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去世前，與家人吃飯眉頭緊皺，保姆：我當時心里咯噔一下

1950年春天的一個清晨，北海還籠在薄霧里，李佩提著一個舊藤箱，第一次走進中南海西門。她被派到一戶年輕人家中當保姆，與她想象中的高門深宅不同，四合院不大，院中種著丁香，男主人笑著迎了出來，自報家門：“我叫田家英，以后得多勞煩您。”那一年，28歲的田家英剛從西柏坡隨中央進京，成了毛主席的秘書；而李佩，一個出身沒落旗人家庭的寡婦，只帶著十四歲的女兒在城里謀生。誰也沒想到，這次相遇會讓她用一生感念“那幾年才像過日子”。

李佩的人生顛簸得早。清末出生、家境殷實，父母怕她受苦，硬是將婚期一拖再拖。誰知北平城風云驟變，她最終嫁進一個衰敗的宗室旁支。丈夫是黃埔二期，熱血退潮后卻沉迷鴉片，不到四十歲便死在東安市場的后巷。婆家仍沿襲祖上傳下的家法，動輒拳腳。到了1949年冬，城頭紅旗落地，她背上小包袱，躲在解放軍的進城隊伍旁，從此與舊日恩怨一刀兩斷。

給人做保姆，圖的不只是口飯。李佩在天津、北平輾轉雇主多家，有的苛刻不讓上桌，有的私扣工錢。直到田家英夫婦張開雙臂，事情起了變化。田家英愛書，見她識幾個字，便把家里翻舊出來的魯迅全集送她：“您看看，喜歡哪一本盡管拿。”董邊性子直，不惜甜點心巧讓雇工先嘗。李佩頭一次覺得，“自己不是個下人，而像親戚”。

這種溫暖對一位長年受白眼的中年婦人而言分量有多重，可想而知。八角樓里夜深燈亮，田家英伏案寫材料，李佩悄悄給他續茶。她的氣管炎一犯，只敢躲到灶間咳嗽。董邊聽見，走來遞藥，還拍拍她的背，說自己兒時也喘，“別憋著，家里哪有外人”。柔聲一句，李佩紅了眼圈。

不久，田家有了女兒。孩子吃奶時，父母常被文件電話拉去忙，只剩李佩抱著哄睡。夜里斷奶，嬰聲大作，她披衣而起，生怕影響男人寫作。那一年里，她不止一次見到田家英整夜伏案，起身時已是晨鐘。日后人們提起，一篇篇中央文件、毛主席的講話稿，背后都有這盞徹夜不滅的昏黃燈光作伴。

1955年夏，李佩的女兒德利突然吐血，被確診為肺結核。那是談虎色變的病，醫藥昂貴，她幾乎絕望。田家英知道后，二話沒說，托衛生部朋友弄來六十支法國鏈霉素，還從自己的工資里撥出一筆錢，交代李佩：“治病要緊，別有后顧之憂。”兩個月后，德利轉危為安，上學的事也由田家英夫婦做了擔保，報了師大附中。一份恩情，從此埋在李佩心里。

日子就這樣流過去。中南海的春花秋月都見證這家人互相扶持。可誰也擋不住時代的風向。1966年5月，政治風暴乍起，曾在廊下溫言叮嚀的男主人，成了眾矢之的。文件一張接一張，指責聲席卷而來。田家英仍按時回家，卻愈發沉默。李佩隱約感覺到什么，卻不敢多問。有時她端湯進書房，見他獨坐窗前，稿紙攤作散葉，目光卻定在遠處梧桐。那神情，說不清是悲愴還是困惑。

5月22日晚，家里氣氛壓抑得讓人透不過氣。晚餐是家常面，調料放重了鹽。田家英一言不發，把面挑進碗里，眉心擰得死緊。李佩私下揣著心事，筷子都險些握不住。她抬頭，對上他的目光，只來得及捕捉到一絲決絕。她后來回憶：“那時候心里咯噔一下，冷颼颼的。”

次日拂曉，他的書房傳出低沉悶響。年輕的生命在悄無聲息間斷裂，留下未寫完的稿紙，也留下一個天塌下來的家。田家英，時年僅四十四歲。那天距離他陪毛主席南行歸來，不過半月。

噩耗傳開，董邊暈厥過去。兩個還在上學的孩子懵懂無聲，李佩抱著他們，一個勁抹淚。更大的風暴緊隨其后。調查組進門，查抄、退房、遣散雇員。為了不連累李佩，董邊含淚把她送出門：“姐，趕緊走，千萬別回頭。”李佩卻在墻角蹲了整夜，天亮時只留下兩句囑托，“記得喝點水，孩子別餓著”。

往后的歲月，將近十年，李佩東挪西借，自己靠在縫紉社補鞋維生，卻把省下的糠菜干糧偷偷送到董邊手里。她知道田家英若地下有知，也會囑她如此。有人勸她：“人都死了，你圖個啥？”她搖頭：“人情得還，不能讓他寒心。”

田家英為黨工作時間雖短，卻留下不少手跡。1956年，他曾陪毛主席南下考察，寫成十四萬字紀要，為破除浮夸、恢復實情提供了依據。1958年“大躍進”高潮時，他敢直言“鋼鐵指標過高”，提醒不能脫離實際。毛主席對他向來器重，說他“講實話，敢碰硬”，還請他去廬山“當面提意見”。然而在特殊年代，敢言有時成了風險。1966年春，批判風云乍起，他陷入無休止的審查，精神重壓之下，終于走到絕路。

有意思的是，他去世后，很多在中南海共事的老秘書提起他，都用“真讀書人”來評價。田家英曾在北京大學念書，熟讀《史記》《資治通鑒》，寫材料引經據典得心應手。毛主席夜半批示，看他融會貫通，常夸他“腦子好使”。可正是這份鋒芒，后來被曲解成“自吹自擂”“狂妄自大”。

有人說，田家英若能再隱忍些，也許能熬過去。可熟悉他的都明白，沉默一時易，違心一世難。他在給友人的信里寫過一句：“身為布衣也要作良史。”那份志向，使他在風暴里不肯違背良知；結果，是一封寫給中央的萬言檢討稿竟成遺言。

試想一下，中南海的磚墻不變，里面那些曾經熱烈工作的年輕人卻一個個被風浪席卷。田家英只是其中最早倒下的身影之一。毛主席深夜得報噩訊，沉默良久，只說：“斯人已逝。”隨后讓人把他的遺稿裝袋封存，交給中央辦公廳保管。

田家英走后，董邊帶著孩子離開了中南海，搬到西城區一處狹小平房。那間屋子里，李佩常悄悄出現，手提熱水袋、面粉、罐頭。孩子放學回家，會看到“李媽媽”坐在炭火爐旁縫補衣服。年幼的他們不知道母親每月靠微薄津貼勉強度日，只記得那位花白頭發的老人時時拍著他們后背說：“別怕，爸爸要是知道你們好，他就放心了。”

日子難，但也得往前走。德利康復后上了師范，畢業被分到昌平縣任教，后來又調回城里。那是李佩最欣慰的事。1980年代初，風云散盡。中央批準為田家英平反，恢復名譽。董邊攜子女到八寶山領骨灰，多年壓在心口的陰霾才稍稍散去。同年，李佩也被重新請回家，雖已白發蒼蒼，仍在灶間忙碌，仿佛過去的歲月并未遠去。

1983年深秋，李佩因肺部感染離世。臨終前，她握著德利的手，氣若游絲卻仍念叨：“我在中南海那幾年的光景，好像做夢。你要記得，是田先生給了咱們第二次命。”這句反復念叨的話，后來傳到老同事耳中，成了關于這段往事的最后回響。

田家英的一生如疾風驟雨，李佩的陪伴則像冬夜的燈芯，微弱卻溫暖。一個仕途突折的知識分子與一個歷經滄桑的老保姆，他們短暫相交，卻在彼此生命里留下抹不去的痕跡。歷史的巨浪卷走了多少人，可在波濤之下，總有人記得一個脊背挺直、眉頭深鎖的夜晚，也有人在暮年重提那張小院飯桌，低聲說：那是她一生最被善待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