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變局下如何提升中歐相互認知

編者的話：“環球對話·中歐和聲”研討會日前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來自中國和歐盟的眾多學者、企業家及智庫代表齊聚一堂，圍繞“中歐相互認知：現實經驗與民意基礎”和“在理解中前行：多元合作與未來路徑”等議題展開深入討論。本版就相關話題采訪三位嘉賓，選取部分精彩內容，以饗讀者。

認知偏差侵蝕中歐合作根基

田伊霖（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自1975年中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正式建交以來，回首半個世紀，中歐關系歷經風雨卻總體向前。中歐之間的相互認知，經歷了從陌生到熟悉、從片面到全面的深刻演變。首先，中歐雙方的一些核心認知始終穩固：中歐互為重要貿易伙伴，2025年我國對歐盟進出口達5.93萬億元人民幣；雙方在應對氣候變化、維護多邊主義、推動全球發展等領域擁有廣泛共識；彼此文明雖源流不同，卻都珍視歷史傳承與人文精神。這些“不變”的基石，構成了中歐關系的戰略底色。但與此同時，雙方的認知圖景也正在經歷深刻演變。曾經，歐洲視中國為“新興市場”與“技術學生”，而中國則將歐洲視為“現代化樣板”與“合作典范”。進入新時代，隨著中國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領域的快速崛起，歐洲開始以“系統性競爭對手”與“合作伙伴”的雙重視角審視中國。這種認知的變化，既源于中國自身的歷史性變革，也折射出國際力量對比的深刻變化。

習近平主席深刻總結中歐關系半個世紀發展所凝結的經驗和啟示：“相互尊重、求同存異、開放合作、互利共贏”。當部分歐洲輿論將中國發展歪曲為“威權擴張”，當“去風險”異化為“脫鉤斷鏈”，導致認知偏差侵蝕中歐合作的根基，這一經驗和啟示就顯得尤為珍貴——尊重彼此人民選擇的發展道路，堅持互為戰略伙伴的基本定位，以對話增進理解，以合作化解分歧，以互信消除風險，中歐就能相向而行。

趙永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研究員、法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誠然，中國和歐洲國家建交已久，但恕我直言，迄今我們還不能說中歐之間已經樹立起十分清晰和完全正確的相互認知。中歐之間的相互認知，既要從時間軸線和綜合實力這兩個變量，也要從靜態和動態這兩個態勢來觀察。換言之，隨著時間的推移，中歐這兩大實體之間綜合實力的相對演變，使得中歐相互認知既體現出靜態上總體“不變”的特征，又呈現出動態上“多變”的特性。

而中歐相互認知“不變”與“多變”的雙重性，有著具體表現。以歷史和人文為例，無論是中國還是歐洲，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均將對方視為值得尊重的具有歷史底蘊和人文根基的文明。這種基于文明且相互尊重的“不變性”在中歐之間的相互認知上尤為突出。與歷史和人文不同，若以經濟和科技為例，在三個不同的階段，即從建交至中國改革開放、從改開至2010年以及最近15年，中歐之間的相互認知以歐洲人對中國認知為例，實際上經歷了中國從匱乏型的發展中國家到溫飽型的新興經濟體，再到領先型的數智經濟體，變化性的三個不同的認知階段。在當今復雜的世界格局中，中歐要做到保持準確的相互認知，尤其是歐方，其中關鍵有三，可概括為十二個字：與時俱進、放下身段、攜手同行?！芭c時俱進”，指的是中歐雙方尤其是歐方，不能刻舟求劍，雙方要隨著時間的推進實時更新對對方的認知。由于在近代很長一段時間里歐洲曾在諸多領域領先世界，一時可能難以接受一個在經濟和科技方面快速崛起的發展中國家，所以歐洲要學會“放下身段”，不然難以進步。當然，中國民眾對歐洲的認知也有必要實時更新，以免落入基于流量目的的部分自媒體所設的“認知陷阱”。因此，在“與時俱進”與“放下身段”之下，中歐雙方才能更好地“攜手同行”。

沃爾夫岡·帕佩（聯合國憲章研究中心研究員，歐盟對外關系總司前官員）：坦率地說，五十多年前我還是學生時就曾到訪中國，上世紀70年代初也有過短暫的訪問經歷，當時就已目睹了種種差異。如今，我認為雙方尤其是歐洲方面，對彼此的認知已經有了巨大進步。當然，仍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但我們正走在增進對華了解的正確道路上。

互聯網時代國際事務信息非常豐富，初期這些信息確實極大促進了我們對彼此的了解。但如今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某些非自由化政策的操控。雖不總是壟斷，但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美國手中。這構成了一種危險。我們難以獲得關于彼此的中立客觀觀點，這正是問題所在。因此，正如我們今天在調查中看到的那樣，直接溝通才顯得如此重要。

我尤其支持雙方學生之間的交流。歐中都需要讓年輕人更好地了解彼此，而實現這一點最有效的方式正是直接溝通。

要認識到人類本是一體的

沃爾夫岡·帕佩：近期多位歐洲國家領導人接連訪華。高層政治人物的互訪非常重要，同時，民間交往也是關鍵一環。我稱之為“民間交流”，這指的是民眾之間直接的互動，而不僅僅是國家或文明層面上的往來。通過這種方式，我認為甚至有可能避免國家間的戰爭。

“民族國家”的概念有時候會割裂世界，人為地制造了不同地區之間的邊界，歐洲因為歷史上對其他地區國家的殖民主義而負有責任。我們現在需要克服這種歷史遺留問題。

在當前歐中關系以及全球國際形勢背景下，“對話的文明”這一理念在實踐中的落實，關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改變，讓屬于不同文明的人們彼此相遇。我們必須超越所有這些由私有財產制度人為劃定的邊界。我認為這正是問題所在，因為“私有”（private）一詞在拉丁語中源出“priva”，意為“剝奪”或“從他人手中奪走”。我們需要認識到人類本是一體。我將此稱為“全球都站在一邊”，即“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趙永升：在國際社會中，中歐一直是多邊主義和現有國際秩序的堅定支持者。其實，美國是現行國際秩序和經濟全球化的最初主要倡導者、維護者，只是后來隨著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崛起，美國逐漸失去其在諸多領域的世界絕對主導地位，華盛頓如今才決定放棄經濟全球化和多邊主義。

在政治、經濟、科技和人文等多元化合作方面，中歐應該如何走出適應未來的新路徑？第一，要意識到多邊主義必須繼續堅持下去，不過此多邊主義已經不再是彼多邊主義。更準確地講，未來新的多邊主義等同于“諸邊主義”，即中歐未來應該在“諸邊主義”上多下功夫。第二，如果說“諸邊主義”是中歐未來短中期目標，那么長期目標應該是力爭盡快實現“中歐自由貿易”。另外，已被擱置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應盡快重啟，畢竟無論是數字技術還是AI技術發展都有賴于強大的資本。

此外，結合世界的新變化，中歐之間的合作需要作出相應的調整：一是從歐洲民眾視角看，在美國下一屆政府上臺之前，歐洲對外關系中的“美國掣肘度”將更加直接；二是從中國民眾視角看，由于中國如今已在諸多高新科技領域處于世界一流位置，加之中國巨大的資本力量和制造能力，在未來與歐洲的合作中，可以采取目光更加長遠的方式。

田伊霖：從愛爾蘭總理馬丁到芬蘭總理奧爾波，再到英國首相斯塔默，歐洲國家領導人近期相繼訪華釋放出強烈信號：面對動蕩變革的世界，歐洲正在重新審視其對華戰略定位，而中歐關系也站在了承前啟后的新起點。這絕非偶然的外交姿態，而是多重動因驅動下的戰略再平衡。

其一，經濟現實倒逼合作需求。在全球增長乏力、供應鏈重構的背景下，歐洲企業亟需中國市場穩定預期，德國汽車、法國奢侈品和荷蘭半導體設備等行業，與中國市場保持著緊密的經貿聯系，其全球業務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來自中國的穩定需求與合作機遇。其二，戰略自主訴求上升。近期，美國以格陵蘭島歸屬問題為由，公然威脅對歐洲國家加征懲罰性關稅。這一赤裸裸的經濟脅迫與領土勒索，徹底暴露了所謂“跨大西洋同盟”的脆弱性。歐洲意識到過度依賴單一盟友的風險，試圖通過加強與中國溝通，拓展戰略回旋空間。其三，全球治理呼喚協同。從烏克蘭危機到最不發達國家發展問題，從人工智能治理到氣候融資，單邊主義無法應對復雜難題，中歐作為兩大力量，唯有凝心聚力才能避免世界滑向陣營對抗。

歐洲不再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

趙永升：本屆美國政府從上任開始，便加速在美歐關系上奉行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一步步突破了歐洲人的底線。倘若說美國對盟友也幾無優惠的“關稅大棒”重傷了歐洲盟友的心，那么直接派兵將一個主權國家的總統劫持到美國的做法，讓其歐洲盟友深感國際規則的坍塌；倘若說歐洲部分國家對委內瑞拉事件還能隔岸觀火的話，那么美國威脅要吞并格陵蘭島，最終成了美歐關系發生根本變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這種變化除了直接影響著歐盟民眾對美國的認知，也間接影響了歐盟民眾對中國的認知。關于后者，我認為主要是兩方面：一方面迫使歐洲人反思二戰之后一味地追隨美國的做法亟需加以修正，以應對新的地緣政治和國際關系挑戰；另一方面歐洲人開始嘗試不再“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美國固然重要，但歐洲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貿易與價值鏈上，都必須將部分雞蛋放在例如中國這個“大籃子”里。所以說，從客觀和務實的角度而言，此番美歐關系的演變對中歐關系產生的效應，表現在經濟與貿易、資本與技術及價值鏈等多方面。

沃爾夫岡·帕佩：關于當下由格陵蘭島引發的美歐裂痕，我們必須從美國的歷史背景來看待這個問題。美國最初是歐洲的殖民地，后來他們通過暴力手段從印第安人及其他原住民手中奪取了土地。這種暴力思維與黷武主義至今在美國仍根深蒂固，令人擔憂的是，這種美式暴力正變得愈發“精致化”——即它必須經過某種程度的“升華”，披上“崇高”的外衣。過去，這種暴力是通過某種文明化的溝通方式來包裝的。

田伊霖：面對國際格局的新態勢，中歐合作亟需作出三重調整：一是從“籠統視之”轉向“精細協作”。歐洲各國在歷史傳統、發展階段、產業優勢和戰略關切上差異顯著。中國應改變將“歐洲”視為單一行為體的傳統思維，根據不同國家的實際需求，開展精準對接，避免政策“一刀切”，真正實現“一國一策、務實相向”。二是從“經貿主軸”拓展為“多維協同”，在綠色轉型、數字規則、科技倫理等新興領域建立對話機制，與有意愿、有能力的歐洲國家率先建立雙邊或小多邊對話機制，推動規則共建、標準互認、創新共促，打造高質量合作新支柱。三是從“議題回應”升級為“議程共創”。面對全球南方國家在發展融資、氣候適應、糧食安全等方面的迫切訴求，聯合理念相近的歐洲國家，共同設計包容性解決方案，推動國際治理體系改革。

中歐關系：從利益紐帶到道義共建

趙永升：在人工智能時代，年輕一代與社交媒體互動下的內容生產者能夠在推動中歐關系的未來方面，起到比傳統生產者更大乃至倍數的作用。為了擴大此類內容生產者的人數，需要中歐雙方的決策層有意識地出臺政策。一方面對現有中歐關系領域的年輕學子加以“人工智能化”，即提高其AI的特定技能；另一方面從現有社交媒體和人工智能領域，挑選部分愿意投身于中歐關系提升的工作者。這些努力的目標都是通過中歐關系的可持續提升，最終實現“中歐命運共同體”。

沃爾夫岡·帕佩：人工智能對年輕一代來說顯然非常重要，因為它改變了我們對世界的某些認知。學習過程正發生改變，必須包含更多創造力，而不僅僅是學習互聯網上已有的知識。這種向創造力傾斜的趨勢，將使社會有更多時間用于共同生活與交流。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有望得到改善，因為我們無需再將大量時間耗費在流水線或其他重復性勞動上。對年輕人而言，這是一次機遇。倘若他們真正懂得如何積極運用人工智能，便有望攜手邁向一個更美好的社會。

?田伊霖：進入網絡信息時代，新型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應用讓世界日新月異。當全球輿論生態被人工智能與社交媒體深度重塑，未來的中歐關系將不僅系于政府間的戰略互動，更植根于青年一代的民間交往與數字敘事。一方面，中國青年內容生產者可以探索以短視頻、播客、AI多語種創作等多種形式觀察和展現多元化、變化中的歐洲，精準呈現各國真實社會圖景，打破刻板認知。同時，在綠色科技、數字治理、人工智能倫理等新興領域，中歐青年可依托開源社區、創新營、聯合實驗室等平臺，推動技術標準與價值共識的早期融合。中歐更應攜手全球南方伙伴，講好三方合作、共享發展的故事，將中歐關系從利益紐帶升華為道義共建，助力中歐關系在變亂交織的世界中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