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12日清晨,貴陽北站薄霧未散。61歲的李金花抱著布包,站在站臺邊緣,不自覺地踮腳張望。布包里,有兩封泛黃的信、一本借款憑證、兩棵梨樹苗——她說,這是給丈夫帶的禮物。
三個月前,一封來自云南老山的掛號信打破了李家多年的沉默。寄信人署名李海生,當年王發坤的營長。他在信里寫道:“老王長眠麻栗坡烈士陵園,墓碑完好,請嫂子放心。”李金花揉著字跡,眼淚一滴滴砸在紙上。她抬頭對大兒子說了一句簡單的話:“咱們去見你爸,可手里還差路費。”
說到錢,李家這些年一直緊巴巴。1979年3月,王發坤在對越自衛反擊戰老山地區遭遇炮火,不幸犧牲,時年29歲。那時轉業申請已經批下,他原本籌劃著農忙后回鄉修房。為了蓋房,他向親戚朋友借了2000元,還在賬本旁寫了一行字:“債人走,債不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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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通知送到時,李金花正插秧。常年握鋤頭的手一松,秧苗散落水田,整個人隨即癱軟。部隊派來的年輕戰士扶住她,哽咽了一聲:“嫂子,連長讓我轉交信。”之后的幾天,她反復打開那封信,讀到“如若不幸,盼你改嫁”幾個字便徹夜失聲。她死拽著信,嘴里只念叨:“他逗我,準是逗我。”直至一塊帶血污的上海牌手表送到,幻想才被徹底擊碎。
頂梁柱倒下,債務猶在。李金花沒再掉眼淚,挑起田里最重的擔子。白天下地,晚上給附近煤窯剝玉米皮。雪夜里,她抱著發燒的小兒子,一邊烤火一邊縫布鞋。鄰居善意勸她改嫁,她擺手:“還欠著錢,改什么嫁。”
1990年春,家里終于攢夠1200元,再加上多年扣扣搜搜攢下的糧票、布票,總算把債務了結。王發坤的小兒子此時16歲,輟學去了昆明工地。大兒子肩挑家務,跟母親在田里摸爬滾打。兄弟倆約定:哪天找到父親,就給他磕三個頭,再告訴他“債清了”。
不過,找到父親的墳并不容易。1995年起,兄弟倆每年輪流請假去云南,昆明、文山、廣南跑了個遍,兩人背包里塞滿自己抄寫的烈士名單和方位示意圖。一次在開遠,他們對著烈士陵園一排排墓碑找了整整六個小時,結果失望而歸。夜里,他們點著廉價蠟燭,在旅店院子里蹲著,互相遞一瓶礦泉水:“不能停,再來年接著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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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就這么晃到了2007年。這一年,營長李海生退休回鄉,整理老照片時發現一張編號為“0847”的碑文拓片,忽然想起王發坤墳前的編號是“0847”。他立刻聯系地方民政,把陵園座標寫進信里寄往貴州。
信送到那天,李金花沒有哭,只是把抹布擲在水桶里:“訂車票。”可是家里存款僅剩三百多元。她咬咬牙,讓大兒子去信用社貸款2000元,理由寫的是“家屬探親”。信貸員打量她的灰布衣裳,遲疑片刻,還是把章蓋了。
12日夜,綠皮火車搖晃著進站。李金花擠在過道,手里捏著那兩棵梨樹苗。她心里反復盤算:“栽在墳前,正合適。”三十多個小時的車程,一家人幾乎沒合眼。小兒子半夜掏出那塊修好的上海牌手表,輕輕擦了擦:“爸,這回一定還你。”
14日午后,麻栗坡山雨初歇。陵園青石鋪路,松煙味混著潮氣,空氣里有淡淡的硝煙殘香。李金花遠遠看見“0847”三個數字,腳下一軟,跪在臺階口。她伸手撫摸碑面,上面的名字沒有一點風化。她喃喃:“發坤,我來了。”隨后重重磕頭,額頭碰到碑座,發出沉悶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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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倆把梨樹苗栽在碑旁,雨水順著嫩葉滴落。李金花又拿出那本借款憑證,撕碎,埋在泥里。她對著碑低聲說:“錢已還清,娃兒也長大,放心吧。”墓地靜默,只有山風翻動松枝。
三天里,母子三人守在墓前,烤饃、燒青稞面,夜里披軍大衣席地而眠。臨走前,小兒子把手表掛在碑角。李金花轉過身,目光從碑文滑到山腳下的林海,輕聲說:“我們走了,明年清明再來。”
回到貴州后,地方政府和部隊幫李家把舊土坯房翻修成兩層新宅。云南省軍區又在李家后山立了一座紀念碑,碑頂是一顆五角星,對準老山方向。李金花把二樓騰出來,擺上手表、老照片、那件沾血的軍大衣,墻上貼著王發坤的軍功證書。村里孩子放學后常來參觀,她站在門口,指著照片說:“記住這個人,他替很多人擋過子彈。”
2010年清明,村頭梨樹一夜盛開,花瓣鋪了整條小路。李金花披著舊軍衣,慢慢走到樹下,輕輕撿起一片花瓣。那是王發坤當年親手種下的樹,二十八年的風霜,它依舊年年吐芳。她把花瓣放進口袋,準備等下次去云南時,和丈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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