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動中國”徐本禹：2003年放棄讀研去支教，如今已是副廳級干部

2003年7月16日，正午的山風帶著泥土味道穿過貴州大方縣的崇山峻嶺，一個消瘦的年輕人背著鼓鼓囊囊的編織袋，踏上了通往狗吊巖村的十八里山路。此刻，他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還靜靜躺在行囊底部，卻已不再決定他的未來。徐本禹，山東聊城貧農之子，華中農業大學的高材生，就在這一天做了與同齡人截然不同的選擇：支教。

談到徐本禹，許多人先會想起2005年2月17日那場燈光璀璨的“感動中國”頒獎典禮。鏡頭里的他，戴著黑框眼鏡，雙手捧起沉甸甸的獎杯，淚水奪眶。那一刻，他的名字被定格為“年度人物”。然而，要理解這份榮耀背后的份量，就得把時間撥回到上世紀八十年代。

1982年，徐本禹出生在魯西北平原的一戶教師家庭。父親是村小老教員，最高月薪不過兩百多元。母親常對孩提時期的兒子說：“別人有難時，能幫一把就幫一把。”這句話被刻進少年的骨子里。讀中學時，他已經習慣把零花錢攢下來，轉手給更貧寒的同學。

1999年秋，他考進華中農大。校園寬闊，可口袋空空，他只能靠清掃樓道、端盤子、做家教換取生活費。一次大雪天，他還穿著軍訓服瑟瑟發抖，路過的阿姨把自己的棉衣塞進他懷里，“別凍著，孩子。” 恩情讓他記一輩子，于是他開始把勤工儉學的大半收入捐出去，堅信“接過溫暖，就要傳下去”。

翻轉命運的那篇報道出現于2001年冬天——《當陽光灑進山洞……》，講的是貴州巖洞小學的艱苦。冷峻的山體里，幾張課桌，一塊木板當黑板，146名孩子倚在巖壁上念書。徐本禹看完報紙，默默折好，向同學道：“得去看看。”兩年之后，他果然扛著書本走進山洞。

支教初期的難，外界難以想象。山里沒有電，他夜里點煤油燈備課，燈芯噼啪時，他常掐指算賬：一支蠟燭兩毛錢，一晚兩支，一年四十多元；煤油劃得來，這能讓三個孩子交學費。肚子里只能塞玉米糊，他卻逼自己吃下去——身體要撂倒，孩子們沒人管。三個月，他掉了十多公斤。偶爾打電話報平安也不敢多說實話，“娘，別擔心，我挺好的。”掛斷后，山風聽見他的抽泣。

徐本禹教的班級原先數學最高83分，一學期拉到近滿分；寫作文從兩百字錯別字連篇，到五百字條理分明。更重要的是，他一家家地勸返輟學生，人數從140漲到250。孩子們信他。臨別那天，小旗子在山道上搖成一片紅云，“老師，你還會回來嗎？”他大聲答：“一定！”

事實上，這一去就是兩年。2004年，他把足跡又拓至更偏遠的大水鄉大石小學，破木房四壁透風，他依舊咬牙站講臺。親手寫下三封信寄給母校，講山里的教育困境。華中農大派人實地調查，拍下百張照片發到網絡——沒料想，一夜之間傳遍全國。捐款捐物潮水般涌來，半年里就為大方縣籌得近五十萬元，巖洞里的孩子終于搬進新校舍。面對鏡頭，他說：“是無數陌生人的好心托舉了這群孩子，我不過是火柴。”

2005年盛夏，志愿期滿，他把接力棒交給四位新來的大學生，返校讀研。兩年后，又踏出國門，參加國家漢語援外項目，在津巴布韋教中文。當地貧民窟里，一瓶食用油比黃金還珍貴，可他依舊按慣例把伙食補貼拿去幫學生。有人勸他：“圖啥？”他笑答：“受過難的人，知道托舉的力量。”

2008年，徐本禹留在母校團委，從此進入青年工作領域。十多年里，他走過縣、市，再到共青團湖北省委。履歷上，副廳級職務只是稱謂，熟悉他的人更在意：那雙近視加深的眼睛還在尋找需要幫助的孩子，那張舊照片里巖洞學校的薄霧，仍是他辦公桌前的桌面。

如今，他已年過四十。有人問他后悔當年放棄讀研直升嗎？他搖頭：“要是沒去貴州，很多事都不會發生，我也不是今天的我。”當年的學生有的成了教師，有的在城里立足，每逢寒暑假，還會收到署名“巖洞娃”的短信：“老師，感謝您那盞煤油燈。”

徐本禹的故事之所以被反復提起，并非只因為苦行式的奉獻，而在于他用行動揭示了一個簡單道理：再微小的個人，如果敢于承擔，一樣可以改變他人命運的走向。支教期滿，他離開大山，可制度化的“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隨后鋪開，一批批年輕人沿著他走出的山路，把教科書、黑板擦、甚至互聯網帶進峽谷，這才是更大的意義。

回望時間軸：1982年出生、1999年入學、2003年赴黔、2005年載譽歸來、2008年入仕，2023年已升任共青團湖北省委副書記。短短二十年，他的每一步都踩在“為別人搭橋”的初衷之上。有人形容他的軌跡像一支火把，輾轉奔走，卻始終亮著。這樣的光，無需濃墨重彩，它就在山路盡頭，在學生清亮的眼神里，在一封封壓著郵戳的信紙上，慢慢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