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薦讀 | 反法西斯戰爭期間蘇聯對中國的軍事援助

米?瓦?諾維科夫

作者介紹

米?瓦?諾維科夫 俄羅斯雅羅斯拉夫爾國立師范大學教授

潘玄燁 武大歷史學院博士后

內容摘要1937年至1941年間，蘇聯在《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框架下對華提供軍事援助，一定程度上阻遏了日本法西斯向中國的快速擴張。蘇聯的軍事援助既出于國際反法西斯斗爭的共同立場，也始終伴隨著國家利益考量，體現出意識形態取向與現實政治博弈相互交織的特性。蘇聯通過海、陸、空多種運輸渠道，向中國輸送軍事物資，派遣軍事顧問和航空專家，培訓中國本土軍事人才。蘇聯對中國的軍事援體現了國際主義精神，成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得到中國社會的廣泛贊許，夯實了中蘇兩國人民友誼的基石。

關鍵詞反法西斯戰爭 蘇聯 中國 軍事援助 抗日戰爭

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亞洲主戰場，抗日戰爭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大東亞共榮圈”幻想，與歐洲戰場共同譜寫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篇章。中國的抗日戰爭得到了國際愛好和平力量的大力支持，其中包括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面對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結成的侵略性反共聯盟，蘇聯政府對內加速推進工業化備戰，對外通過向西班牙和中國提供軍事、外交和人道主義援助，在歐亞大陸兩端建立起牽制法西斯擴張的戰略屏障。1937年至1941年間，蘇聯在《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框架下對華提供軍事援助。蘇聯的軍事援助不僅體現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更是蘇聯基于國家安全利益所采取的預防性地緣政治布局，旨在打破法西斯國家的戰略合圍，爭取有利戰略態勢。

圍繞反法西斯戰爭期間蘇聯對華軍事援助，中國學界近些年給予了較多關注。20世紀末21世紀初中國學者主要從中蘇關系演變角度，將其視作1929年中蘇斷交之后兩國關系回暖的標志，繼而肯定蘇聯援華的積極作用；也有學者批判蘇聯援華政策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近10年來，該領域研究或重新梳理蘇聯援華始末，辯證看待蘇聯援華過程中的國際主義、人道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表現；或由宏觀敘事向微觀實證深化，挖掘關鍵人物并剖析其在促成“俄械東來”中的重要作用。俄羅斯學界則重視援華蘇軍回憶錄的收集與整理，強調蘇聯對華軍事援助在中國抗日戰爭中所做出的貢獻。

近年來，俄羅斯學界對蘇聯援華問題的關注度逐漸提升，歷史檔案的逐步解密以及在華蘇軍回憶錄的陸續出版，為研究蘇聯援華問題提供了更為豐富的史料基礎。鑒于此，本文基于前人研究成果，運用新披露的資料，探討蘇聯對華軍事援助的決策動因、運作機制和基本投向，分析蘇聯軍事援助在全面抗戰中發揮的作用，以期從跨國史視角深化對抗日戰爭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理解。

一、 蘇聯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的動因

1937年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后，蘇聯啟動了對華軍事援助。直至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蘇聯逐漸停止向中國提供援助。值得注意的是，蘇聯的軍事援助是對中國持續外交提請的回應，并非蘇聯政府主動作為。

1932年，中蘇復交為蘇聯對華援助創造了條件。1929年中東鐵路事件爆發，蘇聯與中國斷絕外交關系。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西方國家對日本侵華行為采取綏靖政策，而蘇聯政府一度考慮與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并在國際上承認偽滿洲國。出于蘇聯“與滿洲國靠近的擔憂”，蔣介石政府意識到應盡快與蘇聯修復外交關系。1932年6月25日，中國駐國聯代表顏惠慶在日內瓦會晤蘇聯代表李維諾夫（М.М.Литвинов），正式提議恢復兩國外交關系。經過多輪商議，1932年12月12日中蘇正式恢復外交關系。

面對日本的步步緊逼，1934年至1936年間中國加快了與蘇聯溝通的步伐，多次派遣使者赴蘇洽談對華援助事宜。1934年10月，蔣介石秘密派遣蔣廷黻赴莫斯科，試探蘇聯提供軍事援助的可能性。1935年4月，蔣介石派遣鄧文儀以武官身份赴莫斯科，希望通過締結互助條約獲得蘇制軍械。由于蘇聯政府為避免直接對日宣戰而拒絕締結互助條約，蔣介石只得到了“經新疆向中國出售軍用飛機” 的承諾。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中國政府面臨異乎尋常的困境，國民政府內部派系林立，官員腐敗，軍事力量薄弱，武器裝備落后，不具備與日本進行全面決戰的條件，英、美等西方國家因害怕卷入戰爭拒絕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蔣介石政府最終不得不將求援目光轉向蘇聯。1937年7月中旬，孫科、王寵惠、陳立夫等多次聯絡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Д.В.Богомолов），希望蘇聯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但鮑格莫洛夫表示，“蘇聯政府并未做出任何表態”。7月26日，蔣介石再次派遣代表張沖會見鮑格莫洛夫，請求蘇聯政府盡快施以軍事援助。7月29日，蘇聯政府最終做出回應，同意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決定派遣人員至南京了解軍需詳情” 。

蘇聯之所以同意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不僅是對中國政府多次外交請求的回應，還是基于實用主義原則所做的多維戰略考慮。

第一，日本軍國主義通過扶植偽滿政權在遠東推行侵略擴張政策，構建了進攻蘇聯的橋頭堡，直接威脅到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和沙皇俄國便在遠東地區爭奪霸權。盡管在遠東的擴張計劃被日俄戰爭所阻遏，但是俄國及后來的蘇聯政府從未放棄使用各種手段鞏固在遠東的影響力。為此，日本政府認為，蘇聯是日本推行東亞政策的最大障礙，日本外交政策重點是“粉碎蘇聯侵犯東亞的企圖，特別要消除軍備上的威脅”。1936年11月，日本與德國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將矛頭直指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日本的一系列舉措強化了蘇聯政府的危機意識。1937年7月15日，鮑格莫洛夫提醒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為掌控權力，日本軍國主義必然會在日本國內渲染戰爭情緒，走上對外冒險之路。日本對我們的冒險活動意味著是一場無法預料結局的大戰。”7月19日鮑格莫洛夫在會見陳立夫時明確表示：“毫無疑問我們是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因為這對蘇聯遠東地區來說是一種威脅，我們也因此愿意幫助中國。”可見，蘇聯對華軍事援助是出于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需要。

第二，蘇聯在中國的既得利益因日本侵華而受到損害，蘇聯試圖通過對華軍事援助弱化日本實力，維持在華經濟利益和政治影響力。中東路事件后，蘇聯不僅通過中東鐵路聯通了從符拉迪沃斯托克至中國東北的貿易通道，對華實行貿易壟斷和金融擴張，還借助鐵路管理局推行行政自治和行使司法權。1931年日本占領中國東北后，蘇聯對中東鐵路的控制權遭到嚴重削弱。“因日本苛待中東鐵路的蘇聯員工，扣留蘇聯貨物，蘇聯被迫出售中東鐵路”，1935年蘇聯以低于初始價值即1.4億日元出售給日本傀儡政權偽滿洲國。蘇聯政府出售路權并非就此放棄對中東鐵路的權益，而是等待時機，“密切關注中國局勢尤其是中國對抗日本的局勢，”希望借助對華軍事援助為蘇聯奪回中東鐵路的控制權。

第三，1937年前，蘇聯領導層試圖通過對華軍事援助擴大共產主義的影響、推行世界革命。20世紀20—30年代，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聯系密切。1928年至1935年間，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執委會試圖保持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作用。他們通過多方途徑向共產主義運動中心上海派遣了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工農紅軍總參謀部第四局及共產國際聯絡部的代表，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蘇聯還向中國共產黨持續提供經濟援助：1928年提供44萬銀元、1929年44萬銀元、1930年45萬銀元、1931年45萬銀元。蘇聯駐華大使盧加涅茨·奧列爾斯基（И.Т. Луганец-Орельский）的往來信函以及負責軍事物資運輸的親歷者們的回憶錄都提及，1937年蘇聯在向蔣介石政府交付軍需物資的同時，還向中共武裝力量特區秘密運輸了武器裝備。“蘇聯軍事專家以塔斯社記者身份在中共特區工作。”這折射出蘇聯通過軍事援助扶植共產主義力量的深層考量。

此外，蘇聯對華軍事援助還是出于反法西斯斗爭的共同立場。這一點從蘇聯此前的外交政策中可以得到印證。20世紀30年代，面對日本、意大利、德國相繼推行的侵略擴張政策，蘇聯政府采取多種手段加以遏制：致力于構建一個由受法西斯主義及侵略行徑威脅的國家組成的軍事政治聯盟；1935年分別與法國、捷克斯洛伐克簽訂雙邊互助條約；利用國際聯盟平臺對法西斯主義施壓。1936年9月，蘇聯政府決定向西班牙共和國提供軍事援助，此舉正是蘇聯反法西斯政策的實踐。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支持的佛朗哥政權視作“國際法西斯勢力的代理人”，要堅決“盡一切可能”幫助西班牙共和政府打擊佛朗哥勢力。1936年11月日德《反共產國際協定》的簽訂不僅威脅到蘇聯遠東地區安全，也意味著法西斯勢力在全球范圍內的聯合。因此，蘇聯向受到日本法西斯侵害的中國提供軍事援助實際上也是蘇聯反法西斯政策的合理延續。

值得一提的是，蘇聯政府同意對華軍事援助是以相應的政治和經濟條件為前提。

在政治層面，蘇聯堅持在互不侵犯條約而非互助條約的框架下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1937年7月中下旬，在與鮑格莫洛夫交涉過程中蔣介石政府多次建議以締結互助條約為基礎獲得蘇聯軍事援助，鮑格莫洛夫則堅持簽訂互不侵犯條約。7月底，李維諾夫在致鮑格莫洛夫的電報中明確指示，蘇聯可以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但為“避免直接對日宣戰”，拒絕締結互助條約。為盡快獲得蘇制軍械，蔣介石做出妥協，8月初與鮑格莫洛夫舉行會晤時商討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事宜。1937年8月21日中蘇雙方最終正式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在簽訂條約時，中蘇雙方就援助工作的政治組織條件達成秘密協定。其一，停止國共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其二，在中日關系正常化之前蘇聯不與日本單獨簽訂協議。其三，互不侵犯條約對外聲稱是中國從蘇聯購買工業產品和設備的貿易條約，實際上是蘇聯向中國秘密交付軍事裝備、派遣軍事專家的援助條約。

蘇聯政府在條約形式方面的外交博弈表明，蘇聯的軍事援助與其戰略利益緊密相連。蘇聯既希望通過軍事援助增強中國的抗戰能力，牽制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維持自身在華影響力，又謹慎處理中蘇關系，規避軍事承諾，防止直接卷入戰爭。

在經濟層面，蘇聯要求中國以簽訂信貸合同的方式承擔軍事援助的全部費用。雙方共簽訂三次合同。第一次正式貸款合同于1938年3月1日在莫斯科簽署，武器供應在貸款合同簽訂之前業已啟動。第一次貸款金額為5000萬美元。合同規定，貸款分5年償還，每年償還1000萬美元，利息從1938年10月31日起支付。1938年5月5日蔣介石致電斯大林再次請求簽訂新的武器裝備的借貸協議。“誠摯請求您盡快批準簽署軍械與飛機借貸協議，并分批啟運，此舉必將提振我軍士氣和戰斗力。飛機之需求尤為迫切……”斯大林收到電報后同意繼續提供軍事援助，但是希望“以茶葉、羊毛、皮革、錫、鎢等物資償付貸款”。第二筆貸款合同于1938年6月1日簽署，貸款金額與償還期限與第一次相同。第三次貸款合同由中國政府代表孫科與蘇聯對外貿易委員米高揚（А.И.Микоян）于1939年7月13日在莫斯科簽署，金額為1.5億美元，償還期限是10年。

中蘇雙方就貸款償還方式問題進一步達成解決方案。鑒于當時中國政府的財政不堪重負，“中國無黃金或者現金償還蘇聯貸款”，蔣介石請求蘇聯給予中國不超過3%的年貸款利息并以低于世界市場20%的價格售賣武器。中國則“用蘇聯國民經濟發展所需的原料和成品”代償，貨物價格 “由雙方根據世界市場交易價格確定”。根據蘇聯官方數據，1938—1945年期間，中國向蘇聯交付了以下物資：鎢精礦29519噸、錫11382噸、銻11766噸、其他有色金屬共1846噸；生絲301噸、綿羊毛21295噸、駱駝毛1026噸、山羊絨304噸、茶葉31486噸等。

由此可見，此次蘇聯對華軍事援助本質上是國家間的準商業行為。蔣介石政府也樂于將援助定位為“純粹的商業行為”，試圖剝離政治意涵。雙方致力于在官方層面共同構建出一種去意識形態化的利益交換模式。

二、蘇聯對華軍事援助的運作機制

1937年9月蘇聯政府開始籌備對中國的軍事援助。因中蘇兩國之間用于交通運輸的基礎設施嚴重不足，加之援助規模較大，從蘇聯向中國運送軍事裝備和軍事專家并非易事。為兼顧運輸的時效性和成本問題，蘇聯政府采取海、陸、空三種方式并行的舉措。

海運是最具經濟性的方式，主要用于運輸大型軍械。蘇聯援華的軍用物資通過租賃的英國貨輪運送。貨輪從蘇聯塞瓦斯托波爾港出發，途經博斯普魯斯海峽、達達尼爾海峽、塞得港、新加坡，最終到達英國控制的香港。因日本對香港的威脅，貨輪有時也行至越南海防港口和緬甸仰光港口卸貨，最后借助汽車或火車將軍械運往中國。1937年11月28日至12月15日，英國輪船“科克倫勛爵號”和“博克斯希爾號”相繼從塞瓦斯托波爾啟航，于1938年1月10日和24日分別抵達海防和香港。這批貨物包括：82輛T-26坦克、30輛“共產國際”拖拉機、10輛ЗИС-6汽車、20門76毫米高射炮、50門45毫米反坦克炮、1000挺機槍、4套探照燈站、2臺聲源定位儀以及1367萬發步槍子彈、4萬發76毫米炮彈等。1938年2月，另有兩艘英國輪船“塔菲爾德號”和“斯坦福特號”駛離塞瓦斯托波爾，運送以下物資：160門76毫米火炮、80門122毫米榴彈炮、80門37毫米反坦克炮、900挺機槍及配套彈藥與備用零件。1938年11月，英國輪船“斯坦霍爾號”裝載200門37毫米羅森伯格炮、100門37毫米反坦克炮、2000挺機槍、300輛ЗИС-5卡車及2036萬發步槍子彈抵達緬甸仰光港，所有物資由此轉運中國。1939年9月至10月，最大的一艘英國輪船“比肯斯菲爾德號”歷時58天將50門76毫米山炮、200門37毫米反坦克炮、4400挺機槍、5萬支步槍等運抵仰光港口。1937年11月至1939年11月期間，6艘英國輪船總計輸送了2.6萬余噸有效載荷。

海運雖然成本低，運輸量大，但存在諸多限制：其一，耗時長，物資在海上的運輸時間達2個月之久；其二，必須借助陸路才能將物資運輸到目的地，而無論是從香港、海防抑或仰光至中國內陸的陸路運輸速度都很緩慢，仍需1.5至2個月；其三，海運風險性較高，不僅極易被日本巡邏艦發現，還可能遭到他國政府扣押或禁運。因此，兩國政府也積極尋求其他運輸渠道，實行多樣化運作機制。

抗戰初期，由于中東鐵路處于日本控制之下，加之兩國間缺乏用于汽車運輸的公路條件，兩國政府決定共同建設一條可靠的陸上交通線用以運輸援助物資。在蘇聯道路工程專家和十萬余名中國工人、士兵的共同努力下，全長2925公里的西北國際通道在短短6個月內竣工，于1938年11月實現全線初步貫通。該公路起自薩雷奧澤克，橫貫今哈薩克斯坦地區和中國新疆，終至甘肅蘭州，以古絲綢之路為基礎改建而成，原路多為鄉村土路甚至部分區段僅為駱駝小道。兩國政府在鋪設公路的同時還修筑了數百座橋梁，建立中轉站、加油站、維修車間和倉庫設施，設置數十個中途站點用于車輛停駐、補給與養護，并成立了中蘇聯合護路隊伍，負責道路安全。

負責從西北國際通道向中國運送武器的是蘇聯軍事委員會領導的行動總部。該總部設在阿拉木圖，在烏魯木齊和蘭州設有兩個行動站，由蘇聯政府任命的官員領導。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西北國際通道在1938年下半年才竣工，但是為了讓物資盡快送至中國，蘇聯行動總部早在1937年10月就開始沿這條駱駝小道運輸軍事物資。蘇聯行動總部最初成立了3個汽車營和1個汽車連，配備了ЗИС-5、ЗИС-6、載人汽車和特種車輛，制定的運輸任務是自1937年10月17日開始運輸第一批軍用物資，并于11月20日抵達蘭州。行動總部的計劃時間表規定，運輸隊在第6日從薩雷奧澤克到達烏魯木齊，第11日從烏魯木齊到哈密，第16日從哈密到安西，第17日從安西到肅州，第22日從肅州到涼州，第24日從涼州到蘭州。由于最初這條運輸線路未經修繕，且多山路，海拔高達1500—2000米，第一批運輸隊單程實際花費時間比計劃表多出2個多月，后隨著道路鋪設完成，運輸時長縮短至1個月之內。至1941年，共有5000多名蘇聯司機和4000多名蘇聯工人參與物資的包裝、裝車及運輸工作，總計動用車廂5500節，有效保障了戰略物資的輸送。

除海運、陸運外，空運也是蘇聯對華軍事援助的主渠道之一。中蘇間共建立兩條航線，一是從阿拉木圖經新疆到蘭州的南線，二是從伊爾庫茨克經蒙古到蘭州的北線。蘇聯將低速轟炸機ТБ-3、最新型轟炸機ДБ-3А以及一些民用飛機改裝成運輸機，用于對華運輸緊急物資、戰斗機及蘇聯專家。相對于沿海港口而言，兩條航線以及西北公路均遠離抗日前線，不易被日軍察覺，可以保障援助的安全性。阿拉木圖至蘭州的南部航線與薩雷奧澤克至蘭州的公路同時且沿同一路線啟動建設。南部航線的航空基地和航線指揮部均設在阿拉木圖，蘇聯軍事專家在此處完成飛機的組裝和飛行前的準備。南部航線的工程技術保障由蘇聯人員負責，當地中國居民僅參與解決生活后勤事務。蘇聯空軍科學研究所飛行航空旅指揮官扎列夫斯基（А.И.Залевский）是南部航線的首任全權負責人。扎列夫斯基負責“組織人員與物資向各基地的輸送、飛機至終點的轉場飛行，以及任務完成后基地空勤人員與地勤部隊向蘇聯境內的撤離”。

自1937年10月至1941年初，南北兩條航線均持續高效運轉。1938年的運輸量達到頂峰，當時中國軍隊正與日軍在各地鏖戰，因而對蘇聯的軍事顧問、飛行員、武器裝備等需求最為迫切。至1939年，通過南部航線向中國輸送了295噸物資及4267名軍事專家。自1940年起運輸規模逐步縮減，至1941年底漸趨終止。

三、蘇聯對華軍事援助的基本投向

蘇聯對中國的軍事援助行動代號為“Z”，由蘇聯國防委員會管理，主要分為三個方面：提供軍事技術設備、派遣軍事顧問和航空專家、培養中國軍事專家。

蘇聯對中國的軍事技術設備援助，主要表現為提供軍用飛機、武器和彈藥等。

因統計方式不同數據有所差異，但是反映了蘇聯向中國提供軍事裝備的基本情況。1938、1939年蘇聯軍工生產力分別為：戰斗機和轟炸機4033架、火炮12627枚，坦克2071輛；戰斗機和轟炸機6894架、火炮16459枚，坦克2986輛。可見，蘇聯為中國援助了年產量四分之一左右的飛機，這一數據已經非常可觀，因為蘇聯還同時為西班牙共和國提供軍事援助。蘇聯為兩國提供了同類型的軍事裝備，包括И-15和И-16戰斗機，СБ、ДБ-3А和ТБ-3轟炸機，УТИ-4訓練飛機、Т-26坦克等。蘇聯提供的武器裝備在其戰術技術性能方面與日軍列裝的同類型號相比毫不遜色。

蘇聯還積極參與了中國軍工業的建設。斯大林在初次關于軍事援助談判時就提出:“誰想要獨立，誰就要發展自己的軍工業。”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再次強調:“飛機容易生產，卻很難運輸，中國應當培養建造飛機和坦克的能力，蘇聯愿為中國提供相關材料和技術支援。”斯大林提出的讓中國建立自主航空工業的構想，于1938年步入實踐階段。孫科及隨后訪蘇的楊杰在1938年5月至6月的莫斯科談判中提出，中國政府希望在烏魯木齊建設航空工廠，利用蘇聯提供的零部件組裝И-16戰斗機。1939年8月11日，蘇聯航空工業人民委員部與中國政府代表正式簽署協議，在距烏魯木齊40公里處建設飛機組裝廠。該廠規劃年產300架И-16戰斗機，全部采用蘇聯提供的零部件組裝，項目預算470萬美元，由雙方均攤。

蘇聯不僅援助了機械、武器和彈藥，還向中國派遣軍事顧問和航空專家，這既是出于維護蘇聯軍事裝備和訓練中國士兵操控裝備的需要，也是為了提升中國軍隊的綜合作戰能力。

蘇聯軍事專家由首席軍事顧問領導的軍事顧問小組構成。不同時期的首席軍事顧問分別是德拉特文(М.И.Дратвин 1938年5月—1939年8月）、切列帕諾夫（А.И.Черепанов 1938年8月—1939年8月）、卡恰諾夫（К.М.Качанов 1939年9月—1941年2月）和崔可夫（В.И.Чуйков 1941年2月—1942年2月）。部分首席軍事顧問不僅參加了中國的抗日戰爭，也參加過西班牙內戰。例如，1938—1939年卡恰諾夫擔任西班牙共和國人民軍的首席軍事顧問。此外，德拉特文曾作為中國國民革命軍顧問于1925—1926年訪問過中國。

在華的蘇聯軍事顧問和其他軍事專家都具備較高的指揮和戰斗能力，首先體現在武漢會戰中。蘇聯軍事顧問們深知自己的責任，因此在戰前積極部署，使后備部隊做好與日軍作戰的準備。縱觀武漢會戰整個進程，在1938年6月至10月長達四個半月的戰斗中，日軍傷亡人數約25.6萬，與中國軍隊傷亡人數持平。而在此前，從盧溝橋事變至南京失守階段，正面戰場中國軍隊傷亡人數約為44.7萬，日軍傷亡人數20多萬。中日軍隊死傷比接近2：1。蘇聯軍事顧問的指揮作戰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中國軍隊的傷亡數。此外，在華的很多軍事顧問在隨后蘇聯衛國戰爭中獲得諸多榮譽，其中有元帥巴蒂茨基(П.Ф.Батицкий)、崔可夫，將軍雷恰戈夫(П.В.Рычагов)、日加列夫(П.Ф. Жигарев)等，這也是衡量在華蘇聯軍事顧問水平的重要指標。

不僅軍事顧問具備較高的指揮能力，在華的蘇聯志愿飛行員也具有豐富的飛行經驗，在抗戰初期構成中國空軍的重要力量。1937年9月，蘇聯國防委員伏羅希洛夫接到指示，要求緊急配備一批派往中國的轟炸機和戰斗機飛行員。СБ高速轟炸機中隊隊長多貝什(Ф.И.Добыш)于1937年9月接到命令前往莫斯科，隨即被委以重任——以教官身份前往中國，指導中國飛行員駕駛蘇聯СБ轟炸機。實際上，多貝什不僅負責將飛機從阿拉木圖轉場至蘭州，培訓中國飛行員，還參與了飛行作戰。1937年9月下半月起，蘇聯組織志愿飛行員的選拔和補充培訓，優先選任有經驗者，蘇聯共產黨員優先，以保障派往中國的飛行員的專業素養和組織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蘇聯飛行員們是純粹的志愿者，并非受到任何外力的強迫或勸服，這一點從檔案材料及其回憶錄中清晰可見。一部分富有經驗的飛行員受到蘇聯政府的倡議前往中國。波雷寧（Ф.П.Полынин）于1933—1934年間曾在中國新疆擔任飛行教官，培訓中國飛行員。1937年秋，他被國防人民委員部邀請再次前往中國。波雷寧曾言：“我一直在等待這樣的提議，因為中國人民的苦難與我息息相關。我毫不猶豫地同意了……我受命率領第二批СБ轟炸機機組人員前往中國參戰。”СБ轟炸機飛行員普羅科菲耶夫（Я.П.Прокофьев）于1937年10月受到國防人民委員部空軍管理局邀請，作為志愿飛行員前往中國。鑒于普羅科菲耶夫有家庭和孩子，管理局工作人員強調這是自愿行為，讓其仔細考慮后作出答復。普羅科菲耶夫則堅定回答：“我已經想好，同意，感謝您的信任。我會不負所托。”轟炸機飛行員、未來的蘇聯英雄和空軍少將普希金（А.И.Пушкин）于1938年春接到即將前往中國的消息，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終于要實現我成為志愿者的夙愿了……他們問我是否愿意幫助中國人民，我的回答自然是肯定的。我被告知將被派往中國。我欣喜若狂地沖出房間，戰友們圍上來紛紛表示祝賀。”

除了受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部邀請外，很多蘇聯軍人主動申請前往中國參加抗日戰爭。俄羅斯國家軍事檔案館保存著飛行員、領航員及其他航空技術人員提交的申請書，其中包括：空軍科學研究所工程師兼飛行員阿爾特諾夫（Т.И.Алтынов）、試飛員蘇普倫（С.П.Супрун）、科基納基（К.К.Коккинаки）等。轟炸機領航員謝利瓦諾夫（И.П.Селиванов）和他的中隊戰友于1937年提交申請，請求作為志愿人員前往中國。1938年冬，謝利瓦諾夫寫道：“我們中隊全體被召至莫斯科，并被要求駕駛自己的作戰飛機前往中國，支援中國人民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解放戰爭。”空軍試飛員科基納基寫道：“許多滿懷國際主義精神的蘇聯飛行員此前則在西班牙，后在中國作戰。我們與小組其他志愿人員在莫斯科郊外匯合。我們戰斗機飛行員被編成兩個中隊：一個駕駛И-15，另一個駕駛И-16。”軍事工程師卡利亞金（А.Я.Калягин）是一名軍事學院的畢業生，最初在新西伯利亞服役。在得知政府動員志愿軍時，主動向國防人民委員部提交志愿申請。卡利亞金本人最終被派往中國。卡利亞金在回憶錄中提到，蘇聯所有軍事學院的畢業生都“具有強烈的國際主義精神，他們熱切渴望幫助為自由和獨立而斗爭的人民。威廉·皮克（Вильгельм Пик）、帕爾米羅·陶里亞蒂（Пальмиро Тольятти）及其他共產國際成員多次向學院學員發表鼓舞人心的報告，極大地促進了這種精神的形成。”

中國軍隊采用蘇聯軍事裝備后，必然面臨本國軍事人才包括航空技術人員、坦克兵、炮兵等的培養與再培訓的問題。蘇聯不僅派出了軍事顧問和飛行員，還派出了軍事教官團隊，專門負責教授中國軍人操作蘇制武器的技能。1938年3月至10月在湘潭專用訓練場上，中國技術人員在蘇聯軍官格羅博夫斯基、布拉托夫、齊甘科夫、加利欽、米哈伊洛夫及其麾下15—20名軍事教官的指導下，系統學習了來自蘇聯的軍事裝備技術。

中國飛行員的培養主要通過兩種形式實施：一是讓有飛行經驗的中國飛行員學習駕駛蘇聯戰機，二是在航校培養新學員,無論哪種形式都尤為耗時且成本高昂。1937年10月隨著首批蘇聯飛機抵華，蘭州航空基地隨即啟動了中國飛行員的改裝訓練。初期使用現役戰斗機進行訓練導致了多起事故。自1937年12月起，開始采用UTI-4雙座教練機實施改裝訓練。1938年2月，首批73名中國飛行員在蘭州完成И-16戰斗機的改裝訓練。自1938年1月起，西安和襄樊兩地相繼組織開展И-15戰斗機的飛行員改裝訓練。為培訓СБ轟炸機機組人員，成都地區成立了由蘇聯飛行教官和技術人員組成的訓練中心，僅1939年上半年即培養120人。

在蘇聯物資與人員支持下，1939年中蘇在伊寧聯合創辦的基礎航空學校正式開學，由18名蘇聯教官承擔教學工作。1940年教官人數增至22名；1944年1月仍保留12名教官。每期培訓200名學員，其中И-15、И-16機型各50人，СБ轟炸機組含飛行員、領航員、射擊通訊員共100人，培訓周期為6—7個月。1939至1940年間，學員規模擴大至328人。

對中國轟炸機機組成員的培訓不僅限于院校范疇，更延伸至實戰環境。例如中國軍方在南昌機場組織有經驗的飛行員，在蘇聯教官指導下進行СБ轟炸機改裝訓練。經長期訓練后，獲準駕駛СБ轟炸機的中國飛行員需完成2—3次滑行訓練、5—7次起落航線飛行、2—3次空域飛行及2次編隊大航線飛行。蘇聯教官多貝什指出：“中國飛行員學習態度極為認真，嚴守紀律。在掌握СБ戰機技術性能、地面與空中操縱、轟炸與射擊武器操作后，飛行人員需接受由蘇方教官與中方指揮官組成的特別委員會考核。” 據多貝什記錄，1937年12月期間，利用作戰間隙成功培養了40—45名能駕駛СБ轟炸機的中國飛行員。

蘇聯教官為培養中國軍事專業人員做出了重要貢獻。1937年10月至1944年下半年這7年間，先后約有220名飛行教官來華執教，年均超過30人。他們共培訓出1204名飛行員、160名領航員及450名航空技師。蘇聯教官不僅承擔著中國空軍飛行與技術人員的培訓及進修任務，還致力于培養中國本土的教官隊伍。僅1939至1940年間在伊寧航空學校就培養了46名能執教各型蘇制飛機的中國航空教官。此外，蘇聯政府還接受部分中國軍官和士兵赴蘇培訓，其中朱德、林彪、劉伯承、聶榮臻、葉劍英等都曾赴蘇接受培訓。在蘇聯軍事顧問與教官指導下完成軍事培訓與進修的中國軍人總數達90000人次。

四、蘇聯援華的影響與中國社會的反應

蘇聯的軍事援助對處于全面抗戰中的中國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蘇聯航空專家和飛行員的到來在短時間內提升了中國軍隊的戰斗力。蘇聯航空專家和飛行員直接參與作戰，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軍飛機的逞兇。

1937年11月下旬至12月間，蘇聯航空專家和飛行員參與了南京城和長江下游地區的防御，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南京的淪陷。首批蘇聯戰斗機飛行員于1937年11月21日在南京上空參與戰斗，以抗擊日軍轟炸機及其護航戰斗機。蘇聯飛行員駕駛7架И-16戰斗機突襲日軍，與20架日機展開激戰，成功擊落2架戰斗機、1架轟炸機，自身損失1架И-16。11月22日和24日，蘇聯飛行員們共擊落日軍7架戰斗機和8架轟炸機，自身僅損失3架戰斗機。1937年12月1日，蘇聯飛行員們駕駛戰斗機5次升空，擊落數架企圖進攻南京的日本轟炸機。同日，20架蘇聯СБ轟炸機在南京機場降落。蘇聯轟炸機的主要目標是日本軍艦、運輸機、機場、航空基地以及陸軍部隊。12月2日，轟炸機大隊長馬欽（М.Г. Мачин）指揮轟炸機組空襲了上海日軍航空基地，共計摧毀4架日軍重型轟炸機和數架其他類型飛機。至12月12日南京淪陷前，蘇聯轟炸機組積極參與南京城的防御，對長江沿岸的日軍地面部隊及軍用艦艇實施了持續空襲。

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2月23日，蘇聯志愿航空隊上尉波雷寧指揮24架轟炸機對臺灣島上被日軍控制的松山機場進行大規模轟炸，成功摧毀日軍40架戰機和3年航空燃料儲備。這次空襲既是對蘇聯工農紅軍建立20周年的紀念，也是對日軍轟炸南京的反擊，空襲的成功使得日本政界和軍界大為震驚。

蘇聯援華航空隊在武漢保衛戰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南京的淪陷，蘇聯援華航空隊向中國中部轉移，駐扎在武漢機場。此時日軍正沿長江流域展開大規模攻勢，他們將長江作為運輸通道和軍艦集結地，通過軍艦為地面部隊提供持續支援。日軍接下來的目標正是位于長江中游的武漢。1938年5月31日，蘇聯援華航空隊利用在西班牙作戰中研究的新型戰術成功反擊了日軍對漢口的大規模突襲。蘇聯援華航空隊指揮部將戰斗機分為兩組，第一組用于與日本護航戰斗機進行空戰，第二組用于打擊轟炸機。最終，蘇聯援華航空隊共擊落15架日軍飛機，挫敗了日軍空襲漢口的企圖。

空軍上尉庫里申科 (Г.А.Кулишенко)在援華抗日中的貢獻尤為突出。庫里申科于1939年6月抵達中國，負責培訓中國飛行員、領航員、射擊員等專業航空人才。庫里申科為培訓中國航空人才傾注了大量心血，“即使身體已非常疲憊，仍然拒絕休息”，親自指導中國飛行員演練夜間飛行技術。庫里申科還兼任遠程重型轟炸機志愿支隊大隊長，負責指揮對日軍航空基地的轟炸。1939年10月3日，庫里申科指揮9架ДБ-3А轟炸機組對漢口最大的日軍航空基地實施突襲，共計摧毀60余架日軍飛機，殲滅日軍100余人，重傷日軍300余人，日本航空戰隊司令冢原二四三少將亦在傷者之列。日本為此事件舉國致哀，機場守備司令被判處槍決。1939年10月14日，庫里申科再次指揮轟炸機組突襲日軍在漢口的航空基地，炸毀敵方飛機近60架。

蘇聯援華志愿隊受到中國社會的普遍歡迎、尊重和感激。1938年8月18日，本在漢口執行任務的蘇聯援華志愿隊因飛機引擎故障迫降至江西一小城。當地民眾在得知消息后，以歡呼聲迎接這些人進城。當看到蘇聯援華志愿人員因疲憊或傷痛幾乎站立不穩時，居民們立刻拉來黃包車。即使被婉拒，他們依然熱情不減。當晚民眾們舉辦了“全市規模的歡迎會”。在獲知蘇聯援華志愿人員順利執行任務后，當地居民們會將捷報口口相傳，送上水果、蔬菜等食物以示感激和祝賀。在蘭州執行任務的轟炸機組指揮官馬欽在回憶錄中如是寫道：“在成功完成戰斗任務后，農民和街頭商販向蘭州機場運送了成堆的蘋果、柑橘、香蕉以及一籃籃的熟雞蛋。”戰斗機飛行員杜申（А.З.Душин）在南昌也記錄了相似場景，機場有“堆積如山的橙子、柑橘和蘋果等” 。中國民眾還為犧牲的蘇聯飛行員舉行了莊嚴的告別儀式。當地居民以隆重儀式將犧牲的志愿人員遺體運至城市的中心廣場，全城各處的居民都涌向此處與蘇聯志愿人員代表一同參加遺體告別儀式。一位幸存的蘇聯援華志愿人員斯柳薩列夫（С.В.Слюсарев）回憶道：“人群不斷涌來……我們的到來標志著儀式的開始。市長發表了演講，向蘇聯政府和為中國人民幸福不惜獻出生命的蘇聯志愿軍們表達的誠摯的謝意。”

中國民眾的熱情讓身處異國作戰的蘇聯援華航空隊成員感到賓至如歸，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其在官方層面受到的冷遇。蘇聯援華志愿人員在回憶時幾乎皆會描繪一場場感人至深的場景。當認出迫降于稻田的是蘇聯飛機，中國農民立即放下戒心，尋來擔架護送蘇聯飛行員至最近村落看診并提供最優休息條件與豐盛食物。“這種樸實的溫情某種程度上補償了官方人員的冷漠態度。”在漢口的一次抗議日軍轟炸的示威活動中，一組蘇聯飛行員被卷入人群中，民眾認出是蘇聯飛行員后紛紛投來鮮花。機械師科爾恰金（А.К. Корчагин）記載道：“同志！同志！同志！呼喊聲從四面八方涌來。我們起初有些不知所措，誰能想到，在中國，我們會受到如此禮遇？”

蘇聯援華志愿人員展現出崇高的國際主義和不畏犧牲的英雄主義精神。1937年至1941年，共計超過2000名蘇聯航空專家和飛行員被派往中國，211名蘇聯航空專家和飛行員為中國抗戰獻出生命。正如上文提及的空軍上尉庫里申科，他多次指揮轟炸機組對日軍作戰，最終身負重傷。為挽救導航員和炮手的生命，庫里申科設法將飛機降落在長江江面，自己則因重傷無力渡江而犧牲。援華犧牲的蘇聯飛行員的名字都被用金字鐫刻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的花崗巖石碑上。樹立在武漢解放公園內的蘇聯空軍志愿隊烈士墓的碑文上有如下題詞：“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蘇聯空軍志愿隊的烈士們的鮮血和中國人民的鮮血溶結在一起了。他們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里。讓這種屬于工人階級的高貴的國際主義精神永遠發展和鞏固著中蘇兩國人民兄弟的牢不可破的友誼!”

結 語

全面抗戰時期蘇聯對中國的軍事援助，是基于多重戰略維度的考量，其根本動因更多源于現實主義外交與國家安全需求。蘇聯的核心目標在于構建東方反法西斯屏障，阻遏日本擴張，消除日本對其遠東地區構成的威脅，并避免陷入東西兩線作戰的戰略困境。這一政策不僅為蘇聯在短期內爭取了關鍵的戰略緩沖空間，也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礎。

在全面抗戰初期，蘇聯通過海、陸、空多種渠道持續輸送武器裝備和軍事專家，協助中國抗擊日軍的進攻，一定程度上挫敗了日軍的侵略計劃，為長期抗戰保存了有生力量。蘇聯的對華軍事援助與中國社會的熱切回應為中蘇兩國人民之間架起一座友誼之橋，為中蘇兩國關系的升溫埋下伏筆。

當然，蘇聯對華援助存在一定局限性，其援助規模受限于自身戰略資源的分配，同期對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支援分散了部分能力。在蘇德戰爭爆發后，因本國戰事緊迫，蘇聯于1941年后逐步中止對華軍援，其后美國逐步取代蘇聯成為援華主力。總體而言，蘇聯的軍事援助是中國抗戰得以維持抵抗能力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其戰略意義與歷史影響應從反法西斯戰爭的全球視野出發加以審視。

原文載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釋從略

·來 源：《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