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高市早苗送的一條魚，中國的禮物，讓斯塔默挺直了腰桿

2026年1月的亞洲行程，對英國首相斯塔默來說，冷暖差得有點明顯。

在東京，他收到了一套精致的日本制造貓咪用品，貓碗、擺件、金魚玩具，溫馨、體面、適合拍照。

在北京和上海，他帶走的，卻是關稅下調、免簽評估、12項政府間協議，以及能寫進英國財政與產業規劃的實打實成果。

在議會追問、經濟承壓的現實面前，哪一份禮物，能讓斯塔默真正挺直腰桿？不言而喻。

一條魚的象征意義：日本究竟能給英國什么？

2026年1月31日，英國首相斯塔默結束訪華行程后轉赴日本，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會面。

會談本身并不冗長，外界最先記住的，卻不是聯合聲明中的表述，而是一份頗具“生活氣息”的國禮。

一套日本制造的貓咪用品：貓碗、貓咪擺件、金魚造型玩具。

禮物精準地擊中了斯塔默“愛貓人士”的個人標簽。

但問題恰恰在于：在當下的國際政治語境中，這樣的禮物，能解決什么實際問題？

此外，高市政府在斯塔默訪日期間，反復強調的是“日英特殊戰略伙伴關系”“價值觀一致”“印太安全合作”，尤其是圍繞下一代戰機項目（GCAP）與防務協作展開表態。

換句話說，日本試圖向英國傳遞的是一種“并肩站隊”的政治姿態。

但這種姿態，存在一個根本限制：它無法被直接轉化為英國國內的政治資本。

且斯塔默此行面對的，并不是“英國是否與日本友好”的問題，而是更現實的三重壓力，經濟增長乏力、產業投資不足、議會反對黨緊盯對外政策“是否有回報”。

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是市場準入、關稅安排，還是人員往來、產業合作，日本都難以提供足以改變英國宏觀決策環境的變量。

即便在防務合作上，相關項目周期漫長、成本高企，其政治收益也高度滯后。

對比之下，就在幾天前，斯塔默在中國行程中，帶回的是關稅下調、機制恢復、政府間協議和免簽評估。

中方給的不是訂單，而是“制度性紅利”

如果只把斯塔默2026年1月28日至31日的訪華成果理解為“簽了幾份協議、談成幾筆生意”，就低估了這次中英互動的真正分量。

中國給英國的，并不是一次性訂單，而是一整套可以長期使用、反復兌現的制度性紅利。

首先，在此次訪問期間，中方明確將英國威士忌進口關稅從10%下調至5%。

表面看，這是一個5個百分點的變化，但對英國而言，意義卻是結構性的。

威士忌是英國少數仍具全球競爭力、且能帶動上下游就業的高附加值產業。

關稅下調意味著：英國出口企業成本立刻下降；市場規模隨之擴大；利潤空間與就業預期同步改善。

這種成果不需要“未來承諾”，落地即可見效，自然也最容易在英國政治中被量化討論。

其次，中方明確表示，積極考慮對英國公民實施單方面免簽政策。

哪怕政策尚在評估階段，其政治與經濟含金量已經顯現。

免簽意味著人員往來成本下降，意味著商務、金融、教育、文旅等領域的摩擦被系統性削減。

對英國政府而言，這類政策的價值在于：它改變的是預期，而不僅是流量。

一旦預期穩定，企業與機構就會提前布局，而這種“提前反應”，本身就是增長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在此次訪問中，中英恢復并新建了多項高級別機制，包括戰略對話、經濟財金對話、經貿聯委會等。

這些機制的共同特點是：不追求短期轟動；但能持續輸出合作議題；可以在政治氣候變化時保持“最低運行溫度”。

對英國而言，這意味著與中國的關系不再完全依賴單一領導人或單次訪問，而是被裝進了制度框架。

當關稅、準入、人員往來和溝通機制同時改善，英國政府在對外政策上就獲得了更大的回旋空間。

它既可以對內強調“帶回了實實在在的成果”，也可以對外維持相對獨立的外交姿態。

這正是中國方案最“現實”的地方：不要求站隊，不制造排他，卻能持續產生收益。

故而，當英國反對黨在議會追問“訪華到底帶回了什么”時，斯塔默不需要長篇辯護，只需要把關稅、免簽、機制一項項擺出來即可。

回到倫敦，斯塔默真正挺直了腰桿

斯塔默回國后，2026年2月2日反對黨迅速發難，攻擊其“對華過于溫和”“訪華是否損害英國價值立場”。

這類指控在英國政治中并不新鮮，邏輯也高度模式化，先質疑動機，再上升立場，最后制造道德壓力。

但這一次，攻勢并未形成殺傷。

原因很簡單：反對黨很難否認已經落地的事實。

關稅下調是不是事實？是。

政府間協議是否簽署？是。

機制是否恢復？是。

免簽評估是否公開表態？是。

當討論對象從“態度”變成“條款”，從“立場”變成“數字”，政治辯論的場域就被強行拉回現實層面。

這正是制度性成果的價值所在，它們天生具備抗意識形態攻擊的能力。

故而，在議會回應中，斯塔默并未與反對黨展開情緒對抗，而是反復強調一個邏輯：英國應該把握住中國帶來的機遇。

他把重點放在經濟、就業、企業機會與國際競爭力上，把訪華成果與英國長期增長目標直接掛鉤。

而此次斯塔默為何選擇訪華，就是因為脫歐之后，英國經濟長期承壓：出口市場收縮、制造業競爭力下滑、外資流入不穩。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依然是全球少數能夠同時提供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鏈和持續消費能力的經濟體。

對英國而言，能否穩定并擴大對華經貿合作，直接關系到農食、金融服務、高端制造等多個關鍵行業的生存空間。

斯塔默訪華，本質上是為英國經濟尋找一個確定性錨點。

再者就是近年來，美國對盟友的政策不確定性明顯上升，貿易、補貼、產業政策頻繁“以我為先”。

對英國而言，過度押注單一方向，風險正在放大。

訪華并不意味著“選邊站隊”，而是通過加強與中國的溝通與合作，為英國外交增加回旋空間，提升自身談判籌碼。

總結來看，斯塔默訪華不是情緒選擇，而是現實驅動：是經濟需要，也是政治需要；是外交安全閥，也是執政穩定器。

在當前國際環境下，這樣的選擇并不激進，反而顯得務實而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