盤算：五百塊，等于十天工錢，加上手里的兩千，或許真能把押金湊齊。

交易約在翌日黃昏。男子只遞來一團紙巾，又塞進他手心兩張百元票子。地址是一家老旅社，一樓燈光昏暗，柜臺后掛著只半停的鐘。潘嘉進門，見一名青年迎上來，二話不說接過紙團，又遞來三百元。他伸手接錢，腕子還懸空，暗處突然閃出幾名便衣，一記擒拿把他按倒。紙團里是零點六克白色晶粒——毒品。

審訊記錄顯示，抓捕時間：二〇〇一年八月三日，十九點二十五分。值班警官江麗第一次見到這個少年。他只穿著無袖背心，手臂肌肉分明，目光卻是茫然的。江麗問：“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嗎？”少年低聲回了一句，“我該多要二百塊錢。”

一句話聽來荒誕，其實是心酸。五百變?nèi)伲X沒湊夠，命運已敲下鐵錘。江麗翻閱卷宗，發(fā)現(xiàn)他從未被列為貧困孤兒，只因失蹤的母親在戶籍上仍是監(jiān)護人；政策福利與他擦肩而過，這也是九十年代末不少留守少年的真實寫照。

次日清晨，江麗依規(guī)再度訊問。灰白的日光落在少年的側(cè)臉，他不抬頭，只平靜地交代經(jīng)過，偶爾一句“我就是想把妹妹送進縣一中”“不想讓她像我一樣”。這份近乎倔強的擔(dān)當(dāng)，讓旁聽的新警宋秋生在筆錄上頓了幾秒。宋忍不住輕聲對他嘀咕：“早知道有風(fēng)險，何必接？”少年抬眼，“人要是沒錢，腦子會空得很響。”語氣像在陳述天氣。

案件偵結(jié)，上報檢察院。未成年人毒品運輸，依據(jù)當(dāng)時《刑法》有關(guān)條款，最低量刑為六個月，最重三年。考慮到情節(jié)、數(shù)量，以及主觀過失與動機，檢察機關(guān)最終建議從輕：一年有期徒刑，附帶強制戒毒六個月。

判決下達的晚上，江麗例行探視。小小的詢問室里，他第一次主動開口：“阿姨，能幫我打聽下，嬌嬌孩子生了沒？”江麗點頭，隨口問：“她知道你被抓嗎？”少年搖頭。按慣例，無需告知未婚同居人，何況他們沒辦任何手續(xù)。

一周后，江麗根據(jù)少年的只言片語找到了那處城郊出租房。低矮的瓦屋，四處漏風(fēng)，門口的塑料布被風(fēng)掀得啪啪作響。嬌嬌抱著新生兒坐在門欄，眼眶凹陷卻執(zhí)意擠出笑，孩子裹在舊床單里，呼吸均勻。醫(yī)生費折半，剩余部分快遞費一樣寄來，是少年前兩月的工資。江麗留下兩句話：“他只能判一年，叫你別擔(dān)心。”

回所那天，江麗把情況如實轉(zhuǎn)告。少年聽完，手在桌下握緊，又慢慢松開。他說：“這樣就行，我進去一年，奶奶那邊還有積蓄，妹妹能讀書。”這番盤算，像極了舊社會挑著兩筐柴火趕集的窮苦孩子，惦記的永遠是背后人能不能活。

許多老警察在茶水間議論：這孩子之所以跌進泥潭，不是惡，而是貧。教育、監(jiān)護、救助哪一環(huán)掉了鏈子，他就會栽在哪一環(huán)。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未成年人保護法》剛實施五年，基層執(zhí)行力參差；對偏遠山村的棄兒而言，法律條文像貼在墻上的年畫，看得見卻摸不到。

值得一提的是，庭審當(dāng)日，潘嘉的祖母并未出席。老人年近八十，腿腳已不聽使喚。她托村支書帶來一封信，抖著手寫滿一頁：“娃是好娃，就是命苦，求法官大人給他一條路。”信里沒有標點，結(jié)尾處卻畫了一枚歪歪扭扭的紅手印。

一年后，出獄的那天還下著雨。監(jiān)區(qū)走廊潮濕，燈光像舊相機里的折射。有年輕獄警把他送到大門口，拍拍肩膀：“出去可別再讓人抓了把柄。”少年點點頭，背著補丁舊包，迎著雨往車站走。他兜里只余八十塊生活費，但衣服內(nèi)袋貼身處，還有一封信和一張照片——那是江麗代嬌嬌寄來的，照片里小女孩笑得腮幫鼓鼓，背后是一塊手寫的紙板：潘哥，我們等你。

在那場細雨里，少年腳步并不快，卻很穩(wěn)。他知道，火車要開往何處，未來要怎么挑起家里的那副擔(dān)子，都得一步步想。至于錯付的那三百塊、失了自由的三百六十五天，或許會在漫長歲月里慢慢消化。但那句“我該多要二百塊錢”，怕是一輩子也難咽下。

命運的牌桌上，他曾抽到最差的一張，可他始終把僅剩的籌碼推給別人。世道多冷，仍有人把溫暖暗暗揣懷，這樣的人，值得被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