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三月初,一輛押解車在甌海分局鐵門前停下。凌晨的海風(fēng)嗆著咸味,昏黃的路燈把少年潘嘉的影子拉得老長。對押解民警而言,這只是例行公事;對他,卻像推開了一道命運的暗門。
潘嘉只有十六歲,檔案記的清楚:六歲喪父,母親改嫁后不知所終;自此,他與年邁祖母、年幼妹妹相依為命。從這條時間線往后看,生活沒有給他留下多少選擇:十三歲輟學(xué),十四歲在北京胡同賣燒餅,十五歲又轉(zhuǎn)到溫州鞋廠,一天十二小時循環(huán)往復(fù)地踩著縫紉機。工友們開玩笑說這孩子比機器還耐磨,他笑一聲算作回答。
鞋底的膠味和機臺的轟鳴陪了他兩年,直到老板因賭債夜奔,廠房大門被債主鏈條鎖死。那是二〇〇一年六月,離他領(lǐng)第一份暑假工工資剛好滿十八個月。可惜“穩(wěn)”是成人詞匯,少年人只能被催著往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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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yè)那天,他揣著僅剩的兩千零四十二塊錢走出廠區(qū)。家里來信說,妹妹的學(xué)雜費得在九月前湊齊;另一頭,和他同住在城郊簡易棚屋的姑娘“嬌嬌”懷胎八月,醫(yī)院預(yù)收押金五千元。姑娘與他非親非故,只因一聲“潘哥”便讓他把人當(dāng)作遠在老家的妹妹——血脈之外,也有不肯斷的牽掛。
錢差一半,時間只剩三天。潘嘉在舊工業(yè)區(qū)的巷子里找過活,凌晨搬運、夜里裝卸,日薪不過五六十,杯水車薪。那晚,他靠在便利店門口,腳邊拎著空飯盒,一個夾著煙的中年男人湊上來,“缺錢?”男子抖開煙灰,語氣輕飄,“送個東西,五百現(xiàn)結(jié)。”少年愣了幾秒,心里盤算:五百塊,等于十天工錢,加上手里的兩千,或許真能把押金湊齊。
交易約在翌日黃昏。男子只遞來一團紙巾,又塞進他手心兩張百元票子。地址是一家老旅社,一樓燈光昏暗,柜臺后掛著只半停的鐘。潘嘉進門,見一名青年迎上來,二話不說接過紙團,又遞來三百元。他伸手接錢,腕子還懸空,暗處突然閃出幾名便衣,一記擒拿把他按倒。紙團里是零點六克白色晶粒——毒品。
審訊記錄顯示,抓捕時間:二〇〇一年八月三日,十九點二十五分。值班警官江麗第一次見到這個少年。他只穿著無袖背心,手臂肌肉分明,目光卻是茫然的。江麗問:“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嗎?”少年低聲回了一句,“我該多要二百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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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話聽來荒誕,其實是心酸。五百變?nèi)伲X沒湊夠,命運已敲下鐵錘。江麗翻閱卷宗,發(fā)現(xiàn)他從未被列為貧困孤兒,只因失蹤的母親在戶籍上仍是監(jiān)護人;政策福利與他擦肩而過,這也是九十年代末不少留守少年的真實寫照。
次日清晨,江麗依規(guī)再度訊問。灰白的日光落在少年的側(cè)臉,他不抬頭,只平靜地交代經(jīng)過,偶爾一句“我就是想把妹妹送進縣一中”“不想讓她像我一樣”。這份近乎倔強的擔(dān)當(dāng),讓旁聽的新警宋秋生在筆錄上頓了幾秒。宋忍不住輕聲對他嘀咕:“早知道有風(fēng)險,何必接?”少年抬眼,“人要是沒錢,腦子會空得很響。”語氣像在陳述天氣。
案件偵結(jié),上報檢察院。未成年人毒品運輸,依據(jù)當(dāng)時《刑法》有關(guān)條款,最低量刑為六個月,最重三年。考慮到情節(jié)、數(shù)量,以及主觀過失與動機,檢察機關(guān)最終建議從輕:一年有期徒刑,附帶強制戒毒六個月。
判決下達的晚上,江麗例行探視。小小的詢問室里,他第一次主動開口:“阿姨,能幫我打聽下,嬌嬌孩子生了沒?”江麗點頭,隨口問:“她知道你被抓嗎?”少年搖頭。按慣例,無需告知未婚同居人,何況他們沒辦任何手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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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江麗根據(jù)少年的只言片語找到了那處城郊出租房。低矮的瓦屋,四處漏風(fēng),門口的塑料布被風(fēng)掀得啪啪作響。嬌嬌抱著新生兒坐在門欄,眼眶凹陷卻執(zhí)意擠出笑,孩子裹在舊床單里,呼吸均勻。醫(yī)生費折半,剩余部分快遞費一樣寄來,是少年前兩月的工資。江麗留下兩句話:“他只能判一年,叫你別擔(dān)心。”
回所那天,江麗把情況如實轉(zhuǎn)告。少年聽完,手在桌下握緊,又慢慢松開。他說:“這樣就行,我進去一年,奶奶那邊還有積蓄,妹妹能讀書。”這番盤算,像極了舊社會挑著兩筐柴火趕集的窮苦孩子,惦記的永遠是背后人能不能活。
許多老警察在茶水間議論:這孩子之所以跌進泥潭,不是惡,而是貧。教育、監(jiān)護、救助哪一環(huán)掉了鏈子,他就會栽在哪一環(huán)。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未成年人保護法》剛實施五年,基層執(zhí)行力參差;對偏遠山村的棄兒而言,法律條文像貼在墻上的年畫,看得見卻摸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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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庭審當(dāng)日,潘嘉的祖母并未出席。老人年近八十,腿腳已不聽使喚。她托村支書帶來一封信,抖著手寫滿一頁:“娃是好娃,就是命苦,求法官大人給他一條路。”信里沒有標點,結(jié)尾處卻畫了一枚歪歪扭扭的紅手印。
一年后,出獄的那天還下著雨。監(jiān)區(qū)走廊潮濕,燈光像舊相機里的折射。有年輕獄警把他送到大門口,拍拍肩膀:“出去可別再讓人抓了把柄。”少年點點頭,背著補丁舊包,迎著雨往車站走。他兜里只余八十塊生活費,但衣服內(nèi)袋貼身處,還有一封信和一張照片——那是江麗代嬌嬌寄來的,照片里小女孩笑得腮幫鼓鼓,背后是一塊手寫的紙板:潘哥,我們等你。
在那場細雨里,少年腳步并不快,卻很穩(wěn)。他知道,火車要開往何處,未來要怎么挑起家里的那副擔(dān)子,都得一步步想。至于錯付的那三百塊、失了自由的三百六十五天,或許會在漫長歲月里慢慢消化。但那句“我該多要二百塊錢”,怕是一輩子也難咽下。
命運的牌桌上,他曾抽到最差的一張,可他始終把僅剩的籌碼推給別人。世道多冷,仍有人把溫暖暗暗揣懷,這樣的人,值得被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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