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24日夜,閩西長汀細雨迷蒙。山谷間槍聲急促,零星火光照出一位花白胡須的中年人。他氣喘吁吁,卻死死護著身旁的公文袋。當敵軍逼近,他忽然停步,朝隊友擺手:“別管我!”下一秒,身影縱入懸崖,擊碎夜色的,是衣袂掠風聲。護送隊長鄧子恢愣在那里,久久不能言。
這道峽谷埋藏了他的名字。信息被戰火切斷,兩年后才翻山越嶺抵達陜北。1937年盛夏,延安楊家嶺窯洞前來了兩位姑娘——何實山、何實嗣。她們一路從湖南走到西安,再搭便車進陜北,只為問一句:“父親在哪?”
遍尋延安無果,謝覺哉接見了姐妹。他抬頭,紅了眼眶,“孩子,你們父親在長汀犧牲,兩年多了。”寥寥數語,如山崩地裂。消息傳到整座寶塔山,窯洞里的人都沉默了。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16周年紀念會上,毛澤東向會上宣布了這一噩耗,低沉的話音讓會場里的煤油燈都似乎暗了半分。
這位在閩西消失的父親,1876年5月27日出生于湖南寧鄉一個貧苦農家。早年扒著牛角學耕作,饑腸轆轆時,他羨慕自家黃牛能“放肆吃草”。父親的一句“長大像牛一樣做事,必能吃飽”成了他畢生信條。
26歲那年,他考中秀才。縣里要他去當管錢糧的小吏,他甩袖拒絕,轉身種田教書,鄉親給他取了個外號——窮秀才。此后他與謝覺哉、姜夢周等結拜,被稱為“寧鄉四髯”,合辦“薄費多徒館”,學費只有別家一半。貧寒學童蜂擁而來,簡陋課堂卻生機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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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炮聲一響,他第一個剪斷辮子。見妻女仍纏足,他干脆把尖頭鞋統統劈了。有人譏他“老來俠客”,他笑答:“國將新生,人亦當新。”
1913年,他以37歲“高齡”考進湖南省立第四師范。校長目瞪口呆,他卻道:“舊學淺,新學盼,一棵老樹也要抽芽。”同年,和正在預科班讀書的毛澤東相識。校園傳言:“毛潤之所謀,何胡子所趨;何胡子所斷,毛潤之所贊。”
隨后驅張敬堯、創辦文化書社、成立湖南俄研會,一連串動作,把這位“遲到的學生”推到歷史前臺。1921年7月,上海南湖紅船上,他是最年長代表。返湘后,他與毛澤東組建中共湖南支部,夜以繼日發展工友、學生,腳底磨出水泡,仍嫌行程太慢。
大革命失敗,他遠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列寧山丘冬雪厚,夜半室友聽見他嘆息:“衣佩未解,國事難安。”1930年他學成歸國,在上海主持互濟會,暗中營救無數被捕同志。
1931年秋,他抵達瑞金,被毛澤東推薦為工農檢察部部長。三件寶:布袋子、手電筒、記事簿,陪他走遍山坳。瑞金縣委組織部長陳景魁濫用職權、橫行鄉里,他赴現場查證,當眾宣布槍決。有人寄來子彈恐嚇,他把彈殼敲在桌上,“好!查對了路子!”村民給他起了新稱呼——何青天。
可是在“左”傾路線影響下,他被扣上“右傾”帽子。1934年初,所有職務被撤。毛澤東此時亦受打擊,愛莫能助。10月,中央紅軍長征,他被迫留守。臨別前,毛澤東握住他手臂,兩人默然無語。
敵軍步步緊逼,他鼓勵留守同志:“剩下一個人也要斗爭。”組織決定護送他與瞿秋白北上,途中遭襲,他體力不支,懇求鄧子恢開槍了結,未果。終在懸崖邊躍身,以生命兌現“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
消息遲到,悲痛卻沉重。何實山、何實嗣揣著父親舊照片離開延安時,窯洞口一排送行的戰士脫帽默立。謝覺哉目送她們背影,小聲念叨:“傳,一定要寫。”十年后延河水畔,他寫下“臨危一劍不返顧”句子,兌現誓言。
1964年1月7日,長汀縣委在烈士犧牲處立碑,董必武題字。碑不高,卻日日有人獻花。老人站在碑前常說:“他年紀大,但心最年輕。”
從“窮秀才”到“何青天”,從南湖紅船到長汀絕壁,何叔衡的人生像一根繃緊的弦,直到最后一刻才斷裂。犧牲時59歲,入黨已14年,他始終堅信:個人的終點,正是革命的起點。他沒有等到女兒,卻用另一種方式把未來交給了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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