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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們好!今天小界來和大家分析這幾年歐洲與中國的關系!其實中歐關系始終裹著一層“別扭感”,合作不斷卻分歧頻發,表態反復且立場搖擺,背后絕非簡單的利益分歧,而是深層認知與格局的碰撞。
我們拆解核心矛盾,揭開歐中關系糾結的真相,更解答一個關鍵問題:歐洲真正轉向中國,到底還需要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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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外長瓦德富爾的一系列舉動,正是歐洲政客矛盾心態的最佳縮影。此前他計劃訪華時鬧出的大烏龍,至今仍讓人印象深刻,而近期他的另一番表態,更讓人啼笑皆非且深思不已。
2月2日,德國之聲明確報道,瓦德富爾在訪問新加坡期間公開表示,即便當前國際局勢存在緊張關系,德國仍會堅定站在美國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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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表述中,德國與美、中兩國的關系并非核心議題,華盛頓才是歐洲和德國不可或缺的最重要伙伴,同時他還嚴厲警告,不應因與美國存在分歧,就在戰略層面轉向北京。
很多人疑惑,他這番話為何要選在新加坡說?其實受眾早已被精準鎖定。首要目標便是新加坡民眾,相當于直接給新加坡“打氣”,明確傳遞“無需退縮,德國會全力支持”的信號,這番話也是說給歐洲內部、德國國內以及美國聽的,其核心目的,就是刻意塑造自己“親美”的政治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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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關注的是,這并非個例,德國連續兩任外長,在對華態度上都極具爭議性。瓦德富爾的前任,前蹦床運動員貝爾伯克,態度更為直接粗暴,從未掩飾過對華的偏見,甚至多次在公開場合發表針對中國的不當言論。
而德國總理莫茨,同樣帶著這種矛盾底色。他上任之初,對華態度充滿抵觸,始終帶著西方固有的偏見審視中歐合作,但近期卻逐漸轉向務實。
很多人不解這種轉變的根源,實則答案很簡單:是美國的一系列自私舉動,硬生生將自己的盟友,一步步推向了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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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莫茨開始重視中德合作,他的核心立場也從未真正改變。他一邊希望加強與中國的經濟聯動,一邊卻反復炒作“競爭”與“去風險”概念,甚至偶爾附和“中國威脅論”,試圖在親美與務實之間尋找平衡。
但現實早已打破了這種虛偽的平衡,過去幾年,無論歐洲政客如何表態,中德之間的經濟聯系不僅沒有弱化,反而持續深化、不斷加強。德國企業對華投資實現大幅增長,大批知名德國企業紛紛進駐中國市場,扎根中國、布局中國,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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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產生了一個關鍵疑問:中國網友都能看清的現實,為何德國乃至整個歐洲的政客,卻始終“視而不見”?難道他們真的缺乏基本的判斷力?
答案恰恰相反:歐洲政客非但不傻,反而個個精明過人,沒有一個是被忽悠的“糊涂蟲”。即便被很多人嘲諷,“離開中國話題就不會說話”的歐盟外長卡拉斯,看似言辭膚淺、能力不足,實則也是刻意為之,這是一種“一招鮮吃遍天”的生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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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自身能力有限、缺乏多元的外交思路和應對手段時,反復沿用單一的“反華”或“親美”邏輯,成為他們維持政治地位的無奈選擇。這并非愚蠢,而是智力正常但天賦與能力有限的現實體現,更是歐洲政壇當下的一種畸形生態。
而瓦德富爾、莫茨等人的表態,本質上都是他們內心真實想法的流露。他們對中國,始終抱著陳舊、固化的認知,不愿正視,甚至刻意忽視中國這些年的飛速發展與巨大變革。
他們不得不承認中國崛起的事實,骨子里卻始終不愿接受自身落后的現實,不愿承認中國已經實現的超越,更不相信自己會在未來的大國競爭中處于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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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認知錯位,歐洲政客的固執,還有一個更深層的根源,意識形態的偏見與既得利益的捆綁。在他們的固有觀念里
無論美國如何壓制歐洲、損害歐洲的利益,甚至公然“搶劫”歐洲的發展成果,雙方依然是“鐵打的盟友”;而中國,無論如何釋放善意、尋求合作,始終是都和他們目標不一。
這種偏見的形成也是歷史所導致的。戰后數十年,歐洲之所以能實現經濟繁榮,民眾能擁有優渥的生活,核心依托的是美國的援助與庇護,是跨大西洋聯盟的體系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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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而言,維持現狀、抱緊美國的大腿,意味著可以繼續享受既得利益,繼續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安于現狀;而一旦切換到全新的世界格局,一旦脫離美國的“庇護”,他們將面臨無數未知的風險與挑戰,那種安穩的日子也將一去不復返。
這就是他們即便看清美國的自私,也依然不愿清醒、死死拽住美國不放的核心原因。而這一切的關鍵,更藏著一個被忽視的核心因素,代際認知的固化,直接決定了歐洲的“轉向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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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歐洲掌權的政客,大多集中在50至70歲的年齡段:德國總理莫茨70歲,外長瓦德富爾62歲,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67歲,他們均出生于60年代,成長于歐洲戰后重建的關鍵時期。
這一代人,親身經歷了美國對歐洲的援助,對美國的“感激之情”深深烙印在心底,這種情感直接影響了他們的外交認知與決策邏輯,讓他們難以跳出“美國優先”的固有框架。
而法國總統馬克龍的靈活,恰恰源于他的代際差異,他生于1977年,彼時歐洲重建已基本完成,歐洲與美國雖處于蜜月期,但法國早已開始與美國產生分歧,戴高樂總統時期更是做出退出北約、從美國收回黃金的大膽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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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歐美政壇普遍存在“老人當道”的現象,對資歷的過度看重,讓年輕一代難以獲得掌權機會,更難以推動外交理念的革新。
而年輕一代與老一代的認知差異,恰恰是歐洲未來轉向的關鍵,30至50歲的新一代領導人,成長于全球化浪潮之中,沒有戰后重建時期的情感捆綁,更能看清世界格局的變化,更能理性看待中國的崛起與中歐合作的價值。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清晰的預判:歐洲真正轉向中國,真正放下固有偏見、擺脫美國捆綁,恐怕還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
這十年,是老一代政客逐步卸任、新一代領導人崛起的十年,是歐洲政壇理念革新、認知迭代的十年,更是中歐關系在波折中持續深化、逐步走向成熟的十年。
這并不意味著未來十年中歐關系會停滯不前,相反隨著經濟利益的深度綁定,隨著中國影響力的持續提升,歐洲政客的務實傾向會越來越明顯,中歐之間的合作空間會持續擴大。
但這種合作,依然會伴隨著分歧與摩擦,直到新一代領導人掌權,直到歐洲真正完成認知的迭代,中歐關系才能真正擺脫“別扭感”,走向更加穩定、健康、共贏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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