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特科一科長拜訪顧順章獨女，含淚道歉：是我親手殺了你母親

1949年5月27日晚，解放軍的炮聲終于在黃浦江畔停歇，破爛不堪的南京路煙火未息。一個滿頭白發的中年人躲在人群里，望著遠處飄起的紅旗，他就是洪揚生。對上海，他有太多復雜的記憶，尤其是那場早已塵封的“顧家行動”。

光陰回到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在滬秘密成立“特別委員會”，負責政治保衛。下轄的中央特科，被稱作黨在白色恐怖下的“護身符”。特科設四個科，洪揚生出任第一科科長，任務是機關掩護、營救同伴、安頓家屬，說白了就是一切后勤與善后。外界熟知的陳賡掌管情報，顧順章兼任保衛，李強則在無線電里與蘇區對接。幾個人每天穿梭弄堂，命懸一線，卻把敵人耍得團團轉。

1931年4月24日，漢口江邊的燈光驟亮，顧順章叛變。那一夜特科所有聯絡點瞬間暴露，上海黨組織面臨滅頂之災。更麻煩的是，顧順章把妻子張杏華和岳父母常年派去跑腿，他們掌握了大批機密身份，一旦被敵方掌控，后果不堪設想。周恩來與惲代英連夜召開緊急會議，結論只有四個字：迅速封口。任務落在總務科，執行者正是洪揚生。

雨夜的弄堂幽深。洪揚生回憶時說，張杏華并未掙扎，只是低聲問了句：“真的是組織的決定？”短短十來個字，他此生揮之不去。子夜槍聲，顧家大院再無光亮。第二天凌晨，顧家幼女顧利群、男孩顧益群，被悄悄送上郊區的馬車，“孩子安全，是周副委員長唯一要求”。洪揚生一邊交接，一邊叮囑“以后別讓他們知道身世”。七歲的顧利群被改名“陳靜”，在鄉下織草帽度日，誰也想不到她父親曾是上海灘“魔術師”式的傳奇紅特工。

顧順章的背叛余波不止。1931年底，上海大搜捕，特科成員被迫四散。周恩來對幾名骨干說：“脫身要緊，若再遇顧順章，寧可自首，絕不泄友。”這番話聽來殘酷，卻救了不少人。洪揚生潛往香港，卻在1933年廈門外海被國民黨軍警逮住。敵方驚喜，以為抓到紅色情報樞紐，三個月威逼利誘后，才發現只是個“跑后勤”的。洪揚生順勢“答應合作”，表面成了搜集情報的線人，實則把無價值的雜報塞向軍統，混口飯吃，日子過得像浮萍。

抗戰爆發，新四軍東進，他幾次與地下黨接頭，卻始終沒能恢復編制。1945年日本投降，洪揚生居無定所，靠替洋行搬運零件糊口。有人問他“當年特科神話是真的嗎”，他只低頭擦汗。那幾年，他最怕夜深夢醒聽見那一聲“真的是組織的決定？”

上海解放后，他用燒褪色的字跡寫信求見潘漢年，希望對方證明周恩來的那段“脫身安排”，以洗去潛伏的嫌疑。潘漢年時任副市長，事務繁雜，最終沒有出面。幾道關口沒通過，洪揚生被歸入“歷史復雜”一類，住進簡陋的棚戶，靠打短工維持。生活清苦歸清苦，街頭巷尾卻再也找不到半點畏懼敵人的影子。

1979年初夏，國家進入撥亂反正階段，很多舊案開始翻閱。洪揚生終于鼓足勇氣，敲開北京一座筒子樓的門。門里的人是四十多歲、扎著短辮的顧利群。她拿著掃帚，看見來人腰板一挺。洪揚生哆嗦著說：“孩子，對不起，是我親手……”一句未完淚已落。顧利群把掃帚靠墻，沉默足足一分鐘，低聲回道：“我知道，您很艱難。”短短的應答，沒有責難，也沒有諒解，更多像是將近半個世紀的塵埃落地。

接下來的交談外人少有知曉，只知第二天清晨，洪揚生在胡同口坐了很久。老鄰居好奇，他卻只說：“心里一塊石頭算放下了。”兩年后，他給中央文史研究館寫了第三封申請，詳細交代特科經歷。1982年春，他被安排做口述史料，每月80元津貼，算穩定下來。

有意思的是，1989年8月，已任對外貿部部長的李強在辦公室備下一張賀卡，專門邀顧利群相見。“我和你父親是舊友，只代表個人。”老部長這樣解釋。彼時的顧利群已在科研單位工作，性格寡言，卻仍把賀卡珍藏至今。

回頭看洪揚生的一生，跌宕得像新聞紀錄片。二十五歲掌管特科總務，三十歲陷身囹圄，四十歲漂泊失所，六十歲才講出秘密。對于顧利群而言，母親被殺的真相姍姍來遲，可帶來更多困惑：誰是叛徒，誰又是真正的犧牲者？歷史常給人出難題，答案往往夾雜情理、組織紀律與不得已的選擇。

許多檔案今天仍靜靜躺在庫房里。紙張泛黃，字跡斑駁，卻能讓后來者聽見暗夜里那一聲槍響、那一句嘆息。中央特科的傳奇靠無數人寫就，其中既有陳賡、李強這樣的名將，也有洪揚生這樣默默無聞的執行者。他們做過的決定，留下的空白，后來都要由時間慢慢填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