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被軟禁在段祺瑞的別墅，蔣介石來電話安排：以后聽戴局長的

1937年9月下旬，江南已隱約聞到火藥味。淞滬戰場槍聲連天，與此同時，浙江雪竇山里，一位剛滿三十七歲的前東三省少帥正坐在院子里對著山霧發呆。自從西安事變后，他的個人命運被塞進一個封閉的盒子，外面的世界愈喧囂，他的生活愈安靜，安靜得像一口井。

這口井很快被打破。10月初夜半時分，寧波保衛司令部發來急電：日軍逼近杭嘉湖平原，雪竇山難再久留。看守張學良的劉乙光合上電報，下意識摸了下腰間手槍——不是擔心外敵，而是擔心路上的流寇。亂世里，身份再高也擋不住一顆流彈。

第二天清晨，二十多人的車隊動身。大霧未散，山道窄得只容一車，軍用克萊斯勒一次次在拐彎處打滑。張學良原本昏昏欲睡，忽然拍了駕駛員肩膀：“靠邊停。”他下車，走到御書亭前凝視石碑。石碑上“恩波”二字被苔蘚半遮，他用手抹了抹，低聲說：“終有再見日。”旁邊警衛聽不清，只覺氛圍古怪，連忙催他上車。

從寧波到徽州，一路斷橋壞路，白天挪十幾里，晚上常得露營。車隊在紹興邊境遇到難民潮，人群哭喊著搶路，孩子趴在牛車上昏睡，士兵舉槍維持通行。張學良掀開車簾，表情復雜，隨后讓警衛分發僅存的兩麻袋餅干。于鳳至皺眉，卻什么也沒說。

七天后，汽車爬上黃山半腰的小岔道，一幢灰瓦紅窗的大宅突然出現。歙縣縣長等在門口，聲音發顫地介紹：“段祺瑞舊宅，房子新，水電齊全，還有溫泉。”劉乙光掃了一圈崗樓地形，才點頭讓人卸行李。張學良走進客廳，見壁爐上掛著北洋時期的“化私為公”木匾，笑了笑：“段老頭子倒也講究。”

頭三日，少帥足跡遍布光明頂、始信峰。黃山秋色刺眼，松濤蓋住遠方炮聲，他的心情似乎真的好轉。第四日下午，溫泉池邊剛脫下外衣，山下傳來引擎轟鳴，一輛吉普直沖別墅，車門還沒完全停穩，年輕差役跳下車喊：“劉秘書，南京來電！”

電話接起，先是侍從室例行寒暄，隨后蔣介石的聲音壓得極低：“路上為何失聯？”劉乙光答：“通訊全毀，勉強趕路。”蔣又問：“漢卿精神可好？”得到肯定答復后，他停頓幾秒：“以后行動，聽戴局長。每日報告。”說完啪地擱下話筒，干脆利落。劉乙光端著話機愣了一會兒，這才急匆匆往山上趕。

晚飯時，劉乙光復述電令。張學良靜靜聽完，只回了四個字：“知道了，難得。”他看向窗外，山霧翻滾，像極了前一年西安城樓的冷風。屋里誰也不敢接話，連于鳳至都只輕輕放下筷子，發出一聲幾不可聞的嘆息。

黃山的平靜維持不到兩個月。12月初，日軍突破江寧外圍，國府宣布遷都重慶。徽州山區隨即出現潰兵，夜里偶爾響槍，第二天天亮能在山道發現凍僵的尸體。別墅外加崗哨，劉乙光每夜點名，凡缺一人立刻搜山，張學良卻淡定得令人意外。有時他在客廳看德文版《世界史綱》，翻到血腥章節便輕輕一笑：“掀桌子的手，何止東京一家。”

12月17日傍晚，雨雪交加，電話鈴再次響起。戴笠親自在線，他話不多：“今晚三更出發，目的地江西萍鄉，路線已安排，不得遲疑。”劉乙光掛線后跑進正房，燈光搖晃，張學良把玩著一只景泰藍煙盒，似早知此行。見他進來，少帥抬眼：“又要走？”劉點頭。張學良合上煙盒：“路險不怕，別掉隊。”窗外風聲如嚎犬，門框吱呀作響，有種說不出的壓迫感。

深夜一點，車隊無燈下山，輪胎壓在濕葉上沙沙作響。張學良坐在第一輛車，帽檐壓低。后座于鳳至用毯子包住雙膝，偶爾低頭輕咳。山腳口令頻繁變換，崗哨一層接一層，盡顯戴笠謹慎。

這支隊伍后來輾轉江西、四川，直到1945年抗戰結束，張學良仍未恢復自由。萍鄉之后的路線，多數檔案至今密封，但可以確定：蔣介石的那句“以后聽戴局長的”，從此成了張學良生活的唯一準則。少帥曾經指揮幾十萬精銳，如今連外出散步都得報備，這種落差，外人難以想象。

有意思的是，軍統在表面上稱張學良為“特別候補委員”，級別頗高；可真正對接的人，卻只是幾位秘書、幾排看守。至于段祺瑞那棟別墅，很快被征作野戰醫院，戰后又數次易手，唯獨客廳里的“化私為公”木匾還在。匾額斑駁，無聲記錄著時代的荒誕：北洋領袖的佛堂，成了俘虜將領的監舍；看似無常，實則皆因權力中心轉移。

抗戰結束后，黃山別墅重新對外開放，游客經過時或許會在門口的石階上拍照，卻很少有人知道，1937年冬天，這里曾接到過一次短暫而緊張的長途電話，電話那頭的聲音改變了一名風云人物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