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懷仁堂授銜典禮剛結束,許光達在臺階口輕輕瞇起眼睛。軍銜金光刺得他微微發酸,醫務人員隨即建議去做一次全面眼科檢查。然而,大將公務繁忙,這一拖就是八年,直到1963年夏天視力驟降,他才住進了北京解放軍總醫院。
301醫院成立不過十來年,已被看作“共和國的健康堡壘”。許光達住進特護區的消息很快傳到總政保健部門,幾位醫護被點名組成臨時專家組。年逾花甲的張福星任組長,他從日本留學歸來后一直主攻角膜病變,是建院時就被高薪聘請的“定海神針”。
初診那天,張福星用裂隙燈反復比對,給出“老年性晶狀體硬化并角膜營養不良”結論,若不手術,兩年內恐失明。他把方案鋪陳在桌面:“分期切開,局麻,不走西方全麻模式。”許光達爽快答應:“你是行家,該怎么做就怎么做。”一句“全權托付”讓張福星感到從軍旅到白袍都少見的信任。
8月8日上午八點,手術臺燈光打得炙白。張福星連著站了三小時,臨近收尾時,他的顯微操作出現半毫米誤差,角膜緣被劃破。術畢不到半小時,許光達右眼充血腫脹。復查指標跳紅線,手術判定失敗。
保健局當日晚十點通報,要弄清技術原因,也要查管理漏洞。調查組名單一公布,手術室里的張福星握著病歷本自言自語:“完了,這下瞞不住了。”旁人沒聽懂,他心里卻明白——解放前在上海開私人診所時,手續并不完備,擔心這一頁舊檔被翻出。
消息傳到病房,許光達先問護士:“張主任情緒怎樣?”得到“狀態不佳”的回答,他叮囑隨員把醫生請來。客廳里,大將先開口:“我眼睛折騰幾十年,這次是意外。責任先掛在我這兒,手術組任何人不許受處分。”一句話攔住了進一步追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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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靖華隨后端上熱茶,輕聲對張福星說:“醫生和戰士一樣,都在第一線,難免有偏差。”這并非客套,許光達在長期戰爭歲月里經歷過多少手術失敗,他深知概率面前誰也無法百分百勝算。
有意思的是,調查組來到醫院,發現術前準備、器械消毒、術中記錄都符合流程,唯一問題正是那道意外劃痕。主任醫師汪士鐸寫的結論是“非責任性事故”。文件擺到中央保健委員會時,追責意見被按下不發。
張福星情緒逐漸平復,可他依舊惴惴,“如果大將轉院,醫患信任鏈就斷了。”此時許光達提出:先保守治療,三周后再行補救手術,主刀人不變。保健局雖感冒險,但拗不過當事人,堅持加派兩名年輕助手,并引入最新國產顯微鏡。
9月初的北京夜涼如水,補救手術在無影燈下開始。張福星改變刀路,從角膜上方進切,成功避開受損區。一個半小時后,晶體干凈植入,縫合時線扣緊密、無滲漏。術后第七天拆紗布,許光達能清楚辨認掛在墻上的《解放軍報》標題。護士拿對數視力表,他穩穩讀到0.8。
恢復期間,部隊同僚來訪,他笑說:“醫生審視我的眼,我得審視自己的心。”這句話后來在301內部成為討論典范,醫患雙方互信不是口號,而是一次次拿事實舉例出來的。
值得一提的是,調查最終結論除“技術意外”另外加了一條:應建立高強度手術后值班機制,一旦出現并發癥可即時處理。此后,301醫院將眼科夜班從單班改為雙班,配備急救藥箱和備用顯微設備,一直沿用到今天。
許光達的眼疾痊愈并非故事終點。1964年春,他在部隊會議上談保健工作時突然提到:“醫生救人,要把風險寫進章程;指揮員打仗,也得把傷亡寫進計劃。缺了哪一條,都不是實事求是。”當時會場靜得能聽見鉛筆滾落。
一年以后,張福星在學術期刊發表《復雜角膜手術意外處理十例》。署名欄除他自己,還特意附上一句致謝:“感謝患者許光達同志的理解與支持。”這篇論文后來被譯成俄文,寄往莫斯科眼科中心,也讓蘇聯同行第一次注意到新中國自主改良的角膜縫合法。
再過幾年,“文革”風浪席卷各行各業,許多醫師被批判。張福星因那段“私營診所史”差點被揪出,正是調查結論里“手術成功與醫德可信”的記錄擋了一劫。一張薄薄的檔案紙,成了他的護身符。
1970年代末,許光達因長期勞累離世。整理遺物時,工作人員在抽屜發現一張折痕明顯的手術記錄單,右上角用鋼筆寫著:“信任,勝過黃金。”沒人知道他哪天動筆,只知道那枚字跡清晰,足夠說明事情分量。
醫生救人,患者托命,兩者間一旦有裂痕,哪怕只有半毫米,也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1963年那次刀口誤差留下的教訓,被記錄、被總結,也被后人一遍遍提起,在醫院走廊的燈光里,仍看得見那道曾經的閃爍紅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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