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薩克斯坦作為中亞面積最大的國家,境內生活著約29萬維吾爾族民眾。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們與主體民族哈薩克族有著天然的語言關聯——同屬突厥語系,習俗上也有不少相近之處,稱得上是文化層面的近鄰。但實際相處中,兩者的關系卻并沒有那么親近。今天,我們就來好好梳理一下,這種看似平和卻疏離的狀態,到底源于哪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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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薩克斯坦維吾爾族的根在哪里?
我們先得搞清楚這群人是誰,從哪來的。很多人有個誤區,覺得哈薩克斯坦的維吾爾族是最近才搬過去的。其實不然,這事兒得往回倒騰一百多年。
早在19世紀,也就是沙俄還在中亞跑馬圈地的時候,第一批維吾爾族移民就已經跨過伊犁河,在七河地區(也就是現在的阿拉木圖州一帶)扎下了根。到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又有一大波人從中國新疆遷徙到了當時的蘇聯哈薩克加盟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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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哈薩克斯坦國家統計局2025年初發布的最新數據,現在哈薩克斯坦的總人口已經突破了2000萬大關,其中主體民族哈薩克族占比超過了71%,坐穩了“老大哥”的位置。而維吾爾族的人口數量大概在30.5萬人左右,占比約1.5%。
你別看這1.5%不起眼,但在特定區域,這個比例可是相當嚇人的。他們高度集中在東南部的阿拉木圖州和阿拉木圖市。在這些地方,你出門買個菜、打個車,碰到維吾爾族老鄉的概率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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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這部分維吾爾族群體來說,他們的心態是:“我爺爺的爺爺就在這兒種地了,我也是這片土地的主人。”但在哈薩克斯坦獨立后,隨著民族國家構建的加速,一種微妙的“主客之分”開始在社會潛意識里蔓延。
在很多主體民族的敘事里,哈薩克斯坦是“哈薩克人的國家”,其他民族雖然也是公民,但總歸帶著點“客居”的味道。這種認知上的錯位,一旦涉及到資源分配的時候,矛盾就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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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為何成了兩族溝通的問題?
在蘇聯時期,大家都有個共同的“官方普通話”——俄語。那時候,不管是哈薩克族還是維吾爾族,受過教育的人見面都講俄語,溝通完全沒障礙。
可是1991年以后,風向變了。哈薩克斯坦為了找回自己的民族尊嚴,開始大力推行“國語化”政策。1997年通過的《語言法》明確規定,哈薩克語是唯一的國家語言。
這對維吾爾族來說,是個巨大的挑戰。
雖然維吾爾語和哈薩克語都屬于突厥語族,語法和詞匯有不少相似之處。但問題在于,很多城市里的維吾爾族精英,早就“俄語化”了。讓他們重新撿起一門雖然親切但并不熟練的語言,還是有一定難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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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尷尬的是教育。政府為了推廣國語,逐年削減維吾爾語學校的預算和課時,或者強制要求增加哈薩克語授課比例。很多維吾爾族家長陷入了兩難:送孩子去維語學校吧,怕將來考不上好大學、進不了體制內;送去哈薩克語學校吧,又怕孩子忘了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送去俄語學校吧,雖然教學質量好,但眼看著俄語在哈薩克斯坦的地位是一天不如一天。
這種語言上的焦慮,直接轉化成了對主體民族政策的不滿。而在哈薩克族看來,這事兒天經地義:“你在我的國家生活,學我的語言不是應該的嗎?抗拒學習是不是說明你對這個國家不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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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語言本來是溝通的橋梁,現在反而成了互相猜忌的墻。
飯碗與面子為何會引發兩族博弈?
聊完文化,咱們得聊聊更現實的東西——錢。
維吾爾族這個民族,那是出了名的會做生意。在阿拉木圖著名的“大巴扎”(集市)里,你會發現大量的商鋪、批發點都是維吾爾族人在經營。
這種經濟上的活躍,有時候反倒成了拉仇恨的導火索。
在哈薩克斯坦獨立初期,經濟一度非常困難,很多主體民族的老百姓日子過得緊巴巴的。這時候,他們轉頭一看,哎?怎么旁邊那個維吾爾族鄰居換了新車?怎么他們壟斷了附近的建材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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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相對剝奪感”油然而生。在一些激進的民族主義言論中,維吾爾族被描繪成了“狡猾的商人”,甚至有人認為他們搶占了本該屬于哈薩克人的就業機會和市場份額。
這里還得提一個特殊的群體——“回歸者”。哈薩克斯坦政府為了增加主體民族人口,花大價錢邀請國外的哈薩克族人回國定居,給房、給地、給補貼。
這政策本身沒毛病,是人家國家的主權。但對于一直生活在國內的維吾爾族人來說,心里就有點酸了:“我納稅納了幾十年,路還是破的;那個剛從國外回來的,話都說不利索,政府直接發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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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資源分配上的“雙標”,讓維吾爾族群體感覺自己是“二等公民”。
而且,社會階層的固化也在加劇這種隔閡。現在的哈薩克斯坦,政治和大型國企的高層職位,基本是主體民族的天下。維吾爾族雖然在商業中小有成就,但在政治話語權上是非常弱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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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經濟上有得賺,政治上沒聲音”的狀態,讓很多維吾爾族精英感到不安,也讓兩個民族在深層次的信任上始終隔著一層窗戶紙。
官方愿景很美好,為何民間卻存在明顯差異?
當然,如果只看上面的分析,你可能會覺得這地方是不是天天吵架?那倒也不是。哈薩克斯坦政府其實非常清楚民族問題的敏感性,所以他們搞了一套很高大上的理論,叫“納扎爾巴耶夫模式”。
這個模式的核心機構叫“哈薩克斯坦人民大會”。這是一個咨詢機構,里面有各個民族的代表,目的是確保所有民族都能發聲,大家和和氣氣地坐在一起喝茶、開會。官方的口號是“多樣性中的統一”,強調大家都是“哈薩克斯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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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媒體的鏡頭里,各民族穿著鮮艷的傳統服裝,手拉手跳舞,畫面那是相當和諧。
但咱們得實話實說,這種“官方和諧”和“民間溫差”是并存的。
在基層社會,雖然沒有大規模的沖突,但隱形的“玻璃門”到處都是。比如在阿拉木圖的一些社區,雖然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混居,但大家的朋友圈往往是分開的。維吾爾族有自己的社交網絡,紅白喜事、生意往來大多在圈子內部消化;哈薩克族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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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平行社會”的現象,導致了謠言和偏見特別容易傳播。
而且,外部環境的變化也在影響著內部關系。雖然我們不談地緣政治的大棋局,但哈薩克斯坦作為一個中亞國家,它對國家安全極其敏感。在一些極端民族主義者的眼里,維吾爾族因為有跨界的背景,有時候會被莫名其妙地貼上“不可靠”的標簽。
對于維吾爾族年輕人來說,他們面臨著一個靈魂拷問:我是要徹底“哈薩克化”以換取前途,還是堅持自己的民族特性但接受邊緣化?
現在很多維吾爾族家庭的選擇是“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努力讓孩子學好國語,表態效忠國家;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選擇移民,去土耳其或者歐美尋找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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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下來,哈薩克斯坦的維吾爾族和主體民族之間,并沒有什么血海深仇,更多的是一種在國家轉型期,因為資源分配、身份認同和文化焦慮交織而成的“別扭感”。
哈薩克斯坦政府正在努力維持這種平衡,畢竟對于一個擁有120多個民族的國家來說,穩定是壓倒一切的任務。但要真正解開這個心結,光靠官方的“人民大會”是不夠的,還需要在教育公平、就業機會以及日常的尊重上,拿出更多實實在在的誠意。畢竟,鄰居是要做一輩子的,心門打開了,日子才能過得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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