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縫中的禮崩樂壞與文明火種

——兼談五代十國的人性鏡像與亂世傳奇

電視劇太平年宣傳片

公元907年，朱溫廢唐建梁，一把火燒了長安古城，開啟了中國歷史上最為動蕩的五代十國時期。短短53年間，中原大地五朝更迭、十三帝輪換，南方及北方藩鎮割據成數十個獨立政權。這并非單純的政權交替，而是一場貫穿倫理、秩序、文化的全面崩塌。當“兵強馬壯者為天子”成為這一時代鐵律，人性被拋入生存與道義的極端困境，貪婪與堅守、殘暴與溫情、背叛與救贖在亂世荒原上激烈碰撞，構成了一幅復雜而深刻的人性鏡像。

一、秩序崩塌：極端環境下的人性失序

唐末以來的藩鎮割據，早已撕裂了“君君臣臣”的儒家倫理框架，而五代的到來，更是將這種失序推向極致。后晉節度使安重榮那句“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之爾”，這句話精準概括了這個時代的生存法則——暴力取代道義，強權定義了合法性。53年間，中原政權平均存續不足20年，后漢更是僅存3年便覆滅；十三個帝王中有八人死于非命，年長者不過十余歲，年幼者三四歲便淪為權力斗爭的犧牲品。

朱溫圖片

這種無序狀態，直接導致人性底線的系統性突破。殘暴與貪婪不再是個別現象，而是演變為普遍的政治生態。朱溫篡唐后，為清除前朝痕跡，大規模焚毀唐代官方典籍與檔案，致使唐代文獻損失率超70%，文化傳承遭遇重創。他創設的“跋隊斬”軍規，規定作戰時主帥戰死而部下未歸者全體處斬，將士兵推向生死絕境；攻打魏州時，他下令屠戮牙軍七千余人，“嬰孺無遺”，血流成河；處置王師范家族時，先掘坑于府第之側，再將其弟、兄及兒侄二百余口悉數斬殺，其殘忍程度令人發指，不忍直視。

更可怖的是暴力的常態化與平民化。楚州屠城、長安糧荒等事件中，平民淪為軍閥角逐的犧牲品，“人相食”成為史書頻繁記載的慘劇。后漢永興節度使趙思綰在長安斷糧時，以婦女幼兒為軍糧，動輒殺戮數百人；后梁秦宗權行軍從不攜帶糧草，專以“鹽尸”為食；后晉杜重威縱容士兵食人，竟將百姓蔑稱為“菜人”。據史料統計，五代時期大規模屠殺事件的發生頻率，較唐代激增三倍有余，人性在生存壓力與權力誘惑下，墜入了黑暗的深淵。

二、夾縫求生：馮道的“無恥”與慈悲

馮道圖片

在人性失序的亂世中，馮道是一個極具爭議的存在。歐陽修斥其“無廉恥”，司馬光罵他“奸臣之尤”，但這個歷經仕奉了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契丹五個朝十位帝王的官員，卻在四十余年官場生涯中始終身居高位，更以特殊方式守護著亂世中的文明火種。

馮道的矛盾，恰恰是五代文人的生存困境的縮影。公元947年，契丹滅后晉，耶律德光進入開封，意圖大規模屠城。滿朝文武噤若寒蟬，六十六歲的馮道卻整肅朝服，主動前往拜見。面對耶律德光“你是何等老子”的傲慢質問，馮道以“無才無德癡頑老子”謙卑應答；當被問及“天下百姓，如何可救”時，他給出了堪稱千古智慧的回答：“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這句話既恭維了征服者，又巧妙傳遞出核心訴求——唯有以帝王之責善待百姓，方能穩固統治。《資治通鑒》明確記載，馮道在契丹期間“從容諷諫，多所全活”，數十萬汴梁百姓因此免遭屠戮。

更值得稱道的是，馮道在亂世中堅守文化傳承的初心。他以唐代開成石經為底本，牽頭組織學者校勘儒家經典，動用1200名刻工，耗費22萬塊棗梨木版，歷時22年完成《九經》刻制印刷。這是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官方刻印儒家經典，開創了“監本”先河，為戰火中的文化傳承保留了關鍵火種。馮道曾自云：“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他所行的“好事”，正是在強權更迭中守護百姓安危，在文化崩塌時延續文明脈絡。他的選擇或許背離了傳統士大夫的“忠君”氣節，卻在極端環境下實現了“兼濟天下”的更高追求。

三、命運輪回：李存勖與李煜的錯位人生

五代十國的亂世，不僅考驗著普通人的生存智慧，更將帝王推向命運的漩渦。李存勖與李煜，兩位命運迥異的帝王，卻都因錯位的人生釀成悲劇，他們的故事折射出權力與人性的復雜博弈。

李存勖圖片

李存勖是天生的戰神，卻不是合格的君主。李克用臨終前，將三支箭托付于他，分別代表擊潰朱溫、打敗契丹、平定河北的未竟之志。李存勖將箭供奉于家廟，每逢出征便取出攜帶，終在923年攻破開封，滅亡后梁，完成了父親的遺愿。彼時的他，是意氣風發的復仇者，是橫掃天下的英雄，卻在功成名就后迅速迷失。他癡迷戲曲，給自己取藝名“李天下”，常與伶人同臺演出，甚至讓戲子參與朝政。最受寵的伶人景進可隨意出入宮廷，大臣們反而要巴結這位“戲子宰相”；一次演出中，李存勖連呼兩聲“李天下”，伶人敬新磨竟上前扇其耳光，直言“李天下只有一個，你叫兩聲什么意思”，如此荒唐場景，堪稱帝王史上的奇觀。926年，叛亂爆發，當叛軍攻入洛陽時，李存勖率軍抵抗，卻被自己一手提拔的伶人郭從謙射中面門，倒在了興教門下，鮮血染紅了他鐘愛的戲服。他的悲劇，在于混淆了戰場與朝堂、英雄與君主的角色，最終被自己的荒誕統治所吞噬。

如果說李存勖是錯配了帝王之位的戰神，李煜則是錯生帝王家的文人。“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南唐第三任國主李煜，本應是流連于筆墨丹青的純粹文人——他精書法、善繪畫、通音律，尤工填詞，卻被命運推上了治國理政的風口浪尖。面對北宋的強大攻勢，李煜缺乏政治遠見與軍事魄力，只能寄希望于茍延殘喘，最終在975年宋軍攻破金陵后奉表投降，被封為“違命侯”，開始了汴京的囚徒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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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五之尊到階下囚的巨大落差，將李煜的詞作推向了藝術巔峰。

《虞美人》

唐后主/李煜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這首《虞美人》字字泣血，道盡亡國之痛與思鄉之切，卻也觸怒了猜忌心極強的宋太宗。978年七月初七，李煜四十二歲生日之際，宋太宗派人送來毒酒“牽機藥”，服后全身抽搐、頭腳相就，最終慘死于汴京。他以帝王之身落幕，卻以詞人之名永存，王國維評價“后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道盡了這位錯位帝王的悲劇與榮光。

四、人性兩極：張全義與錢镠的亂世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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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代十國的亂世中，張全義與錢镠的選擇，構成了人性的兩個極端。他們的故事，既展現了亂世對人性的扭曲，也彰顯了堅守道義所能創造的價值。

張全義是人性墮落的典型。他早年依附朱溫，不僅對其暴行視而不見，更容忍妻女被朱溫玷污，以此換取權勢；后梁滅亡后，他又迅速轉向后唐莊宗，通過賄賂皇帝、皇后、伶人、宦官等各方勢力，保住自己的祿位。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痛斥其“無廉恥”，將其與馮道并列，但張全義的妥協毫無底線，既無守護百姓之念，更無傳承文化之心，純粹是為了個人私利的茍且，其私德遠不及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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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張全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吳越王錢镠。在天下大亂、軍閥混戰之際，錢镠采取“保境安民”的國策，拒絕參與中原爭霸，致力于發展生產、興修水利。他主持修建的錢塘江海塘，采用“石囤木樁法”，抵御錢塘江大潮侵襲，至今仍在守護杭州平原；他鼓勵農桑、興辦學校，使吳越地區成為戰火紛飛中的一方綠洲。錢镠深知亂世之中百姓疾苦，臨終前囑咐子孫：“如遇真主，宜速歸附。”后來吳越國遵循其遺訓，和平歸順北宋，避免了戰火涂炭，百姓得以安居樂業。錢镠的選擇，展現了亂世中難得的理性與仁心，他用自己的智慧與堅守，為一方百姓撐起了一片天空。

五、結語：亂世中的文明韌性

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卻也是人性最豐富、最真實的時代。在這里，暴力與貪婪肆虐，禮義與廉恥崩塌，人性的陰暗面被無限放大；但與此同時，堅守與慈悲從未絕跡，文明的火種在夾縫中頑強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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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道以看似“無恥”的妥協，守護了數十萬百姓的性命，延續了儒家經典的傳承；錢镠以“保境安民”的堅守，讓吳越地區成為亂世中的桃源；李煜以血為墨，用詞作定格了亡國之痛與藝術之美。這些故事告訴我們，即使在最極端的環境下，人性也并非只有墮落一途，堅守道義、心懷慈悲、追求美好，始終是文明存續的核心動力。

北宋建立后，趙匡胤確立“重文抑武”的國策，本質上是對五代武人政治的徹底否定，也是對亂世失序的反思與修正。

五代十國留給歷史的，從來不止“權力轉瞬即逝”的殘酷教訓，更藏著對人性復雜性的終極叩問：當秩序崩塌、道義失語，人性究竟能沉淪至何等深淵，又能堅守到何種境界？那些亂世中的微光，恰恰給出了答案——文明的存續，從來不止于轟轟烈烈的抗爭與吶喊，更在于無數看似卑微卻無比堅定的堅守：是馮道以“癡頑”之姿周旋強權，于刀光劍影中守護百姓性命、傳承儒家經典；是錢镠以“保境安民”為念，興修水利、勸課農桑，讓吳越成為戰火中的桃源；是李煜以血為墨，用詞作定格故國之思，讓文化之美穿越亡國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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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堅守，無關權勢強弱，無關聲名顯晦，卻在強權面前保持著不卑不亢的清醒，在亂世之中懷揣著守護蒼生的仁心，在文明崩塌之下秉持著傳承文脈的執著。它們如同暗夜中的星點微光，看似微弱，卻始終未曾熄滅，最終匯聚成中國歷史的深層韌性。正是這份韌性，讓中華文明在歷經五代十國的黑暗動蕩后，得以掙脫亂世桎梏，在北宋的制度重構與文化勃興中重獲新生，也讓后世明白：真正的文明永續，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坦途，而是在風雨飄搖中始終堅守初心、在絕境之中絕不放棄希望的漫長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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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李文杰，筆名文杰，聞杰。三農題材作者，曾發表多篇散文、詩歌或紀實文章、報告文學以及攝影作品等。

陜西省散文學會會員，陜西省職工作協會員，西安市詩書畫研究會理事，西安市作家協會會員。北京潤墨齋書畫院院士。北京墨海書畫院高級院士。網絡作家，當代優秀文學家。

作者寫作方向：

重拾傳統文化，挖掘歷史遺留。

關注三農題材，野說風土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