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八歲離開甘肅老家，六十歲仍然不愿回去的心結！

我離開家那年，十八歲。背了個洗得發白的帆布包，里頭塞了兩件換洗衣服、一本卷了邊的《讀者》合訂本，還有母親半夜起來烙的三個雜面鍋盔。我沒等高考預選張榜——我們那個時代，要想參加高考跳出農門，必須先過了預選這一關。全校應屆生能擠進預選名單的，從來超不過二十五個。我知道，那里頭不會有我的名字。

天還沒大亮，我踩著崎嶇山路草叢里冰涼的露水，頭也不回地走出了村口。回頭望最后一眼時，啟明星還冷冷地釘在東山梁上，像我那些年里怎么也咽不下去的一口氣。

我的家鄉，在甘肅隴中。那地方，地圖上就是黃土高原皺得最深的那一塊。山是焦黃的，一層疊一層，像是大地累極了喘不過氣來的皺紋。十年里頭，有九年盼不來幾場像樣的雨。水金貴啊，記得小時候，早上媽媽端出一碗水，一家人輪流含一口，吐在手掌里抹一把臉，就算全家七八口人洗過臉了。洗鍋洋芋疙瘩的水，晌午澄清了再洗菜，到了晚上，還得留著給驢喝。路是羊腸子似的土路，如同一條蜿蜒而行的蛇，一會兒盤旋在山脊、一會兒蜿蜒曲折在溝底，一下雨就成了黏稠的泥漿，能把你的希望和鞋子一起牢牢吸住。我總覺得，那連綿的大山，隔斷的不只是外頭的消息，連風到了我們這兒，吹起來都帶著一股子干澀的嘆息。

所以，當我擠上那列西行的綠皮火車時，心里沒有怕，只有一股子蠻橫的決絕。車廂里彌漫著汗味、旱煙味和方便面味，人擠得像沙丁魚。我靠著車門，臉貼著冰涼的玻璃，看著窗外熟悉的、令人窒息的黃色山巒一點點后退，變淡，最終被甩得不見蹤影。火車喘息著爬上了烏梢嶺，穿過一個又一個漫長的隧道，每進一次黑暗，我都覺得是把一段舊日子徹底甩在了身后。我知道，我是不會再回頭了。火車終于西出陽關，進入星星峽，我徹底離開的我的家鄉——甘肅。

家鄉變故鄉、他鄉成家鄉。天山北麓的那個小縣城，成了我新的家鄉。剛到新疆的那些年，這里的天，藍得透明，藍得讓你覺得以前在老家看到的，都是蒙了層灰布。空氣是清冽的，帶著松針和雪水的味道。水更是不缺，渠水嘩嘩地流，隨便順流一擋，就是多半筐半大的野生草魚和鯽魚。我在這里落了腳，先是當娃娃頭，教孩子們識字念書；后來在鄉里寫材料，跑田埂，從秘書干事一路干到書記。

幾十年，我騎著自行車、摩托車，后來坐著小汽車，跑遍了這里的每一個村子，喝過哈薩克族老鄉的奶茶，處理過牧民轉場的糾紛，也看著戈壁灘上一點點長出棉花、葡萄和嶄新的房舍。我把根，慢慢地、試探地，扎進了這片曾經陌生的、卻慷慨接納了我的土地。

如今，我退休了，閑了下來。老家那邊的消息，卻像掐準了時間似的，多了起來。親戚在電話里說，村村通的水泥路修到家門口了，以前政府補貼的母親水窖還用著，但主要是洗衣飲牲畜。停擺了70年的洮河引水工程交付使用，自來水通到了鍋沿口。再不用跑十幾里路去馱水。手機拍的照片發過來，老屋翻新了，貼著光亮的瓷磚。昔日的同學，有的當了老板，有的孫子都上了大學。他們總說：“老哥，啥時候回來看看？變化大著哩！”

我嘴里應著“好好，有空一定”，心里卻像一潭被攪動了的深水。我知道他們說的大半是真的，國家發展快，老家肯定也不是從前模樣了。可我心里頭梗著的，好像又不是那些看得見的“窮”。

我害怕回去。怕看到那些山，它們即便披上了些人工的綠色，骨子里是否還是我記憶里那般沉默而威嚴的擠壓？怕走上那條不再泥濘的硬化路，它是否還能認得我這個當年倉皇出逃的少年？更怕見到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在酒桌上，他們會如何打量這個離開四十年的游子？是羨慕我“出去了”，還是惋惜我“忘本了”？我們之間，隔著的不只是萬水千山，更是整整四十年的、截然不同的人生滋味。

在新疆待久了，我習慣了這里的開闊。這里的生活，像這里的天空和原野一樣，一覽無余，沒什么遮攔，心口是敞亮的。而關于故鄉的記憶，卻永遠停留在十八歲以前：那是干裂的土地，是深夜里為一口水發出的嘆息，是面對大山時感到的自身渺小與無望。那種浸到骨頭里的匱乏感和束縛感，是我青春期的全部底色，我花了四十年，才一點點用新疆的風雨、雪水、和無邊無際的地平線，把它慢慢覆蓋、洗去、中和。

我的離開，與其說是奔向什么，不如說是逃離一種命定的、令人窒息的可能性。我不回去，不是因為恨。那片土地沒有錯，它只是太貧瘠，養不活我年少時那顆過于饑渴的、想要掙脫的心。它給我的，是堅硬的脊梁和走出去的蠻勁；而新疆給我的，是容我伸展的天地和安放余生的平靜。“樹挪一步死、人挪一步活”，在我的生命區間和生活過程中得以印證。

故鄉，成了我生命里一個遙遠的、定格的背景。我感激它賦予我出發的勇氣，卻再也無法將它當作歸途。就像那列西行的火車，一旦開動，便只能把所有的眷戀與惆悵，化作一聲長長的汽笛，留在身后越來越淡的群山剪影里了。

向西，我的人生只有這一個方向。故鄉，在身后，在夢里，在再也回不去的，那個啟明星清冷的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