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逼近成都，部下勸潘文華舉行起義，潘文華：我太太是軍統的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深夜，雙流機場燈火通明，一架美制C-47已開動螺旋槳，等候川西警備司令潘文華登機。南京來的加急電報置于桌角，只剩一句話——“務必今夜起飛”。然而，房中那位身著老舊呢制服的中將，卻遲遲沒有走出門。

他已在軍旅中打滾三十余年。北伐時期，他追隨劉湘轉戰川滇；淞滬抗戰，他帶著獨立旅趟槍林彈雨；抗戰勝利后，被蔣介石派回故鄉成都，統轄川西防區。當時這被視為“榮歸”，可到了一九四九年冬，這頂桂冠卻像鉛塊一樣沉重。

大渡河口失守的消息，比山里寒風還刮得人心發緊。十二月初，解放軍第二野戰軍主力已抵雅安，川西屏障幾乎洞開。城市上空盤旋著逃亡的飛機，省府要員和商賈巨賈忙著往重慶、昆明、香港遷移。街頭軍車來去，百姓卻在緘默中搬運柴米，只求少受一場劫火。

司令部里氣氛凝滯。一個副官捧著軍令沖進書房，輕聲提醒：“再不動身，就來不及了。”這句話引來旁人附和，連日來他們或明或暗，都在勸他起義——至少交權，別讓弟兄陪著陪葬。潘文華卻只是把目光移向窗外，吐出四個字：“且再看看。”

“我太太是軍統的。”他在第二天的作戰會上突然冒出這句，聲線微啞。眾人面面相覷——原來真正的包袱在家里。張夢若，當年上海灘名伶，后加入軍統特工處，抗戰期間輾轉桂林、貴陽，專跑西南線情報。與潘文華成婚后，她的身份成了兩人之間永遠的暗影。

劉文輝已在雅安暗通電臺，鄧錫侯的部隊也與二野私下約法。天平傾斜得如此明顯，蔣介石派來的軍機更像一條催命符。對潘文華而言，最難的并非政治抉擇，而是如何安置妻子——“我若舉義，她如何自處？”這是他不愿說出口的憂慮。

夜深人靜時，他常想起兩年前在北平和周恩來那場雨夜長談。對方曾平靜地說：“你一身血汗，都在這片土地。到那一天，希望你能為百姓再出一次力。”話語不重，卻如釘子，釘在心頭，拔不出，也忘不掉。

十二月二十六日晚，潘公館燈火未熄。桌上兩份文件，一張飛臺北的機票，另一封則是副官草擬的起義通電。燭光搖晃，他久久未落筆。忽然，他抬頭，看著圍在四周的幾名骨干，只說了一句：“劍要出鞘了，誰怕鋒刃就快走。”沒人動，空氣像被扯緊的弦。

他終究還是先向家人動手。次日凌晨，他把一個鎖著的鐵盒遞給張夢若，里頭塞滿金條與外幣。她抬眼望他，輕聲問：“你呢？”潘文華低頭，像答自己的問：“與城共在。”那一刻，窗外傳來遠處炮聲，沉悶，卻讓兩人都定了心。

十二月二十七日，潘文華乘吉普北上彭縣。沿途路口本有炮陣，可炮口低垂，士兵席地烤火。有人招手高喊：“將軍，解放軍就在前頭！”他放慢車速，返身叮囑護衛：“槍口朝下，別惹事。”午后抵龍興寺，一抹蒼黃色的夕陽照在青磚灰瓦，劉文輝、鄧錫侯已等候屏息。

三位川軍舊將沒有寒暄，也無握手言歡，只把目光投向桌上的電報機。斟字酌句，一封“和平起義通電”在傍晚七時發往北平中共中央，隨后又電告各縣市部隊停止抵抗。同日深夜，二野先遣部隊踏入成都城門，街頭一片寂靜，除了夜風，沒有一聲槍響。

戰禍沒有降臨，市民松了一口氣。中共西南局當天深夜復電嘉獎，翌日公文抵達，稱贊“保全成都，功在人民”。潘文華得以保留軍銜，改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分管地方善后、文化保護、老兵安置等事務。對一位出身川軍、曾掛青天白日勛章的老人，這已是寬厚安排。

他搬進文化宮附近兩層小樓，推掉哨兵，留下老仆一人照料。街坊常見這位背微駝、步履穩重的老人拿著卷宗，在青羊宮外的石凳上寫寫劃劃。有人上前致意，他點頭示意，不多言。市戲曲院一次被提議改編傳統劇目，他一句話：“川劇別砍柴刀砍到骨頭上，留點根脈給后人。”眾人遂將“以保留為主、漸進革新”寫入章程。

舊日創傷仍如影隨形。每逢陰雨，他肩頭彈片處陣陣作痛，常被驚醒。軍區醫院勸他開刀取出，他擺手：“留個念想提醒自己。”一九五〇年六月初，他在一次會上因高燒暈倒，兩晝夜后病逝，年五十六。

追悼會設在省體育館，遺體覆上新中國五星紅旗，也擺著他曾穿過的舊軍裝。挽聯寫著：“識時定向，艱難自持；解危一城，多活百姓。”送行者中有白發鄉紳，也有曾與他對陣的解放軍老兵。草木無聲，川劇鑼鼓自遠處傳來，像是在為這位在風浪間棄舟踏浪的人收尾，也為成都的安寧添一段難忘插曲。

“我太太是軍統的。”這句似是推脫，實則透露了復雜的牽絆。潘文華在個人恩怨、軍人信義、天下蒼生之間躑躅良久，最終靠一紙通電，讓古城免于炮火。個中辛酸誰能盡知？可那一刻的選擇，已足夠定義他的名字：不求高座，但求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