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張治中、郭沫若因“長沙焚城”發生筆戰，最終郭沫若道歉

1958年12月的北京，飄著輕薄的雪花。政協禮堂外，工作人員匆匆遞上一封掛號信。信封上寫著“郭沫若同志親啟”，落款卻是張治中。這一年，兩位在抗戰年代曾并肩抗敵的老人，因為二十年前的“長沙焚城”被迫走到辯論桌前。

郭沫若的文章刊登在《人民文學》第12期。文中寥寥數句，卻直指張治中、潘公展是“放火元兇”。讀者大多只記得郭沫若的名望，很少有人琢磨史料出處。張治中看罷文章，深夜合上雜志，眉頭遲遲沒松。他說了一句：“不能再讓誤會擴散。”

信件一來一往，氣氛迅速升溫。第一個回合中，張治中列出三點：其一，大火前夜他與陳誠同處司令部，并未“扣車”；其二，潘公展已赴沅陵，談不上“策劃”；其三，他當晚與周恩來通電，約次日午餐。事實擺在那兒，他要求公開更正。

回到二十年前。1938年11月12日凌晨，長沙城頭吹起“平安哨”。守軍卻誤報日軍已抵城郊，警備司令部一聲令下，火把擲向民居。不到半小時，四座煙柱直沖夜空。張治中被侍從搖醒，第一反應是派騎兵先去探。可惜火線已連成片，電話線被燒斷，指揮中樞瞬間癱瘓。后來統計，長沙城區被焚面積超過三分之一，傷亡數字觸目驚心。

關于焦土政策，當時確有軍令：城若失守，物資毀之。蔣介石在武漢失守后把這道死命令交到張治中手上，備份電文至今仍存中央檔案館。只是，大火提前點燃，且并非正式下令，錯在誤判。張治中被“革職留任”，警備司令等人被槍決。周恩來那夜險些被困，所幸警衛破窗迎救，方脫險境。

歷史并不缺證人。十一集團軍的作戰日記寫著：“11月12日晨5時，距長沙尚二百里。”如果敵軍還在汩羅江西岸，怎么可能同時攻入長沙內城？這一段干貨材料，被很多后人忽略。郭沫若下筆之際，或許參考口口相傳的舊聞，未及核實。

“一筆寫史，不可任性。”張治中在第二封信里這樣勸郭沫若。信紙不長，卻夾帶湖南省政府當年處理文件的影印件。中央統戰部隨后介入，向郭沫若轉遞原始電報復印件，勸其查閱。

1959年1月18日，郭沫若再回信。落款前一行寫道：“承蒙示正，謹致歉意。”措辭謙和，沒有半分拖泥帶水。一個星期后，在中南海的一次座談會上，兩人意外碰面。郭沫若側身上前，握著張治中的手，輕聲說：“真對不起，請恕罪！”張治中點點頭，沒有多話。旁人說那一刻兩位老人都紅了眼眶，卻誰也沒提從前。

不得不說，這場隔著二十年的筆戰，為長沙大火留下了更清晰的注腳。焦土抗戰是國民黨高層一度推崇的策略，然而戰事迷霧中，執行與誤判常只差一聲號角。張治中后來回憶：“軍令如山，焦土亦需節制。”話里有自責，也有時代局限。

再看郭沫若，他在文壇馳騁慣了，以激情寫歷史常有驚人落筆。可當觸及仍在世的當事人，證據與情感一旦沖撞，難免失衡。這一次，他選擇公開致歉，也算彌補了缺口。

資料翻檢至此，長沙焚城的責任分布已不難厘清：軍令源自蔣介石，誤判出自警備體系，張治中坐鎮中樞卻未能臨機止損，難辭其咎，但稱其“蓄意放火”并不符合事實。郭沫若在1959年修訂文章時刪除了相關定性，緣于史料亦緣于一封封往返書信。

有意思的是，這次筆戰之后，張治中淡出公眾視野，專注政協和國防委工作；郭沫若則投入古籍整理，筆鋒轉向學術。或許，兩人都在用各自方式與那段烽火歲月做最后的告別。不管怎樣，1940年代戰火中的誤會，被1950年代的冷靜和對證所修正。對歷史而言，遲來的更正仍勝于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