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軍區當副政委，不敢講話？王平：熟悉了，會上還會開玩笑！

1975年初春，長江水面仍透著寒意，一輛綠色專列駛進武昌站。列車車門打開，一位個頭不高、神情謹慎的中年將軍快步走下臺階，只帶了兩只灰色挎包。這就是新任武漢軍區副政委王猛，他的到來并未驚動軍號，也沒有禮炮，只有負責迎接的工作人員悄悄打起手勢示意車輛靠前——低調，是那趟行程寫在臉上的第一條注解。

在北京工作期間，王猛原本是國家體委革委會主任。1971年至1974年，中國體育走“曲線破冰”的關鍵幾年，他手里攥著一份厚厚的國字號訪外計劃：先是乒乓球代表團赴日，再是田徑小分隊訪美，每一次出訪，外交氛圍都敏感得像剛掐斷的電線，外皮完好，里面卻隨時跳火花。王猛是搞政工出身，講話向來有章法，可在那個氣壓偏低的年代，說多一句都可能成為風向標，他索性“話少事勤”。

調離北京，也與這種“謹慎”有關。1974年末，老首長楊得志出面，一紙命令把他從喧鬧的首都帶到長江中游。臨行前，組織部門只交代一句：“到武漢后，別搶鏡頭，先看風向。”王猛心里清楚，北京的漩渦尚未平息，讓自己“隱身”既是保護，也是考驗。

履新頭仨月，軍區諸事紛繁。會議上，他只點頭，不發言；集體活動，能躲就躲；就連《長江日報》想寫一篇“副政委到任”消息，也被他婉拒。王平時任軍區第一政委，見狀私下提醒：“別擔心，熟了以后，你還會開玩笑的。”一句帶笑的安慰，讓辦公室氣氛稍稍放松，但王猛依舊謹慎到極點。

王猛這樣的“悶聲”并非個性寡言，而是被時代推著學會偽裝。回憶早年，他在1938年參軍，因一口流利河北方言兼識字，被調到冀魯豫軍區政治部。打邯鄲、守承德、挺進大別山，一路都算“文職帶槍”。因文字功底扎實，護理傷員、安置家屬、公文起草都干過。到了1949年，部隊改編為第16軍，他已是團政委。那幾年，他信奉“不搶鏡頭、不亂表態”，靠的就是穩字訣。

可是武漢畢竟不是冀魯豫，燈火通宵的大都市，軍區上下一萬多號人盯著。他再低調，也要干事。轉折發生在1976年初夏，中央下發“開展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清理”通知，軍區機關干部一夜之間驚慌：沙發算不算資產階級？紅旗牌臥車敢不敢坐？有人打小報告說宿舍樓扶手油漆太亮，像“資產階級黃銅管”。王平在常委會上擺手：“所有配置按總后勤部舊標準執行，消息如有變，會再通知。想交家具的，填個表先放值班室，別慌。”隨后把目光投向王猛，示意他補幾句。

場子頓時安靜。氣氛像擰緊的發條，所有人盯住那位始終沉默的副政委。半晌，王猛站起身，抖了抖文件，說了六個字：“我的沙發壞了。”臺下一愣，他補了一句：“誰想降檔，拿去換。”笑聲終于爆發，繃了許久的神經，總算松了一個扣子。從那天起，王猛的名字第一次登上《解放軍報》內參簡訊——“副政委在常委會上提出生活力行節儉建議”。報道不長，卻意味深長，軍區同仁懂了：這位副政委真要“說話”了。

低調不等于無為。熟悉環境后，王猛把北京體委幾年練就的對外聯絡經驗搬到武漢：1. 請軍區后勤部整理《對外軍事體育交流手冊》；2. 在江漢平原挑選青年射擊、賽艇苗子；3. 向地方體委爭取長江水域聯合訓練。說白了，他想用體育這把鑰匙，再開一次軍民融合的小門。誰都知道，這種嘗試沒硬命令，只靠動員、調研和協調，急不得，但方向對了。

有意思的是，楊得志、王平與他之間的“默契”越來越明顯。楊得志外出視察，每到一地讓接待組準備兩張名單：軍事基層及地方體育后備。理由很簡單，“王猛忙，他的工作得配合”。而王平更直接，他在軍區機關發口頭通知：“凡副政委批示，政委視同親批，不得延誤。”在當時，這種信任絕非客套，它讓王猛得以在不惹塵埃的前提下，把兵與體育這條線扎進長江流域。

1981年，他接到南下廣州的任命，又是老調子——“盡量低調”。可此時的他已不再是那個走出武昌站兩手提包的謹慎中年人。六年實戰，把身體里那點“縮手”徹底磨掉。離開武漢前夕，機關食堂臨時加開小灶。有人調侃：“副政委還怕上報嗎？”王猛擺擺手：“怕？連破沙發都暴露了，還怕啥。”一陣哄笑，氣氛熱烈而自然。

從1938年冀魯豫軍區的小科員到1985年廣州軍區的正政委，他見證了八年抗戰、三年解放、建國初期的大規模整編、以及“體育外交”這門新功課。不同舞臺、不同角色，唯一不變的是行事底線——謹慎開局，穩健落子。武漢六年，只是他長達四十七年軍旅生涯中的一章，卻濃縮了一名老政工干部由“謹慎”到“釋然”的蛻變，也折射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后期軍隊內部微妙而真實的空氣流動。他在會場上那句看似玩笑的“沙發壞了”，其實是一次點到為止的政治宣示：保持分寸、不越雷池，卻絕不逃避工作。

事實證明，凡事拿捏分寸的人，往往能在風雨交加時穩住船頭。王猛把這種分寸感帶到廣州，又堅持了四年，直至離職休養。自此，他淡出公眾視線，只留下一段在大江大湖之間悄然書寫的副政委經歷。若干年后，軍區老同志聊起那段日子，總會補上一句：“王猛啊，剛來時一句不說，熟了，竟能讓全場笑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